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星
2016年，筆者在以色列特拉維夫街頭與友人漫步，走入一家書店。當和老闆談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父親出的一本書（題材關乎現代以色列開拓史），老闆眼前一亮，立即應道：“哦，BIBI！”比比是內塔尼亞胡的小名。
這一經歷令人聯想起，以色列是一個由小鎮，或者說定居點長成的國家。在以色列誕生前四十年，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不過數萬之眾。獨立戰爭打響時，也不過80萬人。以色列東西寬約100公里，毫無戰略縱深，如果說用“一槍打穿根據地”形容稍顯誇張，但是“一炮穿過領土”是貨真價實的。
這麼小的一個社群，意味著在這裡，“現代社會就是陌生人的社會”這一命題是失效的。如果讀以色列諸位建國者的傳記，會發現他們之間都沾親帶故。換言之，當以色列國防軍進行戰鬥時，他們是確切地在為自己的親人、鄰居而戰。
有人注意到，當比比總理前往歐美和各路政要談笑風生時，他外表完全和西方人沒有差異。但當他回到以色列時，穿著更為“中東”：更樸素、更舊。佩雷斯總理的習慣是，坐車只坐有陽光的一面，這是他在基布茲養成的習慣：在陽光下勞動後形成黝黑的皮膚，更受人尊重。好望角叢書的《稱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Weapon Wizards）就揭示了以色列能夠從一張白紙起步，成為世界上第六大軍火出口國和中東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的故事。
《獨霸中東：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密碼》
最強固的共同體產生強大軍力
以色列軍力強大，已成為眾所周知之事。但在二戰前，猶太人形象一直是唯唯諾諾、逆來順受、受人欺凌。這一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其實並不好回答。這本書很大程度上都在藉著各種各樣的事例，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當然，最明顯的答案是“斷頭臺陰影下的頭腦更敏捷”。但這並不是答案的全部。作者指出，韓國同樣也經歷了在逆境中經濟發展的故事，但是韓國的軍力遠不能與以色列相比。其實，書中的各個細節，都能指向一個答案，就是以色列是極為強固的共同體。
以軍新兵入伍時，要稱呼指揮官“長官”。但幾個月後，士兵就可以直呼指揮官姓名了，不用敬禮。這是以軍的儀式性活動，和一般軍隊強化等級觀念的做法大異其趣。這一點就讓以色列和西方的職業化軍隊傳統形成了極大差異。正如書中所述，以色列實際上一直以來都很倚賴建國時確立的人民軍隊原則和義務兵役制度。士兵退伍後，即便成為白領或進大學，每年都要回到軍隊再服役一段時間。預備役飛行員每週有一天，要進行飛行訓練。戰士每年都要回軍隊2到3周，一半時間用於訓練，另一半時間用於執行常規巡邏和邊境行動。即便是治安戰，也意味著隨時可能吃槍子。
這樣一種生活，是其他地方的白領無法想象的。軍工企業的工程師不是在辦公室裡“拍腦袋”，他們也要定期穿上軍裝、成為戰士。所以正如書中提及的，為以軍和美軍生產防護裝甲的工廠員工說：“我們知道坐在軍車中的感受，甚至知道車輛被爆炸裝置擊中或被火力掃射時車內人員的感受。”這些無法替代的經驗讓他們瞭解軍隊的作戰需求，並且會從細節加以落實。
以色列的層級更為扁平化。書中提及，美軍的平均年齡為29歲，而以軍是20歲。美軍的高級軍官和作戰人員比例是1：5，而以色列是1：9。這就出現了書中所提的，剛參軍幾年的情報分析員就可以向國防部長和總理彙報工作。23歲的年輕人，在其他地區的同齡人還在沉迷於遊戲時，就需要負擔約旦河西岸某一段防線的安全，併為手下和民眾的性命負責。
這麼強固的共同體是怎麼來的？這就要回溯到以色列是怎麼誕生的。北方以色列王國在公元前722年被亞述吞併，南方猶大王國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倫滅國後，猶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因為信仰被打上外來者和不可接觸者的符號。有些人放棄了自己的身份，但仍然有許多人堅持“明年在耶路撒冷”的古老禱詞和《聖經》的預言，寄希望於有一天能夠復國。
在德雷福斯上尉受辱的圍觀人群中，就有一位奧匈帝國的猶太裔劇作家赫茲爾。他原先認為同化是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最佳途徑，但受此刺激，寫出了《猶太國》小冊子，鼓吹建立現代以色列國家。在這面大旗下，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紛紛迴歸。於是，戴維·格魯成了戴維·本-古裡安，密爾沃基的麥耶森太太成了果爾達·梅厄，西蒙·佩爾斯基成了西蒙·佩雷斯。移民的名字從德國、美國、東歐後綴變得希伯來化只是外表，真正重要的是，他們的認同，也從外邦的少數族裔，變成了有專屬國家的公民。
有了這一認同，才是以色列雖小能強，不斷壯大的前提。以色列能在2011年釋放千名巴勒斯坦戰俘，只為了換取一名以色列士兵，就很明顯地顯示出什麼叫共同體成員。當時是國防部長的佩雷斯在提及為何要長途奔襲烏干達恩加培機場拯救人質時，寫道：“以色列是由人民的雄心託舉起來的，類似這樣性質的危機將嚴重損害我們的自我意識，從而損害我們未來的國家。”
20歲出頭的佩雷斯為了打贏獨立戰爭，前往歐美蒐羅二戰剩餘武器時，幾乎兩手空空，全靠著背後這個無形社團的支持。他去加拿大直接拜會素不相識的猶太億萬富翁布朗夫曼，只遞上一張希伯來語名片，立刻獲得接見。布朗夫曼問佩雷斯，購買火炮的150萬美元怎麼籌的時候，後者立即回答：“當然是從您那裡了”。布朗夫曼盯著他看了一分鐘，然後說：“小夥子，你說得對”。隨後，富豪立即安排晚宴，召集蒙特利爾的猶太頭面人物，認捐了這筆錢。
將共同體的事當作自己的事
對於無形的共同體和有形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梅厄夫人在1948年第一次向美國猶太人籌款的演講中說得很清楚：“我到這裡來是為了設法使美國的猶太人瞭解這樣的事實：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在一兩星期之內，我們必須得到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美元的現金。今後兩三個星期裡，我們能站穩腳跟。對此我們確信無疑。埃及政府可以投票通過一筆預算，支持我們的敵人。敘利亞政府也可以這樣做。我們沒有各國政府的支持，但我們有散居各地的數百萬猶太人，正如我們信賴我們在巴勒斯坦的年輕人一樣，我們對美國的猶太人也有信心，我相信他們會理解我們的危險處境而盡他們的本分”。美國猶太人流著淚聽完演講，最終募到的款項是五千萬美元，立即用於在歐洲購買武器。
梅厄夫人出任駐俄公使，在莫斯科度過第一個猶太教新年時，《真理報》提前宣稱，儘管斯大林支持猶太國，但是以色列國同蘇聯猶太人毫無聯繫，警告猶太人不要與公使團接近。但在當天的猶太會堂，平時只會來2000人，結果來了50000人等著以色列公使，包括紅軍軍官、戰士、十幾歲的青少年和抱在懷中的嬰兒，擠得水洩不通。他們都是來用這一方式慶祝猶太國的誕生，儘管蘇聯不承認在蘇聯有猶太人共同體。
梅厄夫人遞交國書的照片，被很多蘇聯猶太人珍藏了數十年。莫洛托夫夫人是猶太人，她在十月革命招待會上激動地對梅厄夫人用意第緒語說：“我是猶太人的女兒”，並含淚說：“希望你們健康。如果你們那裡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猶太人都會好了”。莫洛托夫夫人為這段談話，付出了被捕的代價。
今日的以色列，仍然對全世界猶太人是一個特殊的名詞。無論是左派右派，無論是身處什麼位置，均是如此。杜魯門總統之所以力排眾議（包括他的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內），能夠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分治方案，是因為以色列人找到了埃迪·雅各布森，及時對總統施加了影響。雅各布森是總統一戰時在法國的戰友，還是卸甲歸田後一起開“哈利-雅各布森男裝店”的合夥人，更重要的是，儘管已經是徹頭徹尾的美國人，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杜魯門回憶：“儘管我的同情早已迸發並體現在了以色列國家的建立中，但是埃迪·雅各布森的貢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是真實的史實。”
《戰爭風雲》和《凱恩號譁變》的作者赫爾曼·沃克，本人是美國海軍軍官，祖上是來自白俄羅斯的猶太人。這也解釋了為何他在《戰爭風雲》與《戰爭與回憶》中，對於猶太人的歷史和命運進行了大量篇幅的描寫，最終以大屠殺倖存者前往以色列定居作為結尾。他的二兒子，如今是一名以色列海軍軍官。
本書列舉了很多開發事例，如無人機、新型裝甲、偵察衛星、鐵穹反導系統、情報系統、網絡病毒，來論證以色列為何能夠成為軍工強國。比如無人機的誕生，靈感就是來自於美國玩具商推出的兒童玩具飛機。以色列人想到，這些飛機裝上自動照相機，就能解決蘇伊士運河那一邊，埃及軍隊在做什麼的問題。以色列就通過駐美大使館採購了3架玩具飛機，通過外交郵袋運回了以色列，並立即開始測試，最終，從玩具飛機起步的無人機，成為世界各地爭相模仿和採購的對象。
這個技術門檻對於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但是能夠想到將之應用到軍事上，一定是存在將共同體的事情就當作自己的事情，將前線士兵當作自己的親屬，並且晝夜思想、不屈不饒去推行的成員。這也是為何同樣的項目，不論是衛星項目還是反導系統，在以色列的開發成本和週期都遠低於正常標準。
書中提及，1948年獨立戰爭爆發後，許多大屠殺倖存者剛剛坐船到達碼頭，迎接者就發給他們槍支，並把他們派往前線。他們中許多人甚至還沒來得及學一句希伯來語就已戰死沙場。據那些和他們並肩作戰並活下來的人說，在戰場上，為了保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人視死如歸。書中也不止一次提及，武器系統相關開發者家庭中的大屠殺倖存者背景。梅厄夫人家中的服務員，手臂上就刺著德國集中營的編號。
共同體的磨難和征戰，其實是最好的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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