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於仁壽四年（公元604年）七月駕崩，歷史進入隋煬帝 時代。煬帝在位十五年，以大業七年（611年）為界，大致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屬於意氣風發、蓬勃向上的時期，後期陷入戰爭泥淖和席捲全國的動亂，煬帝無可奈何地度過每天紙醉金迷的頹廢生活，終於大業十四年（618）三月被弒。
與隋文帝截然相反，煬帝被冠以“暴君”、“暴政”的帽子，其帝號“煬”便可見一斑。根據《諡法》，“煬”的釋義是：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
隋煬帝畢生追求的目標就是脫離關中本位路線，同時奠定自己的政治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家體制。其以開鑿大運河為代表的各項政策以及遠征高句麗等一系列對外政策，都可以從這一角度來加以解釋。然而與文帝穩紮穩打的措施截然相反的是，煬帝倚仗老爹留下來的資本，親自衝鋒陷陣，企圖畢其功於一役。他之所以如此急躁，原因之一是他超人的自信所致。楊廣建功立業和奪權的過程比較順利，當年討伐南陳時隋朝是做了充分動員和付出巨大犧牲的思想準備的，結果不費吹灰之力就大功告成，楊廣也立下不世之功；奪取皇太子位時，楊廣的爹媽都認同這個二兒子的思路和人品，他很順利地操縱父皇並最終取得最高權力。所以一朝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實現成果，以展現自己治理天下的豐功偉績。
據說楊廣在文帝臨終前與文帝的兩個夫人通姦，史書記載“其夜，太子蒸焉”，“蒸”指的是皇帝或相當於皇帝者的通姦行為。文帝聽聞大怒，有換太子的念頭。楊廣的親密戰友楊素馬上將這一情況告訴楊廣，楊廣出動東宮的衛隊保衛皇帝寢宮，讓皇帝身邊的侍女全部出宮，旋即傳出文帝駕崩的消息。這種父子之間關於女人的糾葛，一直到唐朝都還有，武昭儀、楊貴妃都是，而且這種“蒸”來的寵妃都能地位顯赫並被貴族社會接納，體現出隋唐國家在本質上仍帶有濃厚的北方遊牧民族特色，畢竟他們身上流淌著一半北族的血，而北族素來有收繼婚（娶亡父、亡兄弟之妻為妻）的傳統。
隋煬帝即位後不久便遷都洛陽，大業元年（605年）命令宇文愷在老洛陽城以西二十里處動工營造新的都城，次年正月落成，稱為東京或東都。如此，國家的政治中心脫離了關中，煬帝以此地作為他大展宏圖的基地。
首先就是開鑿大運河。把華北、華中、華南緊密聯繫起來，自古以來是當政者的重要政治課題，尤其對完成統一大業的隋朝來說，需要把南方的豐富物產運到北方以滿足都市消費人口。當時最方便的是水運，但沒有南北走向的河流，所以煬帝大手一揮——挖！從大業元年到大業六年，徵用無數人力，先後開鑿了通濟渠、邗溝、永濟渠、江南河，雖然利用了既存的河道和舊河道，但仍不啻為一項超級工程。運河鑿通以後，煬帝立刻命令建造一艘四層的龍舟，高高興興去江都（揚州）行幸。煬帝的登場對老百姓來講無疑是一場巨大災難，大大興土木，建東都、鑿運河、遊江南，哪一處不是勞民傷財的動作。
如果說國力強盛的隋朝還能支撐煬帝上述這些，老百姓也能忍受你統一王朝炫耀一下，但敗就敗在煬帝的好大喜功不僅僅限於國內，他還把眼光投向國外。首先是突厥，它是從柔然獨立出來的，又在公元583年分裂為東西兩部。其後，由於隋朝的離間計，東突厥日益衰弱，文帝末年與東突厥啟民可汗和親，東突厥歸順。大業三年，煬帝行幸北疆長達半年，對北方遊牧民族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威懾。由宇文愷設計的超豪華行宮和巨型帳篷讓突厥朝野驚歎不已，以啟民可汗為首的各部落首長還親自前去為煬帝行幸道路沿途拔草開路。次年又花了半年時間行幸西北，大業五年趕跑吐谷（yu）渾後又在張掖接見了高昌王，確立了和西域方面的聯繫。大業六年，煬帝在東都舉辦了規模盛大的國際慶典和國際交易會，西域各國的酋長紛紛前來參加，慶典設於東都端門前廣場，據說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地表演馬戲、音樂、舞蹈等節目，一般認為這次慶典是後世上元節的起源。
僅僅以貪慾這個理由是無法解釋煬帝上述行幸行為的。巡幸江南看上去是遊山玩水，實際上是煬帝親自對運河的情況進行檢查；而邊境防禦體系的強化、與各族各國的溝通聯繫，也隨著煬帝這種巡幸得到徹底解決。所以說，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這種巡幸雖然勞民傷財，卻也是對付底下敷衍辦事的一大法寶。而隋文帝的施政使得國庫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但又不能轉化為發展的資本，這樣的財富反而是國家的累贅（類似於文景之治後漢武帝初期面臨的情況），而在農村動員的大量勞動力和退伍軍人也不能放任他們失業，所以隋煬帝之耗用人力物力也是有其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的。
而且需要理解的一點，包括征伐高句麗、懷柔突厥、修築大運河在內的“隋煬帝工程”，都是在隋文帝時代就已經開始策劃的。只不過文帝為人謹慎，只要認為計劃還不周全，就會將計劃擱置一邊。煬帝則不是，他好大喜功而衝動熱血，仗著國庫充盈卻不懂得坐吃山空的道理，將這些巨大工程一股腦兒付諸實踐，而且等不及，都要求在短時間內見效。
隋都大興城，雖然在文帝時期規劃和竣工，但實際上建成的只是北面的宮殿群和官署群，南城還是一片荒郊。多虧了隋煬帝的大興土木，唐朝才能接手一座比較成熟的首都。比如像大運河，文帝肯定早就知道了朝廷對江南物資的依賴和南北物流的不便，並進行過實地考察和測量，否則煬帝不可能在即位後短短時間內就制定出運河的走向和工程量。但由於挖這麼一條大運河確實是破天荒的超級工程，生性節儉而體恤民力的文帝始終找不到兼顧基礎建設和民生負擔的兩全之策，所以該計劃在文帝朝始終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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