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瞭解唐代歷史的人，都對安史之亂的故事耳熟能詳。唐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冬安祿山擁兵造反，北方各州縣守軍一觸即潰，叛軍很快就攻佔了洛陽。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夏，叛軍又擊敗哥舒翰、攻陷潼關，京師無險可守，玄宗只好出逃四川，唐帝國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可就在關中叛軍進展順利之時，被安祿山派去進攻江淮地區的叛軍卻在河南雍丘遇到了唐真源縣令張巡的頑強阻擊，無法前進一步。張巡在雍丘與叛軍戰鬥了八個月，然後轉移到睢陽繼續堅守。叛軍不能戰勝張巡，就將睢陽城圍困，張巡堅守了近一年時間後，睢陽城終因糧盡無援而失陷，張巡、許遠等英勇就義。
張巡在睢陽的奮戰不僅保護了朝廷的江南財源，還牽制了十多萬叛軍主力，有力的支持了朝廷的平叛戰鬥。然而這段歷史中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即為何在河南與叛軍交戰的幾乎只有張巡這些地方官組織的義勇軍，且張巡在時長近兩年的戰事中幾乎沒有得到過來自朝廷的增援，朝廷的主力部隊到哪裡去了？
要知道當時朝廷在河南並非一直無兵。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張巡守睢陽時，朝廷新任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駐守臨淮，又有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都兵精糧足，可無人出兵救援睢陽。張巡曾派麾下神箭手南霽雲向賀蘭進明求救，但賀蘭進明拒絕出兵，坐視張巡被困。對於賀蘭進明見死不救的行為，後人多責其貪生怕死、明哲保身，或認為其嫉妒張巡、許遠的功勞而樂見其戰敗。這樣的結論顯然過於簡單，司馬光就曾指出：“初，房琯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意思就是說，賀蘭進明不救援張巡的原因並非妒忌張巡的功勞，而是害怕河南都知兵馬使許叔冀與自己火併，這才不敢輕易出兵。駐紮在河南地區的唐軍各部之間矛盾深重，在軍事主官們眼中，同僚是比叛軍更可怕的存在，自然沒人敢出兵救援睢陽。
司馬光的看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答案。如果我們對史料進行進一步判讀，就會發現河南諸部唐軍微妙關係背後的玄機——賀蘭進明和許叔冀之間的矛盾並不僅是房琯與賀蘭進明矛盾的延伸，
其根源在唐中央朝廷內部，更準確的說，是唐玄宗與唐肅宗之間的矛盾。
《妖貓傳》中玄宗批發擊鼓……
早在天寶年間，唐玄宗李隆基與太子李亨的關係就十分微妙。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六月馬嵬驛之變後，太子離開玄宗率親信北上朔方鎮，準備獨立領導平叛戰爭，並於同年七月十二日在靈武宣佈即位，是為唐肅宗。對於肅宗的行為，玄宗自然是不高興的，因此在七月十五日途徑普安郡（建州）時發佈《幸普安郡制》（當時玄宗尚不知道太子已經即位），以示唐帝國的統治者仍然是自己。制書中規定：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馬元帥，仍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採訪都大使，與諸路及諸副大使等計會，南收長安、洛陽……永王璘宜充山南東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節度支度採訪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廣陵郡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採訪都大使……豐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都大使……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
這道制書又被後世稱《命三王制》，而協助玄宗起草這道制書的恰好就是房琯。《命三王制》的主要意義在於規定了各重要宗室成員在戰爭中的職權範圍。這一方面標誌著玄宗以皇子代替邊鎮將領點兵這一重大政策轉變，另一方面也有借分封諸王制衡太子（肅宗）的意思。在制書中，玄宗將太子的轄區限制在黃河以北地區，河南、山南、江淮等地則安排其它宗室負責，如此就算太子即皇帝位，玄宗也不會大權旁落。肅宗對玄宗的意圖心知肚明，自然不會甘心受玄宗的擺佈，於是也針對各地的軍政、人事發布了自己的詔令，與玄宗爭奪影響力。由於地理因素，《命三王制》先於太子即位的消息傳到了帝國南方地區，不少官員是在執行《命三王制》的安排之後一段時間才接到了肅宗發來的人事任命。玄宗與肅宗之間的矛盾對此後各地節帥的任命造成了很大影響，河南也不例外。
安史之亂爆發後河南的第一任節度使是原先任職於河隴地區的張介然。張介然兵敗身亡後，此職務先後由李隨和宗室李祇擔任。李祇在任上表現不錯，河南各地義勇軍收復了一些失地，張巡更是在雍丘城下連續大勝。但很快河南節度使的人選又出現了變動。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五月底，虢王李巨被派往河南，擔任新任河南節度使。兩個月後玄宗的《命三王制》中又規定“其諸路本節度採訪支度防禦等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繼續命李巨總督河南要務。李巨算是玄宗一系的人，他主持河南軍政事務相當於玄宗可以在河南一帶長期施加影響力。肅宗登基後當然不希望河南長期保持這樣的局面，於是開始物色聽命於自己的新河南節度使人選。
這時西行朝見肅宗的原北海太守賀蘭進明進入了肅宗的眼界。賀蘭進明並無出色才能，但頗有政治心計。賀蘭進明與房琯不合，就向肅宗進言：“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忠臣所為乎？”，這番話說到了肅宗的痛處，引薦浮華之黨一事可大可小，但房琯參與謀劃《命三王制》和在各道安插親信的事卻令肅宗非常忌諱。於是肅宗不僅疏遠了房琯，還將賀蘭進明嶺南節度使的任命改為河南節度使，命其總管河南軍政事務。這樣
河南地區就出現了兩個節度使，一名是玄宗任命的虢王李巨，一名是肅宗任命的賀蘭進明，中央玄宗、肅宗的矛盾就此映射到了河南。張巡則被肅宗任命為河南節度副使，就此被動捲入了唐朝廷和地方實力派的內部紛爭。
隨著肅宗逐步取得了帝國的領導權，賀蘭進明也得以在河南取代李巨。但賀蘭進明的河南節度使生涯並不順利。前任河南節度使李巨先是拒絕對張巡部下將士進行封賞，又嚴令許遠將睢陽城中存糧調撥給濮陽、濟陰二郡，最後在離任時帶走了大部分兵馬，這些行為極有可能是故意拆賀蘭進明的臺。而房琯也通過提拔河南當地軍閥許叔冀的方式對賀蘭進明進行牽制。許叔冀部下多精兵，彭城和譙郡還有尚衡和閭丘曉的軍隊，賀蘭進明因此顧慮重重。永王李璘造成的動亂剛過去不久，賀蘭進明害怕自己與叛軍交戰時許叔冀等人乘虛火併，於是不敢輕易出動本部兵馬，無論前線如何危急都只屯兵臨淮靜觀其變。河南其它軍頭同樣害怕賀蘭進明借平叛為由奪取自己的兵權，也不願輕易出兵。於是張巡雖然有一個河南節度副使的頭銜，卻幾乎得不到來自友軍的任何增援，只得孤軍困守睢陽。
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八月時，肅宗又派平章事張鎬代替賀蘭進明出任河南節度使。張鎬雖願意主動救援，但其到任時已經是九月下旬，此時河南道各軍頭已經尾大不掉，對張鎬的命令大都陽奉陰違，最囂張的譙郡太守閭丘曉竟然公然抗令。當張鎬終於帶著援兵到達睢陽時，已經是城池失陷、張旭就義後的第三天。氣憤的張鎬下令杖殺了“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閭丘曉，但對許叔冀等人仍無可奈何。可見河南道的局勢如此，已非一日之寒。
總而言之，張巡堅守睢陽卻得不到朝廷的增援，其直接原因在於河南地區唐軍各部間的矛盾，賀蘭進明等害怕自己出戰時遭遇友軍火併，因而不敢輕舉妄動。而河南唐軍之間矛盾的根源又要上溯到玄宗與肅宗之間的爭鬥，張巡和睢陽城則是唐朝廷內鬥的受害者。事實上，包括玄肅矛盾在內的朝廷內訌是唐軍在平叛戰爭中多次失策的根源，這大大延緩了叛亂平息的過程，給帝國社會經濟造成了更嚴重的破壞。若非張巡出於忠義之心死守睢陽，叛軍就可能攻入江南財賦之地，到時局面就徹底無法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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