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矇蔽我雙眼
假如沒有西方文明的入侵，清朝的壽命應該會減少60年左右，也就是在1860-1870年前後壽終正寢。
很多人都知道明末進入了“小冰河期”，北方旱災、蝗災頻發，糧食作物大量減產，江南主要經濟區的氣候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曾經繁榮的商品經濟開始嚴重萎縮，比如明末秦、晉等省的商人都會到松江販運標布，隨著北方經濟的崩壞，這條貿易路線完全消失，一直到清朝的康乾時代方才復甦。
然而，很多人並不知道，在1830年前後，中國和當時北半球的所有經濟體，都陷入了類似的氣候危機，中國的部分被稱為“道光蕭條”。
表現形式與明末“小冰河期”類似，北方災荒不斷，江南的棉布、絲綢主產區則發生了連綿的水、旱災害。
宏觀經濟上不可避免的衰退，也在從根本上影響著道光朝後清政府的財政，道光朝對於受災省份的稅賦減免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同時，以土地直接稅為大宗的清朝整體收入則極少增長，以至於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道光朝的國庫存銀急速減少，已低於1000萬兩。
而在乾隆、嘉慶時代作為國家提款機的兩淮鹽商，也由於鹽稅這一清朝最重要的消費稅財源的持續萎縮和私鹽的蔓延而無以為繼，至道光末年，揚州鹽商的總資本額已經降至500萬兩以下，不要說承擔清朝“變相特別稅”（實際的搶劫）的捐輸，就連正常的稅款也已經很難承擔，以至於鹽商紛紛破產或改行。
鴉片戰爭爆發後，清廷支出軍費多達3000萬兩之巨，卻根本無力用現銀報銷，實際上已經成為填不上的窟窿。
可以說，到了道光末年，清朝已經進入了明朝在萬曆末年的窘境，即民間有錢也收不上來，而國家開支只見增加不見減少。
到了咸豐上臺，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清朝其實已經不是在依靠常態財政支撐戰爭，而是通過非常態的對民間的“勸捐”來支撐軍餉，這種涸澤而漁的做法，如果繼續下去，哪怕完成了對太平天國的鎮壓，其財源也不可能支持第二次。
清朝非常幸運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太平天國戰爭同期爆發，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的賣國條約，而英國作為遠東秩序的主宰者，也需要這樣一個合作者來維持商業貿易的正常進行。
而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在太平軍席捲江浙之後，終於替代了原本中國自身的內貿市場體系，變身成為完全外向化，或者說殖民地經濟的窗口，走向了急劇的繁榮，而租界、西式海關體系的建立，則讓這個經濟體系的轉軌產生的巨大稅金，得以被收繳，並交予清政府。
正是由於海關稅收的穩健增長，清朝才有了“同治中興”的基本底氣，也正是由於這一套和國際接軌的財政元素，清政府開拓了“外債”這個續命的神器。
同時，交由地方財政的厘金，在這次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為內地的地方實力派創造了機會。
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實力派的聯盟，又一次擁有了可以壓制地方反叛力量的籌碼，直到清末新政開始後，中央與地方爭奪財權，一次整個國家體制轉向現代化的嘗試，卻最終葬送了所有盟友和武力的籌碼，士紳們的最終背叛，讓清帝國徹底走到了無兵、無錢的境地，其覆亡，也就是時間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