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學人劉表在190年受朝廷委派擔任荊州刺史，他在州內八郡致力於保境安民的底線追求，近20年間竟然做得並不失敗，使主政之州一時成了周邊士人百姓避亂樂居的一塊安穩福地。劉表對荊州的治理有他不為那些勃勃進取者所認可的目標定位，也有他準繩於聖賢之道的中庸方法。
劉表早年跟著同郡人王暢學習，《三國志﹒劉表傳》引注中記述，王暢曾做過南陽太守，他在生活中非常節儉，其時十七歲的劉表對老師王暢說：“奢侈不能僭越更尊貴的人，節儉不能為難更低賤的人，這才合於中庸之道。所以蘧伯玉以獨做君子為恥。您不按照孔聖人明確的告誡去行事，卻效仿伯夷叔齊那樣末流的節操，那會因為太過高潔而不合於世。”王暢回答說：“能約束自己，就少有錯失。我的節儉也是希望矯正世俗。”傳統社會的人們都處在一定的社會等級中，在年輕人劉表看來，老師王暢的生活消費，不能比上面尊貴的人更奢侈，也不能比下面低等級的人更節儉，應該上下有度，在兩者中間取捨選擇，這才合於聖賢所要求的中庸方法；而老師身為郡守，太過節儉的行為顯然是超越了所在等級的下限，有不合中庸的失當處和不容於世的不良結果。王暢聲稱他是為矯正奢靡世風而有意為之，但無論怎樣，劉表對老師的行為提出質疑，則表現著他對中庸理念既有著精準的理解，又有著堅定的內心信仰。後世學人歸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這一思想理念本來就是聖賢們所推崇的行事方法，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青年劉表既然對中庸有著執著的信仰，他後來作了荊州刺史，在地方治理上自然會將其貫徹下去並體現出來。
劉表一接受刺史之任，即匹馬進入宜城，徵詢名人們對荊州治理的建議，當兩種方案擺在面前時，他馬上意識到蒯越那種威德相融、文武兼濟的方案是現實可用的，因為這把軍事和教化兩者結合起來，在具體的實施中又兩相權衡，靈活使用。這一方案見效快，同時也更合於中庸的方法。
劉表
就職幾年後，曹操把朝廷遷到了許都，劉表繼續派使者向朝廷奉獻貢物，另一方面又與袁紹保持友好交往。他的助理鄧羲為此勸諫他，劉表回答說：“我們在內沒有放棄對君主的貢獻，在外沒有背叛盟主，這是遵循了天下的通達之理，你作助理的人為何就不能理解呢？”鄧羲大概是不希望荊州在兩強相爭中騎牆觀望，腳踩兩隻船；而在劉表看來，在兩強對峙中走一條中和的路線，正合於中庸的要求，你兼理文書案卷的人是讀書人出身，怎能連這個道理也不懂。鄧羲見劉表是這樣的態度，藉口自己患病就辭職離去。
曹操和袁紹兩軍於200年在官渡決戰，戰前袁紹曾派人向劉表求助，劉表一向和袁紹關係較好，大概對方求助時他只好答應，而事實上他並沒有派兵支援，但也沒有幫助曹操，他只想保守自己的地盤，靜觀其變。從事中郎韓嵩和別駕劉先都來勸諫說：“現在兩雄相爭，誰能取勝關鍵在您的態度。如果要有所作為，就要趁此機會；如果不想作為，就應作出選擇給予協助。您現在擁有十萬軍隊，不能靜坐觀望。如果求援的不給幫助，而賢能的又不肯歸附，會惹得雙方都怨恨，最終難以保持中立的。”兩人不贊同劉表的觀望中立態度，並從袁曹爭戰的前景上考慮，建議他歸附曹操。謀臣蒯越也是這個態度。劉表見幾位下屬都是同樣的意見，決定再做些觀察考慮，他派遣韓嵩前往北方去見曹操以觀察動靜。在這裡，劉表內心對中庸的方法是高度信仰並準備牢固堅守的，他對選定的中立態度並未動搖放棄，因為見反對的人較多，才決定再做觀察，但也許這是他對下屬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應付拖延的辦法。
官渡之戰
官渡之戰結束後，劉表仍然沒有參戰和行動的表示。到了207年，曹操為消滅遼東公孫康而率兵北征，軍隊到達了柳城（今遼寧朝陽南）一帶。當時投靠劉表的劉備正在新野駐軍，他建議劉表趁許都空虛之際出大軍襲擊，劉表也沒有聽從。曹操在北方消滅公孫康後迅速回軍許都，劉表這時對劉備說：“沒有采納您的意見，失去了這麼好的機會。”劉備說：“現在天下紛爭，每天都有戰事發生，機會以後還會有的。如果能抓住後面的機會，那這次也沒有什麼悔恨的。”事實上，劉表時年六十五歲，這樣的機會後面實在不多了，寄人籬下的劉備不過是為主人說些開心話而已；而劉表在此做出有所悔恨的表示，也無非是為提出過出兵建議的劉備作出一個臺階，虛假演示一下自己本就沒有的進取心態，不被客人過分譏笑就行。官渡之戰時都沒有出兵協助袁紹，這個時候如何能去以卵擊石。但可以看到，劉表是要始終堅守他在群雄爭鋒中不偏不倚的中立路線，這是由他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標所決定，也出自他一種固有的思維方式。
劉表和劉備在一次閒談時議論人物，其間就顯露了他的思維模式。《三國志﹒陳登傳》中記述，在廣陵郡頗有威名的太守陳登，三十九歲就英年早逝。劉備在投靠劉表時，曾與朋友許汜、劉表三人議論陳登。許汜說：“陳登是湖海名士，他總是那麼驕狂氣盛。”劉備回過頭問劉表：“許先生的評價是對是錯？”劉表回答：“要說評價為錯，但許先生是位善良之人，他不會虛言不實；要說評價為對，但陳登又名滿天下。”陳登的好與不好，許汜評價的對與錯，都被劉表用一種兩相穿梭的交叉思路中和了起來，在他的回答中看不出傾向性的意見，而朋友玩笑中尚有的中庸態度倒是無意間更明顯地展現出來了。
劉表和劉備
學者出身的劉表從青年時代起就熟知中庸、信仰中庸，中庸方法是古人應對複雜問題的經驗總結，自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劉表把這一方法應用到對荊州的治理活動中，在一定意義上保障了荊州地方治理的成功，實現了他保境安民的基本目標，這體現了方法的現實應用性和有效性。然而，劉表對該方法的應用是有缺陷的，一是，他在應用中缺乏對問題作具體深入的考量，剔除了這一方法內蘊的變通性和靈活性，傾向於對它做出一種僵化的理解發揮，以至於把一種方法玩成了對付外界各種挑戰的技術，這反而束縛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比如曹軍北征公孫康時，大家擔心劉表趁虛來攻許都，郭嘉說：“劉表是坐而論道的人”，勸曹操不要擔心；曹操也曾預料說：“劉表乃自守之賊”。劉表的固化思維模式，決定了某種的機械化政治行為，往往在軍事活動中被敵人能夠提前把握。自己尚未出招，對手就能料定他如何反應，那再好的方法也就失去了其應有價值。二是，劉表把荊州當作一個封閉、靜止的獨立自存系統，沒有考慮會有外部的能量衝突，也沒有考慮伴隨時間持續內部要素會發生的各種變量。當荊州的自存系統持續運行將近二十年時，外部的能量衝突和自身的要素變量積聚已久，可能引起系統的裂變，而他仍然堅守固有的思維模式，這就把荊州帶到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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