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斯文至乐 2020-01-07 12:12

馆主说明:2019年12月29日是20世纪伟大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130周年冥诞纪念日。馆主2019年年初决意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修订版),纪念梅校长诞辰130周年。无奈出版社一再延期,馆主只能面对遗憾。今日将《再版后记》提前剧透,虽是权宜之计,但致敬梅校长的心意却是一致的。愿与天下学子一起缅怀这位清华“永远的校长”,感怀他和他的同仁们给中华民族曾经带来的斯文。

天时四季,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冬天再冷,终将消去;春天再远,必将来临。长期生活在中国“冬季”里的梅贻琦先生,他发出的光和热,穿越时空,照耀和温暖着正在迎春的我们。他是照亮我们春天的一盏灯!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2011年4月九州出版社《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初版

一位导师从黑夜开始时便和我们的学校在一起,一直到现在黎明快来的时候,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相信他必然会和我们一起去欢迎光明的到来。

这是经济学家、曾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伍启元博士,在1940年梅贻琦校长服务清华25年公祝会上说的一句话。1915年梅校长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进入清华执教,当时一战正打得黑天胡地,这是一段黑暗的历史。1940年梅校长在清华已经工作25年,担任校长已达9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三年,许多国人对抗战持必胜的信念,这是黑暗前的黎明时刻。我之所以将伍教授的这段话放在本文的篇首,是因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就是照耀中国教育前行的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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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梅贻琦校长

怀念黄延复先生

六七年前,每年6月初的一个上午,清华园里被誉为中国大学第一碑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总有三四位耄耋老者或坐着轮椅,或推着自行车,或杵着柺棍,前来献花致祷祭拜(6月2日是王国维先生忌日,作者注)。他们齐聚碑前,会默诵陈寅恪先生写的纪念碑文,追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感受“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这是本书第一作者、清华资深校史学者黄延复先生多年来一直参与的一项活动。这位在清华园生活了整整63年的清华老人,2013年2月间却安宁地走了,从此再也不能与他的老友们在清华园里一起缅怀先贤。当然,他在天堂里照样会与他一生追随和尊仰的清华哲人们畅谈斯文,护佑清华。

黄先生的遽然离世,不仅给亲友们留下无限悲痛,也给我与他晚年这段亦师亦友的不朽岁月画上休止符。这位被誉为清华传统精神守护者的纯粹学者,尤其在本书初版之后,曾多次开心地跟我说,一生心心念念的“弘梅”事业(即弘扬梅贻琦思想,黄先生和我将梅校长研究称为“梅学”,将梅校长的粉丝称为“梅迷”,是黄先生和我对喜欢和研究梅校长的同道者的尊称),已从长期的“韬光养晦”中走到“鸡鸣林角现晨曦”,得到远方知己(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力俊院士)的认同,可以无憾了。而在我刚认识他时,那时他虽罹遭脑血栓病后折磨甚至无法顺畅交流,但他仍坚定而豪迈地说,梅校长的事情还没有做完,老天爷一时半会还不会有空来打扰他的。没有想到,正当我俩所做的事情颇有起色,渐入佳境时,黄先生却“潇洒”地驾鹤西去了。我当时正在希腊旅行,闻知噩耗,痛心不已,当即写下几句悼语:“黄先生一身正气,满腔仁爱,学识深邃,为弘扬清华精神和梅贻琦思想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隐忍前行,堪称当代教育和新清华走向未来的普罗米修斯!黄延复先生走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位良师,更是清华和时代教育失去一位精神导师。我们永远热爱他!”

黄先生的离世,更是“梅学”研究的巨大损失。先生在世时,我并不觉得。因为每有疑问,总能随时请教,一起探讨。先生走后这些年,我只能自己苦思冥想,独自跋涉,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年先生数十年开创这片冷门学术的寂寞、勇敢和崇高。如果他没有普罗米修斯那样奉献、勇敢和大爱的精神,怎么可能做得到不计得失、甘于寂寞地做这样“产出不明”的“高危项目”?如果联想到黄先生几十年来所做的事情,人们不难感受到,对于以真理为皈依的学者而言,他们的人生使命在于发现真理、寻找真理、普及真理,绝不是“事关一姓一氏之荣枯”的俗世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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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3岁高龄的黄延复先生在书房工作

时光如流水,黄延复先生已离开我们六年多了。这些年里,我的脑海里总会不时闪现出与黄先生在一起愉快而难忘的画面。先生在世时,他的诸多行谊我司空见惯,并没有特别在意;先生不在了,这些行谊实际上却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一直想为思想博大精深、学识深邃洞达的先生,构勒一幅相对完整的“画像”,但试过好多次都没有做成,也许这是一桩不能完成的工作。

黄先生是著名清华校史学者,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权威。他晚年目睹教育现状,深知病兆,通过媒体或者他的博客,大声疾呼办教育是教育家的事,强调自由学术是大学教育的生命,殷切期望教育回归到梅贻琦先生倡导的中和位育和人格教育的大道上,为时代培养真正的亲民人才,而非扰民专家。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较晚,屈指数来也就一百来年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许多高校被鲜明地截成民国和新中国两个阶段,再经过随后各种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几乎所有高校的传统都被革命激情所激荡。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历史研究必然沦为政治服务的婢女和摆设,校史研究则更是没用的“奢侈品”,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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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期间,馆主与黄延复先生在其书房畅聊

1978年拨乱反正后,一些高校开始觉醒,能够也敢于正视过去,校史才被提起,校史研究才逐渐纳入高校学术研究视野中。因为它处于萌芽状态时,必然是一种边缘性研究,清华亦不例外。而少数研究校史的学者,往往是学校或者学术的边缘人,长时间坐在学术的冷板凳上煎熬。学术成果大多不受重视,研究学者的待遇、职称,往往不能像其他显学那样易出成果而得升迁,聪明的人大多不会喜欢待在这个位置上。

黄先生1950年考进清华经济系,1953年留校工作任政治理论课老师。因生性耿直,早早戴上“右派”帽,成了清华园里的一个“文化壮丁”,到处“打杂”。文革结束后,1978年已经知天命的黄先生,进入清华党委宣传部校史组,从此真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百废待兴的清华校史研究虽是冷门,却成了黄先生学术的春天。当他人纷纷走向时髦的显学领域时,黄先生却沉下心来,从清华档案的故纸堆中寻找人生的真趣。黄先生回忆说,当时清华校史工作中,历史领域面对的只有“一二九”、“一二一”等学生运动的几个课题,人物方面关注的是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黄先生觉得清华校史局限于此,太过单调,想方设法“钻空子”,想找点“中性”点的问题研究。于是,在校史问题,他找到了“校园”;在人物方面,他找到了马约翰先生,而且很快获得“批准”。校园研究经过十年寒窗,黄先生于1988年出版《清华园风物志》,成为清华校园史的奠基作,深受读者喜爱。该书又分别于2001年出增订版、2010年出精印版,每年都在加印,成为清华园里的畅销书。

与校园研究同期展开的人物研究,清华这所中国近代当之无愧的最高学府,像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黄先生置身其中,留恋忘返,成果更如泉涌。

1981年出版《马约翰体育言论集》,1993年出版《梅贻琦教育论著选》,1994年出版《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1995年出版《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和《梅贻琦与清华大学》,2000年与人合著出版《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2001年出版《梅贻琦日记(1941-1946)》和《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2003年出版《清华的校长们》,2005年出版《清华的大师们》,2006年出版《清华的学子们》和《清华传统精神》,2011年与我合著出版《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和《清华大学今昔谈》,与我合著2013年出版了《梅贻琦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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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延复先生出版的部分著作

30年间,黄先生出版了将近20部关于清华校园文化和清华学人的著作,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数百篇文章,而且大部分成果都是黄先生1989年退休后做出来的。

2006年已经78高龄的黄先生居然在新浪网上开通博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60多篇谈教育、论清华、讲人生的高质量博文,受到网友一再追捧,粉丝成千上万。

清华因学生、大师和学术成就,享誉当世;而清华精神和清华文化,却因黄先生的工作和作品而滋润着万千读者的心田。

厚积薄发,黄先生以板凳不惧十年冷的专注,毕三十年之功,研究清华传统文化,弘扬清华精神,终于使偏门的校史走进公众视野,他也被媒体誉为“清华传统精神的守护者”。诚如一位清华老校友所言,“我读他编写的书籍资料如聆面训,清华往事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把枯燥的工作干成兴趣盎然的专业……他在故纸堆中找寻人生、心系母校且不忘作育他人,任何一个清华学生心中都会有一丝感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黄先生研究清华校史、清华学人和梅贻琦先生,并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本着学者的良知和兴趣。虽然著作等身,许多研究均属开创性,但他于1989年退休时职称仍只是副教授(他并不介意,清贫是他一生的“益友”),许多颇受读者关注和赞誉的著作居然都是自费出版的。

在黄先生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最令他魂牵梦萦的是梅校长。发现梅校长,并将他从尘封的历史中请出来,让更多的学人有机会沐浴先贤的教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引以为豪的大事业。黄先生命运多舛,早年家贫体弱多病,中年饱受运动折磨,晚年死神多次纠缠。但这些磨难不仅没有击溃他,反而更加激发他弘扬普世教育信念。2010年秋,82岁高龄的黄先生曾乐观地对我说:“死神虽然已请过我多次,但老天知道我还有话没说完。尤其是梅校长的教育思想要让更多人知晓,所以还不会请我走!”

的确,30多年前,梅贻琦在清华是一讳莫如深的名字。如果黄先生没有穿透历史迷雾的睿智和无私无畏的勇敢,以及他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位清华“永远的校长”将不知何时能够走进人们的视野。也许对于梅校长而言,关注与不关注,并不会增损他什么。但是,对于走进迷途的中国教育,梅校长却是一盏明灯。

黄先生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时代的精神导师。但他为我们留下的清华传统精神和梅贻琦思想,将与他一生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特殊的日子

5月19日上午十点半,我收到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力俊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邮件,欣喜地看到他为《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修订版所作的书序。在文中,陈校长以平和的笔调,娓娓道来他因该书而与我和黄延复先生结缘的历程,饱含深情地再次缅怀已故的黄老先生。他对这本书的篇章内容如数家珍,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给予积极的肯定,他说“《一个时代的斯文》的适时出版,为‘梅贻琦校长学’增添了一个华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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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年6月陈力俊校长夫妇(前排)与作家岳南先生(后排左二)、编剧杨珺女士(后排左三)及清华友人在一起

两个月前,我邀请陈校长为《一个时代的斯文》修订版写序,他问清截稿期后非常爽快就答应了。我担心他太忙,告诉他书序6月份给我即可。没想到,陈校长居然在今天这么个特殊日子就发来书序,实在是令我喜出望外。

陈校长今年已经73岁,1968年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做校长之前,他是一名杰出的材料科学家,2006年荣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10-2014年,他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就像老校长梅先生一样,致力于教育家的事业,一心一意办好清华,他觉得校长是一项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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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6日陈力俊校长在梅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

我与陈校长结缘始于8年前。2011年4月清华百年校庆期间,本书初版在九州出版社如期出版。未曾料到,1个月后陈校长居然在美国出席北加州两岸清华校友会上,谈到这本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特别提及作者黄老先生和我。因为该书出版时并未大卖,只有少数读者能够从清华周边的书店,或者网上书店可以找到。陈校长竟然在台湾已读过该书,这令我大为感动。我想一定得找机会联系上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春节过后不久,我首次踏上宝岛观光,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去新竹清华梅园祭拜梅贻琦校长。我去台湾之前与陈校长的秘书联系过,因担心学校尚未开学,不便去打扰他们,我表示自己一个人来新竹清华看看即可。陈校长得知后,立即邀请我访校,并安排我入住校园里的清华会馆。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元宵节,我告诉陈校长,当天就不见面,不打扰他与家人团聚,次日再见。陈校长则热忱欢迎我到新竹清华,坚持要和我一起晚餐。他那天下午刚与教职员工开过元宵团聚会,部署完开学相关工作后,就带上时任教务长、现任副校长的陈信文教授,在校园里最高级的餐馆——一家哲学系校友开的、名叫苏格猫底的书店咖啡吧里,三个男人在幽静的校园里共度元宵节。我心里明白,陈校长那天执意要请我晚餐,大概是他觉得我一人旅居台湾,在特殊的日子里,希望能陪陪我。我知道校长很忙,我有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就急着想向他和陈教务长请教。谁知陈校长笑着说,明天我安排了专门时间与你探讨这些,今晚咱们就不谈工作问题。从这些细节小事中,可以感受到陈校长深厚的修养,无言之身教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次日上午,在陈校长的办公室里,他单独与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对梅校长的思想和行谊非常熟悉,甚至对一些年月日期都表达得很准确,令我惊讶。如果没有花相当深的功夫研究,我想他不可能对梅校长有这样透彻的了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梅迷”,这样不知不觉中就在心里拉近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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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日陈力俊校长讲解清华校史,再次推荐《一个时代的斯文》

陈校长告诉我,10月份新竹清华拟举办梅贻琦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研讨会,邀请两岸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全球校友共同参加,希望我届时能够出席,并做梅校长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的主题演讲。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欣赏我专注于梅贻琦校长的研究,甚至说,我与清华并无太深的缘分,居然能够做如此深入的工作,他愿意提供方便,比如安排我在新竹清华念工商管理的学位,以续清华缘。

我颇感动陈校长的盛情与好意,我说,梅校长是三不朽式的人物,属于清华,也属于中华民族,我只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受益于他的教育思想。我本人虽不是直接的清华校友,但是清华校友的家属,在北京清华园住过数年,颇受惠于清华。能够有机会弘扬梅校长的思想,是一桩令人快乐的事。我没有告诉陈校长,我与梅校长还有另一层关系,即都是南开校友,梅是南开中学第一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是近代大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高足,他是我们南开校友们的大学长。

2012年10月26-27日,新竹清华隆重举办梅贻琦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研讨会,美国科学院院士邓昌黎博士、陈守信博士,北京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云南师大党委书记叶燎原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时任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的岳南先生,新竹清华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和教授,约有一百多人与会,还有相当多的新竹清华学子也一起参加。我特意带着当时还在北京上小学的10岁女儿赴台参会。我在开幕会上做了《一个时代的斯文》的主题演讲,费时50分钟。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控制不好时间,大概是当天上午最长的演讲,但陈校长和主持人陈信文教务长非但没有不耐烦,反而在会后他们给予我更多的鼓励。陈校长在致辞中,对梅贻琦校长一生行谊了如指掌,用功之深,令我叹服。在我接触过的学者和教育家当中,除了黄延复先生外,没有人比陈校长更理解梅校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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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7日,陈力俊校长与北京清华大学顾秉林前校长来到新竹清华梅园,与师生一起致祭梅贻琦先生

当陈校长得知我女儿也来清华,就在开会的间隙专门会见了我女儿,鼓励她好好看看台湾,并邀请她来台湾念书。尤令我感动的是,那天晚宴,陈信文教务长安排教务处一女老师专门照顾我女儿用餐,特意安排在主宾桌附近的边桌,以便孩子能够看到我而安心就餐。

这次活动一周后,陈校长来北京参加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会(11月2日)。11月3日会后他专程安排时间,请我带他去看望黄延复、许渊冲、何兆武三位先生,表达他和新竹清华对三位先生的敬意和谢忱。性情率真的黄先生曾写博文《穷在深山有远亲——新竹清华陈力俊校长垂访留影》,“萌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叹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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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陈力俊校长(左)在清华园拜访黄延复先生

新竹清华大学教务处根据两天纪念研讨会的内容,策划出版了《梅贻琦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一书,并予2013年出版,书中刊发了我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根据我演讲主题《一个时代的斯文》整理而成的,另外一篇是我此前所写的《梅贻琦与清华传统精神》,署名时我特意加上黄延复先生,以弥补他因年事已高未能莅台赴会的缺憾。2013年黄先生不幸辞世,与黄先生虽只见过一面,但陈校长却专为该书撰写《纪念黄延复教授兼作文集序》一文,深切悼念黄先生,感怀黄先生在弘扬梅贻琦先生思想方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在文章结尾说,“如今黄教授乘鹤西去,遥祝在天之灵能与未曾有一面之缘,但穷数十年心力弘扬的梅校长,以‘忘年之交’,长伴左右,看顾他们共同深爱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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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台湾清华大学出版《梅贻琦校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论文集》

2012年底,陈校长告诉我,他可用校长经费设立驻校作家岗位,邀请我到新竹清华工作一年,便宜从事梅贻琦校长的研究工作。上一年度邀请了写《南渡北归》的岳南先生担任驻校作家。我非常感谢陈校长的深意,也颇为动心,但因种种原因,我当年在办妥一切赴台工作手续后并没有赴任。陈校长将这一机会一直保留到2014年,终因我个人职业发展而放弃,辜负了陈校长的一片心意。

2014年陈校长辞任校长后,我因工作发生变化,与他联系少了。原想编辑他的文集,最后也未能付诸实施,欠下的这笔文债一直压在心头。直到今年再次联系陈校长时才得知,他的文集已经出版。陈校长6月中旬来北京时,特意给我带了这套三册的厚书,在每本书上都特意给我签了名,很重的三册厚书!

5月19日是个特殊的日子。57年前的今天,一代教育大家梅贻琦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3岁。


奇遇恩典

诚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言,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自2011年4月初版以来,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抬爱与鼓励,前后加印三次。因书系自费出版,从写作、编辑、排版、印刷、营销、发行等出版环节的全流程,几乎都由本人独自承担,劳心费神。一年后,我就不再加印了,书也很快售罄了。不过,由于读者朋友对梅校长的思念绵绵不绝,对本书的需求仍然源源不断,使得这几年在著名的某“宝”里,异军突起了两三百家影印版的书商,在“帮助”作者传播这本书,间接弘扬梅贻琦思想。当然,这是黄延复先生和我竭尽心力合著此书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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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夏,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回美国夏威夷休假省亲时,梅校长临别手书赠诗

如读者所知,梅校长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时光的流驶,没有洗淡人们对梅校长的印记。相反,人们对他的缅怀和敬仰却与日俱增,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他。

2012年10月,台湾清华大学举办梅贻琦校长逝世50周年纪念研讨会,两岸清华校长、云南师大、厦门大学等高校首脑与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学者数百人云集新竹,咸怀梅校长之德风。会后,两岸清华校长率领众师生在梅园进行了盛大的祭梅仪典。

2012年8月,10集电视纪录片《先生》开辟专集报道梅校长一生功业,引起观众热烈反响。随后该纪录片又在CCTV10科教频道连续重播。

2012年5月,凤凰卫视名嘴梁文道先生在他主持的《开卷八分钟》栏目中,前后两期,借评价《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之机,引导观众感念梅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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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梅校长

一位北京清华的老师告诉过我,她曾有段时间天天将这本书放在枕边,每日比照梅校长行谊自省;一位台湾清华的女生失恋之后,独自跑到梅园,在梅校长灵前诉说苦闷心绪。她事后说,自己的心事向梅校长敞开后,就觉得开脱了好多。

每年三月间,台湾清华大学与隔壁的交通大学之间举办著名的梅竹赛,这项深受两校重视的大学生竞技赛事,已经延续半个世纪,类似英国剑桥和牛津的划船赛,成为新竹当地一大人文景观。每届赛前,清华师生都会在梅园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祭拜梅校长,并请老校长在天之灵护佑清华学生夺得锦标。梅竹赛前的祭梅活动已成台湾清华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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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时和夫人韩咏华及小儿祖彦(前)、二女儿祖彤(左三)、大女儿祖彬(左五)

生前被称为寡言君子的梅校长,如此深远地影响着一代代后人。他纯净如水的德风、字字珠玑的话语和两岸清华的勋业,堪称现代“三不朽”。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经年累月做校长的梅校长更是一针见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语道尽教育真谛。《大学一解》,既是梅校长一生办学经验的结晶,更是现代教育理论的经典。与梅校长沉稳寡言性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地服务清华,尽瘁教育,开创出“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的教育盛景,将本是落后生的中国教育带进世界尖子生的行列,为民族、为国家、为时代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英才“蔚为国用”,矗立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珠峰”。

人们景仰他山高水长的风范,感激他曾经为民族、为社会、为时代带来的斯文。感激之余,自然会思索,梅校长掌校北京清华17载(1931~1948年),正是社会动荡、民族危急的苦难岁月,但却是清华大师云集、英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翻开清华史,不难发现百年清华与国运紧密相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清华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在积累和创造这笔精神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校长无疑实践最力、影响最深、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尤其是清华校友),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正是在这些精神的照耀下,清华学人知行合一,刚毅前行,才会呈现出彪炳青史的盛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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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梅校长与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班研究生合影

这本书问世八年来,神州大地月异日新,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因缘此书,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感恩之旅。先有黄先生领我进入梅校长的世界;然后陈校长与新竹清华敞开大门,使我零距离感受另一个清华。

本书初版后,我与书序的作者许渊冲、何兆武两先生有过频繁的接触。两位先生同龄,今年都已98岁高龄,先后于1938、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许先生现在还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重译莎士比亚作品(作者曾问过许先生,朱生豪先生的译作也很经典,为什么还要重译?许先生告诉作者,朱先生翻译时年纪在二三十岁,作品是才华和激情的结晶。我已经九十多岁,经历过不同时代,人生感受更多,理解原著能力会更强。在我看来,翻译是两种文学的竞赛,是翻译者再创作的过程。),每天翻译1000字,几乎每半年一本书。两位先生的信任,使我曾有机会出版他们的作品。何先生将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写的随笔文章全都交给我,这样《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这本厚书,就水到渠成地走进读者的书房。而许先生允诺我出版他所有的作品,只是我这几年因在创业而未能将他的“真金美玉”呈献给读者。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许渊冲先生与夫人照君先生在书房合影

承蒙两位先生的引荐,我有机会走进西南联大的校友圈,认识了许多西南联大的老校友,先后参加过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8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些最小都已年届耄耋、最大已愈百的老人,只要一聊起梅校长无不肃然起敬,一聊起西南联大无不畅怀欢忭。

曾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物理学家沈克琦教授(1921年-2015年),1939年-1943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他生前看过本书初版,曾题写如下一段话鼓励我,“这本书如实介绍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和事迹,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作者的有价值的贡献。”

现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先生,今年已经92岁,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他得知本书修订再版,欣然同意为本书作序,很快就委托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刊主编、清华大学土木系原系主任陶葆楷教授的儿媳胡康健老师,将写好的文章传给我(详见序四)。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年届九旬的何兆武先生在阅读《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因缘此书,我与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有了一段有趣的往来。承蒙丘先生的学生、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终身教授顾险峰博士引荐,今年6月初我有幸拜见丘先生,并送了这本书。两周后,丘先生约我到清华静斋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专门讨论梅校长问题。他问我怎样看梅校长?我说,梅校长是20世纪伟大的教育家,他把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西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认识自己与追求真理。中国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即认识真理之后服务社会。丘先生说,胡适也曾做过北大校长,也是一位教育家,并问我对胡适先生的看法。我说,胡适先生是领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重在思;梅校长是行胜于言的教育家,重在行。

没想到一周之后,丘先生居然为本书写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详见本书序五),以独特的视角,解读梅校长通才教育思想。在当时大学普遍重理工应用的氛围下,梅校长讲究基础学科和应用研究的相辅相成,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环境下,既保护了清华人文社科的薪火,更推动了清华数理学科的发展,将清华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伟大大学”。

丘先生这么用心地解读梅校长,令人感动,我想这就是真正教育家之间灵心相通吧。丘先生一直在发现真理,而梅校长一生在实践真理。他们都纯粹地热爱真理,无私地作育英才,是知行合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贡献巨大。丘先生和梅校长都在向人类展示真理,是人类文明的脊梁。

我曾告诉丘先生,梅校长抗战时期的一部分日记流出清华,2013年被西冷印社拍卖了,现在下落不明。丘先生就在文章里呼吁梅校长日记“是历史的见证,不应该成为商品,希望收藏家捐献出来!”然而,令人感动的是,没过多久,丘先生居然寻访到梅校长日记的藏家,并将藏家引荐给我。

因了解过丘先生年少时曾练过柳体书法,而我虽未在书法上用过功,却独爱柳体,喜欢那股劲道的风骨。所以,就想请他题写书名,期待丘先生能在百忙中拨冗挥毫题写,我想这对所有喜欢梅校长的读者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丘先生初以“书写不行,难登大雅之堂”而婉拒。幸运的是,他最终答应题写。确实是独辟蹊径的大师,丘先生题字方式也与众不同。他用毛笔在每张宣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有一两个字他可能觉得不满意,还写了两遍。每个字写得工整遒劲,颇有柳体神韵。他不拘一格的题写方式,不辞烦琐的认真精神,如无言身教,令人体会到真正大师的境界与谦卑。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梅校长的部分日记

缘于此书,我与许多热爱梅校长的清华校友成为至交好友。与这些深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熏陶的学友们在一起,感受他们行胜于言的风范,也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人生体验。有的学长不远千里跨省来京,甚至不远万里跨洋来京,和我交流对梅校长的认识,探讨梅思想对当下的意义。令我特别感动的是,范波学长,曾经创作出多首脍炙人口的清华校园歌词,在我问他今后还写什么歌时,他颇认真地对我说,“不再写了,要把以后的这点感情留给为梅校长写一首歌。”这些可亲可敬的校友们拉我进入他们的圈子,加入很多清华校友微信群,与他们一起嬉笑怒骂,挥洒人生。特别感谢《水木清华》杂志主编王正老师,也是一名与梅校长心灵相通的学长,多次引荐我参加各种清华校友活动,其中清华校友乒乓球赛迄今举办9届,我已参加过5届。

本书初版发行过程中,曾得到著名学者陈志武教授、赵晓教授和友人何江涛先生等人无私帮助,在微博上强力推荐。著名媒体人王晓阳(王思想)、李勇(十年砍柴)和清华75级校友袁帆先生曾发表书评大作,用心在报刊和网络上传播本书。友人吕昭(吕海涛)和清华经管EDP同学乔世豪在本书刚出印厂时,就一次订购数十本,以示支持……正是许多友人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才使这本相对小众的书能够在读者书柜里占上位子。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2012年2月馆主访问新竹清华,在梅贻琦纪念馆梅校长铜像前留影

本书初版后,细心的读者在褒奖之余,也认真告知书中一些差错,让我既感激又羞愧。我早就有意修正此书谬误,但这些年因为忙于生计,一直没能停下来静心写作。今年上半年,我下定决心甩掉所有的“包袱”,每天默默地伏案思索与写作,仔细核对本书的每个字每句话,修改了读者指出和未指出的所有差错;增写了一些内容,尤其是梅校长早年学习生活和家庭情况介绍,让读者能更加方便地理解梅校长;对一些历史史实也进行更深入的考究和补充,以便读者可以从更宽的视角去解读梅校长。另外,增加了一些梅校长珍贵的图片,有些图片至今尚未公开过。半年之后,本书修订稿终于完稿交付编辑。这也是聊作我对读者朋友们多年来的鼓励和帮助的一点谢意!

在本书初版时,我曾经信心满怀地列出关于梅校长的一系列出版计划。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发现自己当年过于乐观,除了《梅贻琦画传》出版外,《梅贻琦书信选(西南联大时期)》基本完稿,等待出版,其他书目都在编辑或资料搜集中。因为梅校长一生留下的个人文献非常少,特别是梅校长一生经历时代动荡,工作生活场景变迁巨大,许多资料(个人日记也只保留了抗战时期很不完整的一部分)都已佚失。这几年我查看过大量与他同时代交往过的人物资料,可能够得到的有用信息实在有限。因此,我在此得向读者真诚地道个歉,这笔文债也许还得继续欠。不过,请读者放心的是,我对梅校长的研究不会因此中断。如有新的发现,一定会通过现在高效的媒体方式,及时奉献给大家。这些年来,尤其是黄先生走后,弘扬梅校长思想的工作虽大都是我孤军奋战,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每年都会举办三四场讲座,专题介绍梅校长,让更多人了解梅校长教育思想和清华盛世的秘密。在这个时代弘扬梅校长的思想意义仍然重大。因此,希望更多有能力、有资源、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弘梅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需要有更多人来一起努力。

春天里的一盏灯——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130周年

1950年代梅校长为来宾讲解原子能和平应用

本书修订版得以顺利出版,我必须感谢我的乡友老弟、著名出版人周青丰先生。他创办的北京微言文化传媒公司,这几年风生水起,为读者展现了大量精品读本。如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和专业服务,本书修订版不知何时能够再与读者见面。

今年是梅校长诞辰130周年,一如梅校长的沉默寡言,北京清华和新竹清华目前都还没有相应的纪念活动。重修此书,我也是想和读者们一起在这个特别的时间里,致敬这位为两岸清华、为中国教育做出伟大贡献的大教育家!

今年很特殊,我的中学母校玉山一中建校80周年,我的大学母校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位卑未敢忘忧校”,我没有更多资源献礼,谨以此书致敬我的母校。感谢她们在我人生关键时期,将我引入正途,让我见识到更大的世界,明白人之为人。尤其是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让我知道人不仅要大公,更需有最能,同时还得与时俱进。

最后,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她们的宽容和支持,就不可能在最明亮的窗前摆下一张舒适的书桌,让我这么自由自在地、不思回报地做这件事!

谨以此书,献给在老家一直牵挂着我的老妈,她今年整八十岁。


馆主

2019年10月于北京


注:《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修订版已在出版社待出,尚未面市。具体什么时间,馆主届时提前告知。本文系修订版的《再版后记》,为了梅校长这一特殊日子,提前“剧透”,以慰各位喜爱梅校长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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