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贏得了世界廣泛讚譽。世衛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從特徵上可稱為“大流行”，疫情的發展和所造成的危害，牽動著全世界人民的心。我們不僅要以辯證的眼光正確對待疫情，更要汲取教訓，創造條件，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將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儘早取得抗疫鬥爭全面勝利。對此，重溫恩格斯的三句名言，對打好抗疫戰爭，提升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持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寶貴的啟示意義。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
這句話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頁）。
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譯本。該卷的全部譯文，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第27卷（1988年），並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譯。本卷收錄了恩格斯1876年—1878年寫的《反杜林論》及相關文獻和1873年—1882年寫的《自然辯證法》。其中，《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問題的重要著作。然而，它雖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價值。目前，這部著作保留下來的文稿有：寫作計劃草案、論文、各類札記和片段以及四束手稿目錄。
之所以說，這部《自然辯證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是因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並非關於“自然界”的辯證法，而是通過反思“自然科學”的理論思維，從而確證了辯證法的科學思維方式，把辯證法從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神秘形式中拯救出來。在這一意義上，自然辯證法和歷史（社會）的辯證法的差別，僅僅是切入口的差異，而不是兩種辯證法。這部著作的思想與價值體現在：不僅在學科與學術發展史意義上，開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新領域，為自然辯證法這一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在思想史意義上，體現了恩格斯對實踐的類型、特點以及作用的創造性論述，實際上是對馬克思的實踐思想作出了進一步的完善和補充，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創立的辯證自然觀與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有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個基本理論支柱。與馬克思實踐思想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共同有力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資本邏輯的短視性，是恩格斯這部《自然辯證法》的理論魅力所在。
毫無疑問，任何三維物理空間中的力學原理都要遵循力的相互作用這一基本關係。在恩格斯看來，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同時，自然界也“報復”著人類，即人類過度開發和利用自然，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一次又一次向人類敲響了生存質量警鐘。為了避免警鐘變喪鐘，人類必須改變不當行為，重建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關係，大力推動形成可持續的綠色發展、健康生活方式，切實改變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發展、不講保護，只講利用、不講修復的發展理念。堅決摒棄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損害人類長遠利益的發展方式，推動形成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綠色發展方式，特別是要倡導並形成綠色環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發這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包括此前的非典、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類型病毒，多數病原體來自野生動物，並非人類社會的“原住民”。我國長期存在的非法交易野生動物和濫食野味的陋習，不能不說給感染這類病毒、釀成重大疫情提供了現實可能條件。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早就認識到，食用野生動物風險很大，但‘野味產業’依然規模龐大，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了重大隱患。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人們應在反思中自覺愛護野生動物，與它們和平相處，堅決杜絕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堅決拒絕購買保護名錄中的野生動物製品，堅決舉報非法獵捕、交易野生動物行為，遵從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重溫恩格斯的教誨。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一決定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要通過立法、嚴格執法，形成強大的震懾作用，讓尊重自然、綠色環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為全社會的共識，成為人人自覺的遵循。
恩格斯的這句經典判斷，是有著完整的表述邏輯的，他說：“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要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界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69頁）不言而喻，恩格斯的這個著名判斷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論之光。2018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強調，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的思想者譜系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舉世無雙、珠聯璧合的偉大思想者聯盟。特別是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傾力於馬克思傳世之作《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遺稿的整理，最終完成了這部思想鉅著偉大工程的出版工作。“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還不錯。我很高興我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當現在突然要我在理論問題上代替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時，就不免要出漏洞，這一點沒有人比我自己更強烈地感覺到。而且只有在時局變得更動盪一些的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感受到失去馬克思是失去了什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2頁）恩格斯用“小提琴手”來比喻他和恩格斯的思想合作關係，決不是道德高尚謙虛之辭，他強調：“我不能否認，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後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於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夠做到，至多有幾個專門的領域除外。至於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0—351頁）以至於列寧這樣評價恩格斯：“他為天才的朋友樹立了一塊永不磨滅的紀念碑。無意間，他的名字也被鐫刻在了上面。”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重要講話，同樣包含著對恩格斯這位馬克思終生摯友作為奏響馬克思主義宏大奏鳴曲的“第二小提琴手”的歷史性紀念意義。
在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宏大實踐語境中，紮實做好疫情防控，就是對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對“政治”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對“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對“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對“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對“生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只有經受住了這一系列的現實大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闊進步更加具有永續發展的時代理據。
“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這句話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5頁）。
關於歷史進程中災難與進步的辯證關係，恩格斯有著相當明確的理論判斷。在他的思想邏輯中，這種實現重大的歷史性進步，一定是建立在對重大社會災難的科學、客觀和理性分析，並正確總結經驗教訓，採取合理的糾正措施之基礎上的，體現了歷史大尺度視野中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強大輻射力。距離恩格斯逝世前兩年，1893年10月17日，在致俄國民粹派思想家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一封覆信中，恩格斯指出：“像你們的民族那樣的偉大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只有活動方式在改變。”這是恩格斯晚年探討和研究俄國等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的重要史料之一。考察這封覆信的時代背景，我們不難發現，晚年的恩格斯承擔了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務，一方面要整理馬克思遺著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還要應對黨內外各種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挑戰和歪曲。正是在這個理論建設與思想鬥爭都非常迫切的歷史條件下，恩格斯在辭世前五年與外界的思想交流書信數量較大，這也成為研究恩格斯思想的一個重要觀察視角。同樣是當年2月24日恩格斯給丹尼爾遜的前一封回信，就鮮明體現了恩格斯為整理馬克思的遺著作出了巨大的奉獻和犧牲。他說：“我必須努力——盡最大的努力，爭取在這個冬春把第三卷完成。為此我只好放棄所有其他工作, 甚至連信也不寫, 除非非寫不可。”
恩格斯在10月的信中客觀分析了俄國村社制度相比於大工業的落後性及其衰落性。同時，恩格斯根據丹尼爾遜講述的俄國經濟社會發展最新情況和變化，明確看到了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在不斷凸顯，資本主義生產準備著自身的滅亡。在這種形勢下，俄國必然面臨是以資本主義形式謀求發展但必須經歷資本主義帶來的苦難，還是以農村公社作為新的經濟發展基礎這兩種不同的道路抉擇。恩格斯不排除俄國走非西方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和條件性。在這一點上，恩格斯與馬克思一樣都對俄國農村公社是否能作為新的經濟發展的基礎等問題給予了非常謹慎的回答。但是，強調實現這一可能性的諸多先決條件是不可缺少的，其中，恩格斯對俄國民族發展命運在歷史的大尺度意義上提出了理性的提示和指導，這就是：“我們只能希望我們在這裡向更好的制度的過渡儘快發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們國家一些較邊遠的地區——那些在這種情況下負有使命實現偉大未來的制度。但事實終究是事實，我們不應當忘記，這種機會正在逐年減少。”（《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0頁）這是因為，“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而不幸的是，我們人類卻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幾乎無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麼也不能鼓起勇氣去實現真正的進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0—651頁）正是恩格斯前一封信中的思想，促成了後一封信在結尾處這句著名的論斷：“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可見，恩格斯的理論思維和重大判斷所具有科學性和嚴謹性，正是來自對歷史進程的總體把握，才真正給歷史進程中災難與進步的辯證關係注入了具有國別特質鮮明的邏輯限定，核心在於歷史條件的把握和歷史實踐的決定性作用。
從恩格斯的歷史思維轉進到21世紀的中國實踐語境，內在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依然是貫通的。恩格斯認為，歷史災難在一定條件下會推動歷史的進步，轉化為歷史進步的契機。從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來看，歷史災難與歷史進步是互為矛盾的對立面。由歷史災難到歷史進步體現了矛盾雙方的相互轉化，但是，實現矛盾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沒有一定的條件任何矛盾都不能轉化。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歷經磨難，非但沒有被擊垮，反而越挫越勇，在磨難中鑄就偉大民族精神，凝聚起強大精神動力，奮力開創了新時代的前行之路。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們前行路中遇到的一次巨大挑戰，相信在科學、客觀、理性分析疫情，正確總結經驗教訓，採取合理的糾正措施的基礎之上，這次疫情必將是中華民族的一次頑強抗爭而非屈服，是一次歷史進步而非災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教訓，加快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築牢制度防線。”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不僅打亂了全國人民正常的生活節奏，更是讓人們對美好春天的嚮往蒙上了一層令人心悸的陰霾，甚至奪去了數千人寶貴的生命，而且暴露出我國在應急管理、城市公共環境治理、公共衛生等領域的諸多短板，給我國經濟運行帶來了一些衝擊和影響。就疫情暴發的教訓而言，主要有全民的風險意識、憂患意識還不夠、對應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準備不足，一旦“黑天鵝”“灰犀牛”突然來臨，就會手忙腳亂、應對失策；對生物安全的重視不夠，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不健全；國家危機管理、疾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不完善，存在明顯的短板和弱項等。當前，只有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才能將這些問題紮實解決，促進我國各方面的快速發展，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新的歷史性進步。在疫情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使我們偉大的民族精神在創傷中迸發、在戰鬥中昇華，極大激發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推動國民自強不息、艱苦奮鬥，創造條件，化害為利，實現了向“歷史進步”與“治國興邦”的轉化。面對疫情防控的全要素戰鬥，實現徹底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就是重大的歷史性進步，對有效保障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這不僅要體現在高效的全國動員、專業的技術救援、全面的組織化支持以及眾志成城的社會心理支撐，更要體現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任何重大歷史性進步都不是自然發生的自在過程，而是取決於正確判斷災難與進步矛盾關係中“危”與“機”轉化關係，特別是有效實踐進步的一系列積極方式。以歷史性勝利激勵中國前進的腳步，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更高質量發展，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一定能夠開闢氣象萬千的新境界。
“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這句話摘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頁）。
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也是認識發展的動力。但是，認識逐步走向系統化、知識化，呈現為科學性的認知體系，必然成為引導實踐創造的重要前提。不過，通觀人類歷史進程，科學的發生和發展從一開始就被生產所決定著。於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書信中，恩格斯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在此，恩格斯強調了要把經濟關係看作社會發展的基礎，說明推動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是經濟關係，這是決定性因素，但是，不能忽視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響。經濟關係不僅是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決定著國家、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的基本狀況，而且深刻影響了生產、技術和科學發展的辯證關係。其中，技術的發展直接體現著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進步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技術的應用就不是偶然性因素，而是必然性因素。這樣來看，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就深刻體現為以科學為背景的知識生產與以人的利益性滿足為核心的社會需求之間互動關係。由此，需求帶動知識，就是社會一旦產生需要，必然產生推動知識進步的現實動力。同時，涵蓋了科學與技術的知識生產並非是被動的，在社會發展需求這個恆定規則下，知識生產同樣具有自身發展規律，進而處理好經濟關係、上層建築、知識生產、社會發展等諸元要素，就成為恩格斯“歷史合力論”思想的重要論域了。這是在更大的系統論意義上觀察人類社會進步與歷史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命題，可以說，恩格斯這句經典判斷所具有的宏大深刻思想內涵，凸顯了歷史規律與人的現實活動的對應關係，即：社會發展、轉型乃至對社會重大危機的處理，都是具有著“人為”特質，而非“物為”的庸俗化或者“資本邏輯”使然的錯誤邏輯。對此，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的邏輯判斷則更加明確而深刻：“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並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彷彿歷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的需要和呼喚，是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時代聲音。當前，面對當前疫情防控的重大實踐，很明顯，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就是當前社會最緊迫的現實需求。因此，3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明確強調，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任務，綜合多學科力量，統一領導、協同推進，在堅持科學性、確保安全性的基礎上加快研發進度，儘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點難點問題，為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提供強大科技支撐。
“最終戰勝疫情，關鍵要靠科技。”疫情發生以來，大批科研工作者迅速展開科研攻堅，為戰“疫”注入“硬核”科技力量：快速測得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並分離出病毒毒株，及時向全球共享；快速推出多種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頒佈七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國家動員大批科研單位和大量科研人員多條技術路線推進病毒致病機理研究、疫苗和抗體研製、藥物篩選、快速檢測試劑研究和應用研究；對以ECMO（人工心肺機）為代表的先進醫療設備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研發安全係數高的病毒檢測移動實驗室等。這些硬核科技成果，既為疫情防控提供了強大的科技支撐，也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科技發展。此外，疫情的防控工作，也為我國的信息網絡科技以及數字化產業加快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和新動力。疫情暴發後，我國傳統餐飲、酒店、旅遊等行業受到嚴重影響，線上服務需求則“爆發式增長”，有力推動了我國5G、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前沿科技的開發和應用，成為“科技戰疫”和穩增長、保民生的關鍵支撐。在市場驅動與政策支持的雙重利好下，數字科技不僅成為“抗疫神器”，還將持續得到強力發展，為中國產業和經濟轉型升級、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創造新優勢、打造新動能。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國存量經濟業態，帶動了在線辦公、在線教育、在線娛樂、遠程醫療、生鮮電商等新產業模式不斷湧現以及產業規模急劇擴大。在疫情逐步解除和社會生產恢復正常後，相信我國的教育、醫療、企業辦公等龐大的在線化市場需求會持續激活，有望不斷誕生“超級應用”，有力推動我國數字科技創新發展。
總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深刻領會恩格斯的思想智慧和至理名言，團結動員廣大科技工作者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握時代脈動，回應群眾需求，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努力鍛造出“最有力的武器”和“國之重器”，贏得抗疫戰爭的徹底勝利，積聚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磅礴科技偉力，就一定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歷史活動，必將給21世紀中國與世界發展史留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可磨滅的時代印記。只有在人民這個歷史主體的現實活動中，馬克思主義思想經典所葆有理論的力量，才能與時俱進開拓理論新境界，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形態匯聚、激發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磅礴實踐力量，在理論創新與實踐創造的有機互動中推進新時代的中國不斷勝利前進。
（作者系北京聯合大學黨委委員、馬克思主義學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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