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美國流行病學家Walter Ian Lipkin教授確診了新冠肺炎。
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臺採訪時，他面露病容，並且還略有咳嗽，卻仍然在警示所有人——
“如果病毒可以襲擊我，那麼它也可以襲擊任何人。”
“這就是我要傳達的信息。”
在這場全球戰疫之中，倒下了無數的醫護人員，其中也不乏一些頂尖的傳染病學家。
但即使如此，在利普金教授真正確診之前，人們依然從沒有想過，原來像他一樣威名赫赫的病毒獵手，也會有一天不慎中招。
作為世界頂尖的流行病學家，他曾經無數次站到過疫情一線，接觸過的病毒有幾十種，理應擁有最強的自我防護意識、最全面的保護。
甚至連他自己也感慨：“諷刺的是，我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沒有被感染，回到紐約卻被感染了。”
當這個消息傳出來，很多中國的網友也表達了自己的震驚、祝福他早日康復。
有人將他比作白求恩，有人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人認識他，都是因為非典、新冠兩次嚴重的疫情。
在很多中國人心中，他似乎是個和藹可親又平易近人的教授。
但細細查看利普金教授的履歷，會發現這位“病毒獵手”，真的威名赫赫。
很少有人知道，這位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學家，在最開始並不是一名醫學生。
利普金教授1952年出生於芝加哥，本來是一名“文人”。
他在22歲時從大學畢業，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但他突然意識到：學文救不了美國人。
@KCTS 9
“如果畢業後我直就開始去某個偏遠地方開始研究神話儀式之類的文化，我又能為人們做出什麼貢獻呢？
所以我想成為一名醫生，去嘗試研究傳統醫學。於是，我進入了醫學院。”
在他下定決心之後，他直接就轉了專業開始學醫，用整整十年時間，在各個頂尖學校求學，也逐漸在醫學界嶄露頭角，成為了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ME/CFS SA
1981年，艾滋病進入人們的視線，但由於當時的恐同文化，很多患者被漠視，科學家們花了很多年，才發現導致這種疾病的病毒。
“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更好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利普金博士沒有在感染人群中尋找抗體，而採取尋找病毒基因的方法，加快診斷過程，並發表了兩篇關於艾滋病研究的論文。
他發現其免疫學異常和炎症性神經病，證明可以用血漿置換術治療，並證明早期接觸病毒感染會影響神經遞質的功能，讓人們對艾滋病的理解進一步加深。
@NYT
1989年，利普金第一個使用純分子方法進行病原體識別，開始研究博爾納病，推翻了之前誤導了整個醫學界近二十年的謬誤。
1999年，紐約皇后區出現了一種流行性腦炎，利普金最先在患者腦組織中鑑定分離出了西尼羅河病毒，並確定了其傳播途徑。
而後，中國的SARS爆發，沙特的MERS出現，美國的肌性腦脊髓炎出現……他都帶領著自己的團隊深入一線，進行研究，並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Discover
三十年來，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流行病。
而利普金教授，奔走於世界疫情爆發的最前線，不分國家地點、第一時間站出來前往一線。
他開發了MassTag PCR和GreeneChip技術，並率先在病原體發現中使用高通量測序。
幾十年間，他用可靠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學術實力，也證明了自己的人道主義精神。
@amazonaws
在整個流行病學界，“病毒獵手”的名字如雷貫耳。
他就像是最老辣的獵人，手裡拿著自己研製的頂尖武器，讓任何病毒，都難逃羅網。
在30多年的戰鬥中，他發現和鑑定800多個與人類、家禽或野生動物疾病相關的病毒，成為了美國CRDD(國立衛生研究院轉化研究卓越中心計劃下的診斷與發現研究中心)的負責人。
@Discover
2011年，馬特達蒙主演的《傳染病》，講述了一個神秘可怕的殺手病毒肆虐全球，整個世界開始戰疫的故事。
而利普金，就是作為整部電影的科學顧問，為整部電影把關。
而這部電影也與現實世界的發展十分吻合，甚至很多人都稱，它為這次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做出了神預言……
科學無國界。
這句話，對於利普金教授來說，是對他人道主義精神的最好體現。
在這次的新冠肺炎期間，他也是第一批來華援助的外國專家。
在武漢宣佈封城後，全世界都人心惶惶，美國更是立刻限制了與中國之間的航班。但利普金教授，卻在1月29日、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以個人名義乘坐上了飛往武漢的飛機。
@chinaplus
30日早上6點，利普金教授下了飛機，直接到了鍾南山樓下。
鍾南山當天要趕到北京去，於是兩人就直接將車廂內、機場大廳當作會議室、研究室，開始討論這次疫情的情況、商討應對的策略。
隨後，他又在中山大學分享了以往經驗，介紹了快速診斷等技術，並提出“這次最大的挑戰性，就是疫情與春節假期的疊加，讓疫情防控更為複雜”。
“現在可能低估了感染人數，高估了致死率。因為患者沒有症狀也可以傳染，存在隱形感染者。”
@chinaplus
而後，在他的隔離期一結束，他就開始帶領團隊研究精確檢測試劑。
他通過特殊的熒光染色擴增PCR，使試劑靈敏度提高數倍。另外還使用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血清芯片，用來確定最具特異性的肽段，準確、便宜、有效、方便，
研製成功後，他立刻將試劑無條件送到了中國。
@中新網
縱觀整個疫情期間，他一直秉承著客觀，與科學精神站在了一起。
在很多人作壁上觀的時候，他向全球學術性科研院所提出倡議，希望所有科學家都能參與到此次疫情的防控之中，與中國一起共渡難關。
@Science
而在不良媒體煽風點火，質疑病毒是中國實驗室洩露時，利普金教授站出來，公開表示：
所有證據都將病毒來源指向野生動物。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些言論聲稱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行為不當。
@ Columbia Global Centers
在部分西方媒體指責中國抗疫不力的時候，他為中國正名：
這一次，中國完全做到了信息透明、醫療技術上也進步巨大。
與非典時期相比，這次疫情中國的反應迅速有力多了。
是的，在非典時期，他就已經來到中國了。
再往前追溯，你會發現，2003年，利普金教授應邀來到北京協助中國抗擊非典，與鍾南山並肩而戰，幫助我們做了很多。
@ Deccan Herald
在非典爆發時，首批來華援助的飛機上只坐了三個人，就是利普金教授、他主動說服的同事托馬斯·布萊士、還有一名紐約時報的記者。
他是第一位前往中國提供現場指導的外國專家，帶了整整一飛機的抗疫援助，包括口罩、鞋套和SARS測試套件。
所有物資，全部贈送給了中國。
@ Beroni Group
那時，北京人人自危，沒有人敢在這個時間來。
但……
“我是一名醫生，疫情發生的時候，作為病毒專家，必須第一時間衝向前線。”
他的積極參與，讓中國少走了一些彎路，少過世了一些人，讓找到有效手段、最終戰勝SARS的時間，又早了一些。
@ YouTube
而在那之後，他也與中國開始了積極的合作。
他與中科院和中國疾控中心開展了密切的合作，為許多中國的病毒研究實驗室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他為中國積級引進國際資源，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原計劃根本沒有考慮中國，但在他的努力與推薦下，最後竟然建在了上海。”
他以一己之力，將中國傳染病防治的水平，提升到了新的臺階。
2016年1月，利普金獲得中國為外籍科學家頒發的最高榮譽獎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
2019年9月，他獲得了一枚“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紀念章”。
這是中國人民能夠給予的，最誠摯的感謝。
他幫過無數的人。
他幫助過美國人，幫過中國人，幫過非洲、中東、和每一個曾經被傳染病威脅過的人。
科學無國界，醫者仁心無國界，人道主義精神無國界。
就像病毒，也無國界。
“人類最後一個敵人是病毒。”
現在，利普金教授的病情，讓我們感到揪心，也衷心的祝願他能夠快點好起來。
希望全世界的疫情都能趕緊過去。
人類命運共同體，願所有人都能夠攜手，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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