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率偽國民政府各院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宣告汪偽國民政府成立。汪在就職典禮上稱，要還都南京。全國以內只有此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偽政府對外實行與日本共同努力，本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以掃除過去之糾紛，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
汪精衛：虛無主義的任性犧牲
文 / 許紀霖
本文發表於《讀書》2015年第3期
汪精衛，在中國歷史當中被認為是與秦檜、石敬瑭齊名的大漢奸，然而，就在100年前，這個人卻是國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殺攝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傳頌一時的名句，連審判他的肅親王都被他的人格與情操感動，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為志士，晚年成漢奸，從流芳百世到遺臭萬年，很少有現代中國人物像他這樣兩次轟動，且形象逆轉。究竟是擁掌了權力後的汪精衛變壞了，還是二者之間有隱匿的人格暗線？
庚戌年三月初七（1910年4月16日），同盟會會員黃復生與汪兆銘（即汪精衛），因謀刺攝政王被捕。
攝政王即為載灃，他是宣統皇帝溥儀的父親，溥儀入承大統，他已經是事實上的皇帝。在黃復生與汪兆銘看來，殺了他便不難推翻清朝。
汪兆銘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發動以後，奉孫中山之命，去荷屬東印度（印尼）的帝汶島等處籌款，毫無所成，感覺到沒有臉再見孫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孫中山覆命，而直接乘法國郵船北上，準備暗殺一個清廷大員，為個人雪恥，同時也可以為革命除去一個障礙。
黃復生
汪精衛
他們最先想殺的人，是載洵。啥不了載洵，便想殺慶親王奕劻。然而，奕劻戒備森嚴，他們下不了手。最後，他們才決定了殺攝政王。
汪被捕後，在供辭之中借題發揮，痛駁“君主立憲”派的理論。當時，清廷已一再宣佈“預備立憲”。汪兆銘的供詞避重就輕，不強調反清，而集中火力攻擊請願早開國會的人。肅親王善耆主管這單案子，親自看了黃、汪二人的供詞，忍不住對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賞。
善耆向攝政王疏通，攝政王本想置黃、汪二人於死，聽了善耆的話，答應從寬，判以“永遠監禁”。後因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而於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釋放。
——《黎東方講史·細說民國創立》
讓他從天空墮到深崖的，其實是同一個性格邏輯。這一悲劇不僅屬於汪個人，也是汪偽政權中沒落士大夫與小知識分子的集體歸宿。……
晚清劇烈的社會變動使得“遊士”出現了春秋戰國之後的第二波高峰，一時社會上游俠蜂起，從戊戌年間的譚嗣同到1905年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慷慨就義、孤身刺秦的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瀰漫成風。同盟會就是一個革命“遊士”的大同盟，其成立與科舉廢除在同一年，絕非偶然。從“江洋大盜”孫中山到兩湖志士黃興，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他們與體制有著強烈的疏離感，雲集在海外，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說：“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滿”革命其實就是一場“秀才造反”的讀書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而是“遊士”們的革命。
汪精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晚清的舞臺上。
100年前的《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如此分析：“吾國之智識階級，向來生活於貴族文化及遊民文化中，故其性質上顯分二種：一種為貴族性質，誇大驕慢，凡事皆出以武斷，喜壓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之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一種為遊民性質，輕佻浮躁，凡事皆傾於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之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則顯遊民性質，順利則顯貴族性質，或表面上屬遊民性質，根柢上屬貴族性質。”
汪精衛的一生，就是這種集貴族文化與遊民文化於一身的典型。他雖然有讀書的天分，早早以府試第一名考取秀才，後又順利考取官費留學日本，但到了20世紀初，時代已經變了，科舉入仕廢除在即，傳統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國情懷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雲集在東京小會館裡雄心勃勃又心懷不滿的留日學子。汪精衛在東京法政學校速成科就讀期間，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這樣的儒家聖人，而是呼風喚雨的時代豪傑。他每次去神田一帶書店，熱衷收集西鄉隆盛、勝海舟等領導明治維新的武士偉人著作。週末去上野公園，每次看到公園門口的西鄉隆盛塑像，內心總是升騰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當如是也！……
西鄉隆盛
勝海舟
晚清的中國墨學復興，在邊緣遊士當中瀰漫著一種久違的義俠氣息，在戊戌變法當中慷慨就義的譚嗣同開其先河，在隨後崛起的革命黨人當中，俠客文化更是蔚然成風。革命是一種極端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齷齪，有酣暢淋漓的戲劇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瑣碎的平庸——這是書生革命家既不擅長，也不耐煩的，他們喜歡過充滿激進色彩的生活，無論是文字世界還是現實世界。 也愛惜羽毛，希望革命事業純而又純，忍受不了政治之“骯髒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絕路。陳天華與楊篤生皆以自殺殉道，而汪精衛做的是荊軻刺秦王之夢。自1905年吳樾隻身刺殺出洋五大臣一舉成名，隨著同盟會在各地起義一一失敗，以暗殺代起義的風氣在革命黨內愈來愈濃。甘願鋌而走險、以身行義的，多不是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衛這樣的激進書生。
為什麼汪精衛寧做為眾人犧牲的烈士，而不當追求成功的英雄豪傑？天下以功論英雄，建立功勳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計謀，捨得在骯髒的權力場中跌打翻滾。而世間以德論仁人，當烈士要比做豪傑簡單得多，只需瞬間的爆發，有殉道的果敢與犧牲的無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戀於浪漫主義的自我毀滅。
吳樾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離開同盟會正式成立的一天僅有一個月又六天。
吳樾是安徽桐城人，光復會會員。光復會正如華興會一樣，由軍國民教育會演變而成，原名“暗殺團”。蔡元培加入以後，暗殺團改名為“光復會”，亦名復古會。其後陸續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錫麟、秋瑾等等。吳樾主張暗殺。他說：“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他認為滿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與軍機大臣鐵良。鐵良警衛森嚴，他一時下不了手。捱到六月間，清廷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吳樾認為，倘若這五人考察歸來，幫助清廷施行一種偽憲政，適足以麻醉人心，延長清廷的壽命。因此，他就改變暗殺的目標，對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東車站上了火車。吳樾與同志化裝為僕役，帶了炸彈，混入車中。不料，車身因與火車頭撞接而震動，使得吳樾懷中的炸彈的撞針觸發了火藥，轟然一聲，吳樾當時犧牲，而五大臣中僅有載澤、紹英受了微傷。
——《黎東方講史·細說民國創立》
從譚嗣同（左）、吳樾（中）到汪精衛（右），晚清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終極動力究竟來自何處？
看起來似乎是與儒家的仁學混雜為一體的革命烏托邦，其實烏托邦信仰的背後，有一種更為隱秘的虛無主義意識。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層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經地義的有機宇宙觀。這套宇宙觀是每個人生命之意義所在，它可以讓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晚清，天變了，道亦變了。大變局當中，原先讓人覺得確信無疑的價值變得遊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譜的，只是人自身，即每個人所擁有的自由的、創造的意志。於是，距離近代自由意志說只有一步之遙的陽明學在晚清大為流行，青年汪精衛也是陽明先生的虔誠信徒。但此時陽明的“良知”背後，全然失去了客觀可靠的“天理”，只是一個為所欲為的自由意志。 當實在的價值歸於虛空的時候，來自俄國的虛無主義便乘虛而入，佔據了革命者的心靈。
19世紀俄國的虛無主義有兩代人，第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在西歐主義與斯拉夫主義的衝撞中無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種沒有信仰的信仰——對虛無的信仰，虛無主義懷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虛無主義者，不僅有了信仰，而且訴諸行動，成了虛無黨人，最極端的方式，便是暗殺。晚清的革命者對俄國兩代虛無主義都推崇備至。
這與汪精衛後來的念頭何其相似。虛無主義不相信任何確定的價值，更蔑視人間一切權威，無論在俄國，還是在晚清，價值上的虛無主義往往又是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抗一切暴力、壓迫與不平等，熱切期待建立一個自由的烏托邦。但這個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權體系下以權利體現的自由，而是歐陸式的自由意志與自我實現。當汪精衛在《民報》上熱烈謳歌自由與民主的時候，其烏托邦理想的背後，是有一層虛無主義的底色在那裡的。革命黨人多次起義的失敗，讓他產生了深深的絕望，價值上的虛無主義，必定帶來行動上的冒險主義。他缺乏足夠的韌勁去與黑暗勢力糾纏，也沒有耐心長期苦戰，當絕望支配了他整個情緒的時候，只剩下一個反抗的手段，那就是個人意志的展示，決然而然的暗殺行動。
知難行易，行就是知，行動就是一切，個人的道德實踐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於是，來自傳統的王陽明心學與來自俄國的虛無主義在晚清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迸發出強烈的唯意志論火花。 晚清的暗殺黨人所代表的革命烏托邦，是一種意志主義、創造主義的烏托邦，堅信自由意志的創造能量，只要一兩個人的小宇宙大爆發，便可引爆專制制度崩盤，創造出一個光明燦爛的新國家與新世界。
當刺殺攝政王失敗被捕的時候，警察從汪精衛的貼身夾衣中搜出他在《民報》上發表的《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文章，問他為什麼，汪精衛驕傲地回答：“沒有別的，不過覺得拿墨來寫，是不夠的，想拿血來寫，所以放在身上，預備死的時候，有些血沾在上面。”何等的豪邁，又何等的自戀。血氣方剛的汪精衛要用鮮血書寫歷史，也書寫自己。他不在乎暗殺行動成功與否——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個人意志、人格和道德的公開展示，是激起公眾同情與呼應的戲劇效果。這是一種充滿宗教魅力的反抗美學，美學的意義大於政治意義，在血的公開展示之中，反抗的目的悄然退居幕後，在最前臺的，正是一種甘願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精神，一出以一己之血留下千古芳名的行動戲劇。……
歷史成就了他，未死的汪精衛成了革命的化身、烈士的化身和德性的化身，在革命黨人裡面以聖人出名。1920年在法留學的汪精衛為他所崇敬的孫總理召回，從此捲入國民黨最高政治。在孫中山去世之後，又成為與蔣介石、胡漢民並駕齊驅的國民黨“三巨頭”，有了自己的派系和人馬。
在權力為中樞的政治領域，與文人革命不同，有政治家自身的職業倫理。政治家不僅要對自己的信念負責，還要有對現實擔當的責任倫理。馬克斯·韋伯說，現代政治家需要有三種必不可少的素質：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以這三條標準衡量，身為黨國最高領導人之一的汪精衛，是否是一個稱職的政治家？
汪精衛不缺激情，而且充滿了詩人的激情，他不僅是文人革命家，還是詩人革命家。汪精衛這些南社出身的革命者，骨子裡是柔弱的文人，文才詩情加豪情，缺乏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本領。汪精衛在政治上像一個長不大的“文青”，雖然對權力沒有過度的貪慾，卻對政治自身之價值缺乏必要的尊重 ，“常常表現出對於政治的刻意疏離，認為政治是汙穢的，追逐權力是骯髒的”。一遇挫折，為人誤會，立即負氣一走了之，以顯示出文人之清高，道德之純潔，出淤泥而不染。
汪精衛雖然聰明、敏感，但對政治和國內外大勢缺乏“恰如其分的判斷力”。他是詩人出身，對人、對事、對大局、對未來，皆是一廂情願式的期待式想象。在大局的判斷上，詩人出身的汪精衛顯然不如深諳中國歷史的毛澤東與瞭解世界大勢的蔣介石。 猶如下一盤偌大的圍棋，毛與蔣有政治家獨特的大局感與時空縱橫感，而汪精衛，在意的只是眼皮底下局部的一兵一卒，有的只是文人式的計較、恐懼與衝動。
一流的政治家不僅要有一己價值的信念倫理，而且須時時在信念與現實之中做“平衡的反思”，考量行動之後果，這就是現代政治家擔負的責任倫理。在抗戰陷入困頓之際，汪精衛在戰與和之間的抉擇，不是賭客的博弈遊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而是對他的政治智慧的考驗。價值倫理對“義”（符合人類價值的民族大義）負責，責任倫理對“勢”（國際大勢中的抗戰最終結局）擔當。而汪精衛，因為他的虛無與短視，既對“義”無所執著，也對“勢”嚴重誤判，身為黨國要人，他以詩情美學從事政治，將政治當作詩來寫，姿態看似崇高，卻少了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價值執著和責任擔當。……
文人的清高可以誤國，但未必賣國，但汪精衛的自戀，變態到自以為是天使的化身。當一個人自以為與神意同一，便失去了現實感與判斷力，再也聽不見旁人的勸說。
陳公博等再三勸說汪精衛不要去日本輸誠，為日人所利用，“先生如此，何以面對國人？”汪精衛生氣地回答：“弟為國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對國人？而且在此國家敗亡之時，更不計及個人地位。”袁世凱稱帝，周圍人的欺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而汪精衛附逆，乃是一意孤行，猶如神魔附體。這個神魔，不是外在的超越之神，而是汪精衛心中的幻影。
在一個虛無主義時代，他並沒有確定的價值理念，崇拜的只是一己之自由意志，而且將自身的意志與人民的意志等同為一。當他絕望地發現中國無望打敗日本，而民眾生活在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時，他的烈士情懷再度爆發，決意像晚清那樣，再次犧牲一己，以身飼虎。拯救天下蒼生。然而，
他徒有精衛鳥的意志，卻缺乏後者的耐心。這個文人革命家無論是文字還是口才，皆有勾魂攝魄的魔力，卻在複雜的政治面前常常顯得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只能動輒言犧牲。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大東亞會議
胡適之 看透了這位老朋友，認為汪精衛有不可救藥的烈士情結。……（汪精衛）這位從小熟讀陽明語錄的舊式文人，相信良知就是天理。但汪氏的良知，與陽明的良知不同，已經剝離了超越的、客觀的絕對價值，而異化為自我定義的唯意志論，良知的踐行成為空洞無物的意志抉擇了。聖人即良知，自信又自戀的汪精衛絕對相信自己選擇的正確，甚至為自己的犧牲所感動。然而，同樣的犧牲，這一次卻壓錯了籌碼。
汪精衛的悲劇，是他個人的，也是這個階級的。……在那個價值解體、虛無流行的世俗化時代，文人從政若無責任倫理的擔當，只憑個人的犧牲熱忱，那只是一種“任性的犧牲”：缺乏價值皈依、沒有現實擔當的“任性”，而汪精衛，只不過是一個極端的案例而已。
（本文摘自《安身立命 : 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許紀霖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2019年9月出版，略有編輯，以作者原文為準；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安身立命 : 大時代中的知識人》
許紀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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