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都是它離不開的三大重要因素。在這三點之中，經濟自然是其最重要的一個。任何國家的強大與否，都與其背後的經濟實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重要關係。經濟堪稱國家命脈，決定國家的發展走向和前途。以清朝時期為例，淺析清朝四大商會興衰對於帝國命運的影響。
先秦時期，陶朱公用自己的真實經歷向世人詮釋經濟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說，范蠡也是一個將經濟和國家發展切實聯繫起來的先驅。范蠡通過集聚錢糧，改善越國地狹民貧的窘境，幫助已近滅國的越王勾踐，擊敗強大的吳國。使得越國君主可以率兵北上與中原諸侯爭霸，功成名就避居宋國陶丘，被後世商賈奉為“商聖”。時隔幾千年，范蠡的成功案例依舊擺在世人面前。
到了清朝時期，滿清統治者固步自封，搞起了‘閉關鎖國’政策。當時的清朝需要國防建設，更需要後勤補給，雖然抑制商業的發展，但絕非徹底禁止商業發展。可以說，清朝只是以封建專制下的“官商”形式，來替代更加活躍的民商模式。因為清朝政府的干涉，使得清朝最終出現了四大商會，也就是晉商，徽商，粵商，浙商。
一，晉商
晉商是四大商會中歷史最悠久的商會，春秋時期晉國城濮之戰成為霸主，各國爭相進貢納賦，以求得晉國的庇護，使得天下財物向晉國匯聚，更強化了晉國強大的實力，而卿大夫得以共享利益，並藉由與諸侯貿易獲取財富，逐漸形成晉商的雛形。隨著時間的發展，晉商逐漸壯大，慢慢成為天下商人之中的代表。後來，以山西商人而組成的晉商，則成為影響天下形勢的重要力量。
清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與光緒帝逃難到陝西，途經山西便由晉商集團接待，並且對列強賠償的《辛丑條約》，鉅額款項部分也由晉商票號聯合墊付，展現了山西票號雄厚的實力，這是晉商最後的輝煌，此後清朝開放沿海商埠，改革商業採辦，並重新制定貨幣等，令晉商被其他商會趕超。此時此刻，以山西商人喬致庸為首的晉商讓清王朝看到些許希望，使得慈禧太后重視起來晉商的強大力量。所以說，晉商對於清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近代晚清時期。
二，徽商
徽商的歷史雖然沒有晉商悠久，但是徽商的特點卻一點也不比晉商差。徽商素以儒商著稱，其既有以儒家品德規範行為，也因長期提供儒家學者文房四寶，如安徽宣州的硯臺，李白曾有詩稱讚“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還有作畫書寫所用，有“紙壽千年"之譽稱的宣紙。可以說不出安徽，便包攬上等文房四寶
。徽商的巔峰時期大約是清朝初年，當時安徽作為清朝進攻南明的前沿，徽商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徽商輔佐清軍攻城略地。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凡清軍鐵蹄所過之處，必有徽商蹤跡。因為徽商的巨大功勞，清朝建立以後，使得徽商位居清代商會之首。可以說，當時的徽商揹負“天下行商”的美名在全國經商，它的勢頭完全蓋過當時的晉商。
三，粵商
粵商被稱為廣東商幫，廣東商幫的起源大致為隋唐時期。當時的嶺南尚未成為中原直屬，經由‘海上絲綢之路’起，廣州便是重要的站點。東南亞的珠璣、犀角、寶石等貴重物品流入中國，絲綢、瓷器輸往海外。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關係，使得廣州形成以外來人口為主的國際化都市，據稱有12萬外國商人及其家屬。這12萬的數據放在當時，絕對是一項歎為觀止的數據。儘管到了今天，我們也很難想到當時的壯觀情況。
廣東“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地勢，加上諸多少數民族聚落，並與南楚政權和中原政權交惡。因為這些原因，使得廣東不得不加大對海商貿易的開發。史料記載"嶺北行商至國都，必召示之誇其富"，兩宋開明的政治風氣，使得海上貿易能夠繼續開展，並形成了固定的航線，"廣州富庶天下聞"。
到了明清時期，粵商因為政府閉關鎖國的緣故，讓他們陷入困境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封閉沿海地區，大面積的切斷了廣東粵商的財路。到了清朝
乾隆帝時期，直接下旨除廣州外所有港口，全面禁止與國外的貿易往來，便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也被視為“閉關鎖國”的開始。可以說，閉關鎖國的出現，直接讓粵商處於絕境之中。等到清末洋務運動以後，粵商的命運也發生了轉折。當時清政府鼓勵開辦銀行等新式金融機構，粵商借住機會迅速轉型，開創了清末首批金融銀行業。但隨著清王朝的衰敗，粵商也成為推翻腐朽清政府的主要力量之一。要知道，近代革命離不開廣東粵商的經濟支持。
四，浙商
浙商源於南宋定都杭州，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當時，南宋群臣試圖定都南京，但因杭州有船隻可以直通海上，所以方才選擇定都杭州。當時的杭州作為都城，不僅需要接納皇親貴胄文武百官，還要接納北方躲避戰亂的移民，再興建宮殿廟宇，帶動江浙各種物資的需求。在此期間，浙商逐漸興起，並逐步走向壯大。
值得一提的是，浙商為南宋最大的商會，不僅將各地的物資轉運，還將中國優質的瓷器、絲綢、茶葉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行銷至日韓和東南亞，甚至更遠的阿拉伯地區，為南宋獲取大量的財富，使孱弱的南宋，能夠在蒙古的鐵蹄下抵抗半個世紀。從那以後，浙商便順應時代潮流，時刻走在四大商會的前列。
到了清朝時期，賦稅有所降低。但是後來鄭成功在臺灣建立政權，清朝全面的禁海，連從事捕魚業都不允許，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佈置防守；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大量浙商 被迫離開家園，只能下海經商。就這樣，資本主義萌芽再次出現。
近代時期的上海，從一定程度上體現浙商的發展歷程。也可以說當時上海的繁榮，也就是浙商的繁榮。上海是江浙財團的聚集地，而江浙商會主要從事金融行業，只是面對國外強大的競爭對手，卻得不到國家的支撐。就在瞬息萬變的近代時期，江浙財團選擇了革命軍，幫助他們推翻清政府。後來，江浙商會乃至各大財團更是支持老蔣，打造一個國民政府。在這之中，浙商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總結
客觀的說，四大商會也只是中國千年歷史上商業發展的代表。無論處於哪個時代，他們都有一定的應對方案。不管時局如何動盪，能夠傳承發展，則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四大商會中，晉商、徽商對封建王權過於倚重，他們隨著封建王朝衰落而衰敗，而粵商、浙商準確的把握住歷史的機遇，敢於嘗試新的行業，並且大力支持革命事業。但論這一點，後者的眼光更加尖銳一些。風雲變化之際，晉商、徽商還是支持著清王朝腐敗的統治，而粵商、浙商則更多支持革命運動。可以說，在歷史轉折的重要時期，粵商和協商牢牢把握住了。
參考文獻：
《清朝四大商會》
《晉商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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