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深受其害的歐洲足壇掀起了降薪潮，梅西帶頭，巴薩 所 有 球 員 降 薪70%。C羅領銜，尤文圖斯所有球員放棄4個月工資，降薪金額約9000萬歐元等等，那麼中超是否應該學習歐美足壇，跟風降薪呢，一時間國內輿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維鈞認為，現代俱樂部管理強調以人為本、規範管理，尊法循德、尊重球員權益才是俱樂部行穩致遠之道，降薪不降薪，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
一、 中超球員降薪合法嗎？
根據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經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今年2月份，人社部印發通知，明確企業因受疫情影響導致生產經營困難的，可以通過與職工協商一致採取調整薪酬、輪崗輪休、縮短工時等方式穩定工作崗位，儘量不裁員或者少裁員。疫情期間未經協商單方面決定職工降薪或制定規章制度扣工資，屬於違法。
中超俱樂部如果實施降薪的舉措，也要經過完善的程序，多方達成共識才能實行。但是，在勞資關係上，中國足協不具備話語權，而且，中超聯賽的球員權益保護機制還不健全，誰來代表球員談判是個大問題。
也就是說，中超俱樂部單方面確定降薪，確定屬於違法行為，雙方協商降薪，球員代表身份合法性存疑。
二、 中超球員降薪合理嗎？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不少知名企業薪酬調整的消息頻頻曝出，並一再刷爆網絡。應該說，公眾對此早有心理預期。3月9日，攜程CEO孫潔發佈內部信稱，從本月開始，James(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梁建章)和我(孫潔)開始0薪;公司高管層也提出自願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業恢復;其他員工暫緩漲薪;服務部一線員工可正常調漲薪資。
不是說發生了疫情，所有公司就理所當然要降薪。特殊時期，行業重新分野、利益重新分配，不少公司因其商業模式、業務類型的“免疫性”而損失輕微乃至逆勢上揚，其就沒有理由給員工下調薪酬;還有一些公司儘管暫時遇挫，但是賬上現金流充沛、短期業績爆發式回補可期，也應該儘量剋制住降薪的衝動才是。儘管我們說，企業從來不是福利機構，但是抓住一切機會沒有理由創造理由也要降薪，總歸是道德有虧，也必然是難以得到尊重的。
具體到中超俱樂部，在全世界疫情大爆發影響下，一部分中超俱樂部的投資人生意也確實受到影響，如果俱樂部背靠的企業經營受到疫情嚴重影響，勢必阻礙俱樂部長期發展，通過程序協商讓球員適當降薪並非不合情合理；例如今年2月，連續兩個賽季冠名重慶隊的斯威汽車就發佈聲明，宣佈不再冠名球隊，聲明中也提到了疫情影響：“不料新冠來襲，市場困難加劇。”在這樣的俱樂部裡效力，俱樂部的球員們，或許可以體諒一下俱樂部、投資方的暫時困難，適當做出一些經濟利益的犧牲。
但放在受影響相對較小的俱樂部投資人身上，儘管暫時遇挫，但是賬上現金流充沛、短期業績爆發式回補可期，就需要剋制住降薪的想法才是。儘管我們說，企業從來不是福利機構，但是抓住一切機會沒有理由創造理由也要降薪，總歸是道德有虧，於理不合，這是對球員付出的不尊重，也必然是難以得到社會尊重的。
三、 俱樂部投資人對待降薪的態度及需求分析
我們先看下2018-2019賽季的中超俱樂部投資人的構成：
這16支球隊，上海上港、山東魯能、天津泰達都是國企，國企比較特殊，他們經營職業球隊不光考慮榮譽、盈利，還考慮地方形象等等一些別的因素，沒有降薪需求。
其餘12家均由房企主導。也就是說，除了重慶斯威外，中超的投資人基本就是房企。對過去20年來享受了行業高速發展紅利的地產商來說，中超就是最好的投射舞臺。足球作為第一運動，中超聯賽就是最吸引國人眼球和注意力的舞臺。對房企的業務一定是有很大幫助的。房企內部的營銷費用，直接花在旗下的職業俱樂部上了，球隊是作為母公司的品牌宣傳主體而存在。
比如恆大，每年在俱樂部身上虧損10億元，其實是作為營銷、公關費用支出的，其他俱樂部也都每年虧損幾個億，也是同樣的道理。換個角度講，10個億都虧了，給每個球員降薪省個幾百萬沒什麼意義和作用，所以目前國內大多數俱樂部並沒有對球員降薪的打算。
綜合以上內容分析，中超俱樂部單方面降薪不合法、合理性要看個體而定，協商解決的條件也不具備，俱樂部投資人更沒有降薪的強烈願望，所以，還是讓中超俱樂部“降薪話題”降溫涼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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