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Penn World Tables的數據測算，按照購買力平價理論，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於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80年代日本和90年代的韓國。分析美國20世紀70年代左右經濟發展的特點，對於理解當前中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啟發性。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
1969年到1982年，美國長達13年經濟增速下行，在1970年、1974年、1975年、1980年和1982年出現了5次經濟衰退，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負增長，平均GDP增速只有2.7%。在1969年-1983年期間，美國的年平均失業率為6.7%左右，最高季度失業率超過10%。
對於美國這段歷史，很多學者都有不同角度和研究和解讀：有的歸因於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美國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認為是需求調節的滯後影響；有的歸因於1973年爆發的糧食危機和1973年、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強調了價格短期衝擊的影響；有的則歸因於日本、德國等國家經濟崛起的影響，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開始下降，美國出口貿易額佔比開始下降，認為是國際競爭效應，等等。
誠然，上述因素會導致美國某一段時間增速下行、物價上漲等，但是都不能對長達十三年的滯漲做一個完整的解釋。實際上，二戰之後，以電子計算機、新能源、信息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等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開始在美國應用和普及，經過將近20年的高技術工業化，到20世紀70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應用對於美國的推動力已經明顯減弱。美國製造業產能利用率在1966年達到91.6%的高點後，一路震盪下行，到1970年的75.5%，1975年的71.7%和1982年68.8%。與此同時，二戰期間積累起來的對於固定資產、住宅、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也開始減弱，能夠帶動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新興產業還沒有充分形成，美國進入了產業轉型和動力轉換的時期。滕泰先生在《新供給經濟學》一書中，將供給結構決定的經濟中長期波動規律的現象，總結為“新供給經濟週期”，對於解釋美國十三年滯漲的深層次原因是一個有益的視角。
2010年之後的中國
當前的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像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負增長，但從2010年以來經濟增速持續十年下降，經濟的週期性波動特徵出現了明顯不同，對比其中的影響因素與當年的美國有頗多相似之處。
成本衝擊來看，中國雖然沒有經歷美國滯漲時期的糧食危機和兩次石油危機，但是2016年開始的去產能，帶來了原材料價格的暴漲，其對於經濟的傷害，不亞於一場危機。傳統供給老化行業利潤暴漲、投資銳減，而新經濟行業利潤增速卻受到嚴重擠壓，舊經濟虛張、新經濟失血、下游利潤被逐步掏空，大幅降低了經濟的潛在增速。
外部的貿易衝擊來看，中國既面臨著印度、越南等低勞動成本的競爭，同時又受到美國貿易戰。越南、柬埔寨等這些國家，人均成本千元左右，“世界工廠”已經開始逐漸向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家遷移。同時，中美貿易關係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短期來看，經濟利益上，美國致力於減少中美之間貨物貿易逆差，也為其在政治上爭取更多支持的籌碼。從中長期來看，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戰，遏制中國在高技術領域發展的勢頭，同時鞏固其高新技術產業龍頭地位，並且促進國外製造業迴流美國。
政策層面，中國也面臨與當時美國類似的，總需求刺激遞減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剛剛進入工業化進程中，從需求側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流動性和資金支持。然而，當中國的快速工業化時期基本技術，逐步進入“工業過剩經濟”階段時，總需求刺激的邊際效應開始遞減，甚至會加大經濟波動和對物價的干擾。
正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滯漲的決定因素，並非上述的短期衝擊，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也有著更深層次的供給側因素。這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以滕泰先生為代表的中國新供給學派開始興起。新供給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自2010年開始的增速下行，有長期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長期來看，是勞動、資本、土地、技術、制度等要素紅利邊際遞減，週期來看，是中國的供給結構已經趨於成熟和老化。
今日的中國不同於昔日的美國
當前的中國經濟與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的相似，但也有不同之處，從差異中可找出“危”中之“機”。
與美國滯漲時期新供給尚未形成不同，中國正處於一輪新的科技革命起點上的經濟結構轉型。2019年，是中國5G商用的元年，其高速率、低延時、泛在網等技術突破帶來的產業革命和膨脹速度可能是4G的N倍。這不僅將推動物聯網、智能駕駛等進入新階段，還將帶來很多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的新業態和新生活方式。同時，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新能源汽車等先進製造業都已經呈現出了高速增長態勢。軟價值的創立者滕泰先生，將以人類創造性思維為源泉的產業，如軟性製造業、知識產業、信息產業、文化娛樂產業等，稱之為“軟產業”，將這些產業的核心價值，定義為“軟價值”，這些產業有著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滿足人們永無止境的精神需求的產業，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改革方面，中國比美國也有著更大的空間。美國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建立市場經濟國家，各項制度和行政體制都是在市場經濟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中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國家，在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還留有一些深層次的計劃經濟思想和機制，比如在公司治理結構、產權制度、放鬆壟斷、放松管制等方面的改革都有空間。
新供給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先生，也是看到計劃經濟的“沙礫”，提出從供給側推動經濟改革。如何進一步的深入混合所有制，或者在微觀上怎麼激活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有更大的活力等方面仍有較大的空間。在市場化方面，放鬆金融、電力、交通等關鍵行業的壟斷，放鬆行政審批和行政管制，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放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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