當歐洲各國因為新冠疫情陷入停頓時，瑞典卻彷彿是一個“超現實”的存在。許多國家採取了封鎖措施，意大利更是處於救援“煉獄”模式。但在瑞典可以看到的是：咖啡廳生意興隆，草地上遍佈野餐和燒烤，人們仍在春天的陽光下挽手散步。有人認為是該國文化塑造了其獨特的判斷，但部分醫學專家也正在對這樣的格格不入表示越來越不放心。
和歐洲別國相比，這彷彿是另一個世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截至30日，瑞典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的病例達3700例，總死亡人數為110人，單日新增253例。疫情也正在瑞典蔓延，但與歐洲別的國家相比，它的生活秩序似乎沒發生太大改變。
瑞典政府不是完全沒有采取措施，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在電視演講中呼籲民眾聽取建議，包括儘量在家辦公，生病不要出門，與人保持距離，以及不要參加50人以上的聚會（27日前的說法是不要參加500人以上的聚會）。但是在瑞典，學校、體育館和（存貨充足的）商店以及邊界都保持開放。酒吧和餐館繼續提供服務，火車和公共汽車仍在遍及全國各地。據BBC報道，相比之下，鄰國丹麥的會議只限10人參加，而英國則不再允許與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見面。
在另一方面，12日起瑞典政府宣佈了“放棄大規模檢測”，這就意味著只有已經入院和危重群體才能得到檢測。所以儘管瑞典當前的確診數字在整個歐洲看起來不突出，但專家分析真實的感染人數可能有10倍之多。
據《衛報》報道，儘管處於疫情嚴重的歐洲，但人們形容在瑞典的體驗似乎是“不真實”的。一位瑞典市民描述：“我在當地的咖啡館裡工作，當我在推特上驚恐地滑動看到一些空城的片段或在意大利運送遇難者的軍車時，身邊圍繞著的卻是一群和往常一樣健談的少年、帶著嬰兒的母親和一些自由職業者。”
同時，民眾對政府的處理方法一直沒有異議。《衛報》指出，瑞典高效、透明的公共行政管理已有300年的歷史，因此公眾傾向於相信他們所說的話，對這些講話的人懷有最大興趣。
瑞典文化有何策略影響？
社交疏遠、單獨居住……有專家正在分析瑞典選擇採取這樣不同措施的一些文化因素。首先，尤其對青年來說，長時間隔離尤其不是件容易事，世界各地都有人耐不住寂寞，嘗試奇怪的方法擺脫隔離，但在瑞典文化中，獨處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媒體採訪21歲的瑞典人維京對社交疏遠的看法時（Cajsa Wiking），她表示對獨自在一間臥室的公寓裡度過時光絲毫不苦惱。她說：“我們很擅長待在家裡，與其他文化相比社交性不強……因此這對我們來說更容易。”據BBC報道，其他評論員指出，許多瑞典人在公共場所時已經表現出社交疏遠的行為：例如，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與他人坐得很近是正常的做法，而在商店或咖啡館與陌生人閒聊是不尋常的。
研究瑞典文化的作家洛拉·阿金瑪德·歐克斯特羅姆（Lola Akinmade Åkerström）說：“就社交疏遠而言，瑞典人已經降低了這一距離，並自然而然地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發生之前就相互給予了數噸的物理空間。”
其次，普遍的獨居也被推測可能是該國採用該方法的一個相關因素。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與地中海國家的多代家庭相比，瑞典所有房屋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一名居民組成的，在歐洲比例最高。該國與父母分居的最常見年齡是18到19歲，而歐盟的平均年齡是26歲。一些專家認為，這些生活方式可能有助於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相反，在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內的當前感染熱點中，大家庭聚集在一個屋簷下的情況要普遍得多。
再者，瑞典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度很高，有人認為這也會促使當地人遵守自願準則。根據全國性調查，大多數瑞典人都觀看並認同了總統的電視講話。斯德哥爾摩的公共交通公司SL表示，上週地鐵和通勤火車上的乘客人數下降了50％。民意調查還顯示，將近一半的斯德哥爾摩人在遠程工作。
醫學界開始緊張：“歷史將是法官”
斯德哥爾摩商業區（Stockholm Business Region）是一家為該市的全球商業社區提供支持的國有基金公司，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英瓦松（Staffan Ingvarsson）提出了政府解決這次危機的戰略的核心：自我負責。公共衛生當局和政治人物仍希望在無需採取嚴厲措施的情況下減慢病毒的傳播速度。但隨著死亡人數的上升，瑞典佛系對抗病毒策略開始讓一些衛生專家焦慮自己國家的獨特做法。
上週，由2000多名醫生、科學家和教授簽署的請願書（包括諾貝爾基金會主席卡爾·亨裡克·赫爾丁教授）呼籲政府採取更嚴格的收容措施。卡羅林斯卡研究所病毒免疫學研究員塞西莉亞·索德伯格-納克雷爾教授說：“我們沒有進行足夠的測試、沒有足夠的（病例）追蹤、沒有足夠的隔離，我們已經釋放了這種病毒。”還有人表示，政府認為他們無法阻止它，因此他們決定讓人們死亡，“他們不想聽提供給他們的科學數據，盲目地信任公共衛生署，但他們掌握的數據薄弱，甚至令人尷尬。”
瑞典醫科大學Karolinska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艾瑪·弗朗斯（Emma Frans）博士說：“我認為人們傾向於聽取建議，但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我不確定是否足夠。”此外，政府尚未發佈有關在公共場所的行為的嚴格指示，而瑞典人熱愛戶外活動。
因此，她呼籲人們就如何在商店和體育館等公共場所進行互動提供“更清晰的說明”。“我很高興我不是做出這些決定的人，”弗朗斯博士表示，沒有人真正知道哪種測量方法是最有效的，“歷史將是裁定迄今為止歐洲作出最好決定的政客和科學家們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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