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先生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實則這句話裡，可能有多層含義是可以容我們進一步思考的：
（1）大師從哪裡來？是自己培養的還是從外面引進的？
（2）大師在大學裡要擔任什麼樣的角色？大師與大學是否只有優裕條件和豐厚成果之間的合作與效益關係？
（3）大師對大學的教學有沒有承擔？大師需不需要給本科生上課？
當然，這些問題本來不應成為問題。大師作為大學的聘任人員，自然而然應該肩負大學的科研、教學與諮議的三大功能。本科生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和重點對象，理應向其傾斜最優秀的師資。早在2014年，人民日報便已經有《教授就該給本科生上課》一文論及（《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4日第19 版）。所以當今天不少聲音認為教授甚至大師們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教學、尤其是本科生教學上，這是一個相當顛覆常識的認識。而說這話的人，恰恰就是一位學術大咖，也不能不讓人感慨良多。
最近，科學網博客資料為“國科大資環學院教授”的王立新先生髮表了一篇博文《教學影響科研嗎？---含淚惜別南科大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99994&do=blog&id=1209829），洋洋灑灑地解釋了一番自己為了最終拒絕了南方科技大學的長聘教授。通篇讀下來不見眼淚，只有一句反覆強調的話：我是要出科研大成果的，教學影響我集中精力搞科研，所以我不願意上課，你要我上課我就不去了！
當然，文章立意要高，不能夠光從自己的利益著手。所以王教授一開始先扣緊各大學的命門——對世界一流大學的憧憬。他說：
SUSTech（南方科技大學）到2025年的中期目標是“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2025年也就是六年之後，時間很緊啊！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首先至少要做到不會對這個最重要的目標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
看看，一上來就說了，你請我來就是幫你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如果你要我上課，可能就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哦！
當然，這話光他說說服力不夠，所以必須“挾洋以自重”，特別是要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美國的大學經驗搬出來增強說服力：
近年來，美國研究型大學紛紛聘請part-time lecturer來上本科生的課程（這些part-time lecturer都有相關專業的博士學位，完全可以勝任這些本科生的教學任務），讓他們的regular faculty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專心於科研。既然我們的目標是在從現在開始的六年內“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我想我們至少在發展方向上應該和美國這些真正的研究型大學保持一致。
但是，作為一個大學又不能不給學生、尤其是本科生上課啊，那怎麼辦呢？王教授出了個主意：
每名regular faculty一學期上一門本科生課程，另一學期開一門研究生課程、或者乾脆專心從事需要靜心思考的原創性科研。如果這樣安排本科生課程開不齊，那麼可以先讓“研究及教學助理教授”頂上（改一下title是很容易的事情，當然如果不想改找個理由也是很容易的），想辦法加速“教學系列教授”的招聘工作，把我們的regular faculty儘快地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更多的整片時間靜心思考，做出開創性的重要成果。時間不等人，六年之後我們就要實現“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偉大目標啊。
看上去挺複雜，其實就是跟校領導提議，我們這些學術大牛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所以你們最好請一批人是專門來給學生上課，然後我們來做開創性的成果，幫助你們六年之後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看看這個“雙軌制”的方案，並行不悖，除了校領導要想辦法多花錢多招人之外，不會有任何的壞處，關鍵的是，我們這些學術大牛人才能從教學的繁瑣裡解放出來，專門放大招啊！
那麼，如果校領導不同意怎麼辦？不好意思，你們SUSTech就有可能從峰頂掉到谷底哦：
“研究型大學”or“社區大學”：That's a question。xx在郵件中告訴我：“計算機系不僅承擔我們系的教學任務，還在承擔工學院和全校的計算機相關教學任務。南科大實行各種教學改革，學生到大二第二學期才選專業，這樣就要求我們大一大二的必修課必須是滾動開出。同時我們又要開英語班和雙語班（南科大在推行英語教學，這也是非常難招聘的原因之一），有些科目還要分成A B級，（B級適用於非計算機專業）”。 好了，問題來了：招我們這些一流的學者過來，是讓我們靜下心來完成高質量的原創性科研成果，進而實現“到2025年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偉大目標，還是讓我們這些絕對的“精銳部隊”來給全校開計算機的公共課，進而建成一所優秀的“社區大學”？That's a question; A Big Question！
知道這個嚴重性了吧？如果要我們這些“一流學者”給大一大二的本科生上課，不是不可以，但你們就可能落入“社區大學”的級別哦！那什麼是社區大學？按照百度百科的資料，美國的社區大學（Community College）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提供兩年制的初級高等教育。社區大學的入學條件很簡單，只要是高中畢業就可以。這類大學給了學生一個緩衝期，讓成績不拔尖的高中生通過這兩年的努力，同樣有機會進入名牌大學。很多學生將兩年制大學作為進入名校的一個跳板。所以不少人認為，國內的專升本考試比美國這種間接進入名牌大學的方式都要難得多。
而南方科技大學的本科生是什麼素質？按照公開資料，南方科技大學2019級錄取新生從高考成績看，平均成績在14個省份進入前1.5%，其中廣西、貴州、四川、安徽分別達到0.94%、1.0%、1.1%、1.18%。廣東首次試點提前批統招，南科大投檔分數633分，最低排位為全省理科約2200名，投檔分數線居省內高校前列。換句話說，南方科技大學招收的都是極為優秀的學生，而僅僅因為大咖被要求給他們上課，就變成了一個“社區大學”的學生？這樣的邏輯，無論是誰都很難接受的。
那麼，為什麼王立新教授對上課如此牴觸呢？按照他的說法，他在國科大每年上一門研究生課（“最優控制”），而且是三位老師聯合來上。也就是說一年的教學工作量是1/3門研究生課，所以有大把整片的時間靜心做科研，處於一種很好的“研究者”狀態。所以他才會在文章中發出了拷問：
我希望一年之內起碼有半年可以有連續整片的時間靜心思考、精心鑽研。給本科生上課會讓我的時間碎片化，很難有連續整片的思考時間。其它研究風格的學者或許問題不大，但對於我這樣“孤獨的牧羊人”來說，影響確實很大。
SUSTech一定需要高質量的原創性論文，否則“建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就是一句空話。但是，SUSTech能給我這樣“孤獨的牧羊人”一片空間嗎？一學期上本方向本科生課，另一學期上研究生課（比如“智能控制”）？有可能嗎？我不知道。即使可以這樣，與我現在國科大每年1/3門研究生課相比，我要多付出六倍的時間用於教學。這樣一來，我現在的科研節奏還能保持的住嗎？我還有能力為SUSTech做出一流的原創性成果嗎？這些，確實困擾著我。難道真的要“出師未捷身先死”？That's a question。
這個question大概只有南科大的各位領導來回答。但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看看大師們是不是給學生上課就會影響了他們出成果、影響了學校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實現步伐。
1944年寒假一過，陳寅恪先生便為燕京大學歷史系授課，他身著長衫，腳登布鞋，腋下依舊夾著雙層布包袱皮裹著的線裝書前去教室。此時，他的右眼已經視網膜剝落而失明，左眼也僅剩一點點微弱視力。成都電力供應不足，燈光昏暗，又時不時停電，陳寅恪備課與寫作都十分吃力，就連學生的考試分數，也只能讓大女兒流求幫忙謄到成績單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目光朦朧之中，他竟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每天上課，他都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然後坐到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講課。他在課上也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停下重讀。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了。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發大女兒流求趕緊去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壞消息是，陳寅恪左眼視網膜也剝落了，在存仁醫院住院期間，學生們輪流在病房值班照顧，讓陳寅恪大為感動。他對前來探望的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梅貽寶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1945年，陳寅恪手術失敗，遭遇人生最大的打擊，雙目失明瞭。抗戰勝利後，1946年4月，重返清華園新林院53號，陳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陳寅恪不從，
“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它們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恐怕已經是毋庸多言。而陳寅恪先生更是學界的一代宗師，但這位大學者在自己雙目失明後仍然堅持教學。“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在他心裡，知識的教授與傳承，比起一個大學的國際排名，無疑要重要得多。
還是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陳先生留在了嶺南的中山大學，仍然在他家二樓的迴廊裡為學生授課。陳寅恪的課雖名氣大，但從未過分擁擠，學生一般從幾人到十餘人不等，偶爾有其他教師來旁聽。他從不點名、記考勤。有一次上課只有胡守為一人前來。“我到一層，看到陳先生了，他卻讓我等一下。他特意上樓換好長衫，然後對我這位本科生說：“胡先生，咱們上課吧。”
胡守為先生後來成為了中山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副校長，我在中大讀書的時候胡先生已經退休，但依然堅持為本科生開選修課，研讀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陳先生的著作並不好讀，以本科生的積累要揣摩陳先生的用意，本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胡先生每次上課，必定是衣著整潔、精神抖擻，而學生們的作業從不假手於人，都是自己批改。時隔多年，也許大家早已忘記課上具體學到的內容，但先生們的遺風傳承，永遠都是莘莘學子心頭一抹最美的風景。
不僅是胡守為老師，幾乎大部分的學者都是這樣做的。中山大學在2000年啟用珠海校區，為了不讓我們這些“蛋蛋級”感到脫離了校本部的學術環境，學校要求每個系都要安排最優秀的老師每週到珠海給本科生做一次講座。雖然很多東西聽了似懂非懂，但給年輕學子的內心種下一顆嚮往而又懂得敬畏學術的種子，便已是非常不易的收穫。到了大二《中國近代史》課程時，年歲已高的邱捷教授和全國“百優”博士論文獲得者吳義雄教授，更是每週堅持乘車兩小時，到珠海校區為我們上課。猶記那個學期和邱捷教授在歲月湖邊的幾次小談，解決了自己的許多困惑。到了大三、大四，關曉紅教授、桑兵教授也為本科生分別開設制度史和學術史的課程，從學術流變到論文寫作進行無微不至的指導，更在課後對學生在工作考研等問題上的選擇提供自己的經驗和意見。這種亦師亦友的收穫，絕不僅僅是幾個大學排名打分可以取代的。
中國大學要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的方向努力，這是心嚮往之的目標，但教育從來不是搞“大躍進”就能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搞幾個頂級期刊的論文別人就能認可的。世界一流大學要有學術根基、要有歷史精神的積累、要有一代又一代師生的學術薪火相承。如果以為搞到了一個“一流大學”的頭銜然後去搜羅更多的學術資源，進而為自己積累學術聲望和研究條件，那恐怕就已經本末倒置了。大學必須有大師，但如果大學光有大師而學生都是二三流甚至四五流的學生，那還能叫一流大學嗎？
所以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說：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儘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治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
這說明什麼？大學是要研究學問的，不僅是學者們研究學問，還要引導學生懂得求學的路徑和方法，方不違背求學的初衷。但蔡先生認為，大學的功能還不僅於此，他接著說道：
“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己且為人輕侮，更何足以感人。”
大學培養的人才，是要對社會有責任擔當的。不僅不能為流俗所矇蔽心靈，而更應該站在引領時代心靈的前沿，且這是“責無旁貸”的要求。但若大學中的大師學者都僅僅為自己的學術地位而活、為自己的學術資源而活、順便再為大學的國際排名而活，卻把培養學生放到了最後，那又是否對得起公立大學的納稅人資源、又是否對得起大學本身的職責擔當、有是否對得起孜孜以求學問卻被忽略的那群優秀人才呢？
其實，王立新教授的question很容易解決：你到一個專職的科研機構去便是了，專心致志搞研究，不用給學生上課，兩全其美的選擇。但打著為學校好的名義拒絕給學生上課，我只能說，恐怕連大學本身應該做什麼都沒弄懂，又何談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或者“建成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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