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甚至最強大的國家，但不知何故卻嚴重缺乏適當的抗擊新冠病毒的醫療設備。口罩、防護服、呼吸機和病毒檢測試劑等的嚴重短缺，讓美國人極度震驚，因為這些醫療物資短缺似乎是不必要的，也似乎是本不應該存在的。只要行動起來，這個國家就很容易擁有生產這些醫療產品的工業能力。如今，經過數週的拖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終於利用冷戰時期頒發的《國防生產法案》，迫使通用汽車去製造全美各地都嚴重供應不足的救命通風機。不過，遺憾的是，如果特朗普在六週前就決定這麼做的話，那些呼吸機今天可能已經在配送去醫院的路上了。
在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後，特朗普遲遲拒絕爭取大企業的支持，他有時將之描述為美國傳統的一部分。但事實上，正是過去的美國總統的果斷決定，幫助美國在世界上扮演了卓越的角色，幫助美國成為全球危機的領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設立了戰爭工業委員會，這是戰時一系列機構中的核心機構，可以這麼說，戰爭工業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美國作為一個有能力在危機期間領導世界的全球大國的時代到來。威爾遜和他的工業領袖搭檔伯納德·巴魯克明白，當美國政府需要緊急資源或物資時——不管是石油、戰機還是呼吸機——光等著企業生產是不夠的。有時候，為了國家利益，美國政府需要消除私人競爭和徵召企業帶來的混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但直到1917年，德國再次對美國軍艦發動海上攻擊後，美國才加入這場戰爭。在這期間的三年裡，威爾遜不顧一切地拼命努力不捲入戰爭。到1916年，威爾遜逐漸認識到，做到這一點的最佳辦法，是通過“準備”——即讓國家做好準備預防戰爭，同時押注於更強硬的防禦姿態將阻止德國的攻擊。威爾遜政府的戰備工作，不僅包括通過徵兵來支持美國陸軍，通過加快造船來支持美國海軍，而且，還包括動員美國整個工業體系來滿足未來戰爭的需要。整個1916年，這項戰備工作卓有成效，威爾遜以“他讓我們遠離戰爭”的口號成功贏得連任。
在戰備階段，威爾遜還創建了一個由主要的內閣部長組成的國防委員會，主要為戰時的生產需求做計劃，包括勞工、工業、銀行、醫藥和其他領域代表在內的文職顧問委員會同該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只要美國保持中立，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就感覺不到需要採取行動的緊迫性，而國防委員會的效果也不佳。1917年4月，當美國最終加入一戰時，威爾遜廢除了該委員會，設立了一系列新的機構，包括食品管理局、燃料管理局、鐵路管理局，最重要的是成立戰爭工業委員會。
威爾遜在一戰時成功動員戰爭生產，特朗普能從威爾遜身上學到什麼？戰爭工業委員會的工作是監督和協調生產與採購，不僅為美國的戰爭努力，也為盟軍的努力。它的建立標誌著一個歷史性的進步，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將現代的規劃和組織的思考帶到一個艱鉅的任務中。由於挑戰的規模之大，戰爭工業委員會成立之初舉步維艱：一些考慮不周的規章妨礙了其順利運作，高層人員迅速離職。然後，在1918年初，威爾遜邀請由金融家轉型的政治家巴魯克管理戰爭工業委員會，並將該職位稱為“工業領域所有供應部門的總負責人”。
巴魯克有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他是猶太移民的兒子，畢業於城市大學，白手起家，靠買賣股票賺得第一桶金。威爾遜給他起了個綽號叫“事實博士（Dr. Facts）”，巴魯克以技術官僚的、數據驅動的方法解決問題。（巴魯克很可能創造了一句格言，通常被認為是改寫自著名作家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沒有人有權在自己的事實上犯錯。”）通過凸顯英俊的側面、濃密的頭髮、時髦的西裝和領帶剪出一個溫文爾雅的身材，巴魯克通過在報紙和新聞短片中的露面，逐漸為美國人所熟悉，就像聯邦政府首席傳染病專家、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今天所做的那樣。
巴魯克是那個時代“進步”思想的完美產物——這個詞在當時並不意味著美國今天的激進左派，而是一種追求秩序、效率、實用主義和專業精神的動力。巴魯克認為，有必要將理性強加於美國的自由市場生產體系，無論其在和平時期的優點是什麼，都無法勝任協調戰時經濟的任務。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合作——美國人通常認為這是件壞事，因為它抑制甚至扼殺了競爭——在國家緊急情況下變得有利，甚至是必要的，以確保個體企業的需求不凌駕於集體利益之上。巴魯克對商業並無敵意，但他將競爭市場的信條放在一邊，轉而支持一種有組織的、合理化的、國有化的方式，來生產和分配戰時物資和貨物。
至關重要的是，巴魯克所信奉的20世紀初的進步思想，也特別強調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的概念，這種概念不同於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所達成的妥協。巴魯克相信進步政治家的思想，認為博學、公正的管理者可以超越黨派利益，為集體福利而行動。如果戰爭工業委員會想要取得成功，它就需要這種無私的、政治家般的領導人。
威爾遜在一戰時成功動員戰爭生產，奠定美國的全球危機領導者地位。在巴魯克接手時，生產訂單的安排混亂而草率。一些製造業領域負擔過重，而另一些則未得到充分開發。聯邦政府對戰時物資的分配也不均衡，一家機構庫存過剩，而另一些機構則缺乏基本配額。
在巴魯克的領導下，戰爭工業委員會負責協調各個經濟部門中各企業的運作。它對所需要的產品強加了簡化的、標準化的規格，這些產品將用新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快速生產出來。該委員會設定生產水平，並決定哪些製造商應該獲得哪些原材料，以何種順序生產以及最終產品應該交付到哪裡。威爾遜的傳記作者A·斯科特·伯格解釋了巴魯克的員工必須做出的決定，例如，火車頭應該被派往海外運送士兵到前線，還是應該被派往南美運送子彈用的硝酸鹽？甚至將婦女胸衣的鐵絲環都取出來，以便為兩艘戰艦提供足夠的金屬。總的來說，戰爭工業委員會的工作使工業生產效率提高了大約20%。
另一個問題是控制價格，在一戰初期，同盟國購買美國商品推高了產品價格，導致通貨膨脹；但一旦美國自己計劃加入戰鬥，它就會與盟國競爭，從而將燃料、材料和商品的價格推得更高。從理論上講，當價格過高時，需求會滯後，從而反過來壓低價格，但在戰時，這種顧慮會消失，因為需求會變得像無底洞一樣難以滿足。控制通貨膨脹壓力的重任落到了戰爭工業委員會的肩上，巴魯克沒有固定價格，但他通過集中購買商品和資源來減少或消除對資源的競爭，使價格保持在低位；這意味著不同的機構或企業不會哄抬價格。正如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在懇求特朗普政府接管購買和分發所需醫療物資的工作時，科莫解釋稱，“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只是臨時的手段，我在與其他州競爭，我在與其他州抬高價格。”與過分關注大企業利益的特朗普政府官員不同，巴魯克對私營部門利潤將受到影響的說法不屑一顧，巴魯克正確地指出，戰時生產的激增，即使是在降價的情況下，也會充實企業的資金庫。
那些將過去個人主義思想浪漫化的美國人抱怨稱，威爾遜政府侵犯了傳統上屬於私營部門的決定。本喜歡揭發企業醜聞的記者馬克·蘇利文變成了保守派的專欄作家，他誇張地寫道：“每個商人都被剝奪了對工廠或商店的控制權，每個家庭主婦都放棄了對餐桌的控制，每個農民都被禁止出售小麥，除非是按照聯邦政府規定的價格出售。”當然，這種抱怨最終被證明也並非完全是空洞的說辭，正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歷史學家戴維·M·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樣，戰爭工業委員會的主要問題實際上恰恰相反：它的實際作用十分薄弱，它可以誘使企業採取行動，但卻幾乎沒有能力去指揮它們。它依靠的是唯意志論的商業精神，而這種精神並不總是能夠變成現實的。結果導致戰爭工業委員會的效率比原本可能的要低，而且，企業生產的大部分物資送達部隊時已經為時太晚，無法在1918年底結束的戰爭中發揮作用。肯尼迪在他的經典著作《在這裡》中總結道：“戰爭因此證明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即唯意志論有它的危險。”
閱讀更多 達夫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