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材料主要取自作為權威部門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這兩部書。我國的內參工作及其機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 是整個新聞傳播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屆中央高層領導均極為關注內參。1引發本文寫作的動因是這樣幾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歷時十年、波及面廣的錯誤運動, 毛澤東是如何通過內參瞭解情況的?他是否知曉內參的所有信息, 又是如何運用內參信息掌握局面的?內參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本文論述的歷史起點是1965年11月10日, 這一天, 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史家公認該文是“文革”啟動的導火索[1];歷史終點是1976年10月6日, 這一天, 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史家公認是“文革”結束的日子。
一
毛澤東掌控局面的領導能力無與倫比, 掌控局面的方法和方式多種多樣, 信息來源渠道廣泛多元。對於“文革”這樣空前未見的運動, 除了通過各種會議、日常工作、例行報告外, 閱讀各種內參是毛澤東瞭解“文革”進程及細節, 並作出重大決策的重要途徑。
據《毛澤東年譜》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從1965年11月到1976年9月8日, 比較可靠的統計, 毛澤東閱讀和批示過的各種內參有以下30餘種: (1) 光明日報社《情況簡編》, (2) 文匯報社《記者簡報》, (3) 中辦機要室《文電摘要》, (4) 中辦教育辦公室《情況簡報》, (5) 中辦機要室《情況報告》, (6) 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情況簡報》, (7) 新華社電訊稿, (8) 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快報》, (9) 全軍文革小組《情況要報》, (10)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要事彙報》, (11) 新華社《內部參考》, (12)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快報》, (13)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文化革命簡報》, (14)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信電快報》, (15) 新華社《參考消息》, (16) 中辦秘書局信訪處《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 (17) 中辦秘書局信訪處《要信摘報》, (18) 中央軍委辦公廳《群眾來信摘抄》, (19) 《解放軍報》總編室《軍報生活》, (20) 中央對外聯絡部《簡報》, (21) 新華社《文化革命動向》, (22) 中央軍委辦公廳《信訪摘報》, (23) 人民日報社《文化大革命情況彙編》, (24) 中央軍委辦公廳《內部情況》, (25) 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人民來信摘報》, (26) 外交部《外事活動簡報》, (27) 《中蘇邊界談判簡報》, (28)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河北省批陳整風會議綜合簡報》, (29) 中辦信訪處《要信摘報》, (30) 中辦信訪處《來信摘要》, (31) 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政工組《政工簡報》, (32) 外交部《新情況》, (33) 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 (34) 新華社《參考資料》, (35)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要報》, (36) 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問題情況簡報》。
以上列舉的36種內參不一定是毛澤東看過的全部內參, 可能有的內參因批示內容一時不便公開, 因而這種內參暫時沒有公開。現在公開發行的另類報紙《參考消息》, 當時都是內部資料, 不是一定級別的幹部不能訂閱。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 《參考消息》才放寬到允許科級幹部訂閱, 一般民眾仍然不能看到。
從公開資料看, 以上內參, 有的毛澤東看得多, 批示也多;有的毛澤東看得少, 批示也少。這種狀況, 既反映了毛澤東的工作興趣, 也顯示了毛澤東的工作重心。然而, 看得少不等於不重要。有的內參毛澤東平常可能看得少, 但批示卻似雷霆萬鈞, 足以在政壇上颳起12級颱風!所以, 從一定角度審視, 批示內容也揭示了毛澤東的主政心態、人事判斷, 反映出政壇動向和國內趨勢, 這位歷史巨人的複雜思想在其中顯露得更加真實, 更加真切。
二
1966年6月10日, 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 談到“文革”的源頭時說:“我們最近這場鬥爭, 是從去年十一月開始的, 已經七個多月了。最初, 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 討論清官問題。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 搞文化大革命, 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1]毛澤東這裡所說的“姚文元發難”“討論清官問題”, 就是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長篇文章, 一時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由此, “文革”拉開序幕。
姚文發表幾天後, 毛澤東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11月15日編印的《情況簡編》第362期等內參, 瞭解到姚文元文章刊出後的一些情況, 批示:“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這些都送江青一閱。看後, 著人送杭州。”[1]541-542能夠讓毛澤東“一夜無眠”, 可見此事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是多麼重要和重大!毛澤東將這些材料批給江青, 表明了對江青的信任, 同時也授予江青在這個問題上的權力。譬如1966年2月5日, 毛澤東在武昌看到彭真2月1日報送的有關《海瑞罷官》問題的七個材料, 批示:“江青:這批材料閱後, 暫存你處。”[1]556同年4月上旬, 毛澤東閱《光明日報》總編室3月31日編印的《情況簡編》第475期, 批示:“已閱, 退江青同志。”又閱江青報送的《文匯報》北京辦事處編印的《記者簡報》, 批示:“已閱。退江青。”[1]575這些內參都是江青直接報送毛澤東的, 內容均是反映《海瑞罷官》問題上知識界的一些動向。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 從現在公開的文獻來看, 面對即將掀起的政治風暴, 毛澤東的心思深刻而又曲折、詳察而又複雜。1966年1月29日, 毛澤東覆信周世釗:“數接惠書及所附大作詩詞數十首, 均已收讀, 極為高興。因忙, 主要因懶, 未及早復, 抱歉之至。看來你的興趣尚濃, 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1]554毛澤東與周世釗是早年好友, 幾十年友情不斷, 故毛澤東可在周世釗面前敞開心扉, 一些壓抑許久的情緒也能宣洩出來。像此信說的“我已衰落得多了, 如之何, 如之何”之類的情緒話, 毛澤東一生中極少流露。問題是, 在這個時候流露出來, 說明了毛澤東怎樣的心思呢?同年2月24日, 在給人民大會堂服務員羅麗華題詞時, 毛澤東寫道:“要注意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1]561這個題詞反映出毛澤東對“文革”將起後, 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與路徑的初步思考。但以後的事態證明, “文革”引發的問題遠比毛澤東此時設想的複雜, 許多問題超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
內參批示顯示, 毛澤東對“文革”的認識, 也是逐漸清晰的。最初, 中央高層稱這場運動為“文化革命”, 毛澤東於1964年7月提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由彭真、陸定一、周揚、吳冷西等組成。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期間,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凍結, 另成立由陳伯達任組長, 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 康生任顧問, 另有9名成員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1]573-574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組”初版。同年4月23日, 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的一份內參上批示:“此件好, 發各同志看。各地區大學師生, 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 都應參加到文化革命運動中去。”[1]581毛澤東此時設計的“文化革命”, 還只是限於教育領域的高中以上學生範圍, 還沒有想到是文化“大”革命, 連小學生也被捲入。同年5月16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 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會議通過和發佈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鋪開。然而, 該通知仍然講的是“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真正突出“大”和強調“大”的來頭, 可能源於同年6月2日《人民日報》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從此“文化革命”演變為“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6日, 《人民日報》轉載同日《解放軍報》文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全稱, 在中央主要媒體出現。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文件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這是由原先的題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改易而來, 表明中央高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的認可和統一認識。[1]600-601毛澤東最初想在文化領域進行整治, 故叫“文化革命”, 後來卻形成全社會動員的“革命”, 故改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以後簡稱“文革”。從“文化革命”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實際上也反映了毛澤東對這一概念的認識過程。
三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閱讀的內參, 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媒體內參, 即媒體報送的內參;二是中辦系統內參, 即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內參;三是部門內參, 即中央各部門報送的內參;四是軍隊系統內參, 即軍委辦公廳及各軍種報送的內參;五是通過私人渠道反映的國計民生信息。下面分別敘述。
(一) 媒體內參及其作用
媒體內參機制是毛澤東倡導設立的。毛澤東本人長期閱讀各種內參, 尤其對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媒體報送的內參格外關注。這種長期養成的工作習慣, 在“文革”期間繼續保持。媒體內參, 多數是毛澤東自己翻找的, 少數是他人轉報的。
譬如,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於1966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大飯廳東牆貼出後, 《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5月27日編輯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予以刊載。康生隨即將內參報送毛澤東, 毛澤東於6月1日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 在全國各報刊發表, 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 從此可以開始打破。”[2]62當天, 新華社全文播發, 《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報刊第二天刊載。毛澤東在6月2日的《北京日報》空白處寫下讀後感言, 這就是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來毛澤東做過兩次修改, 並加了現在的標題。 (1) 2
毛澤東視此時的北大為“反動堡壘”, 很可能與前不久的一件事情有關。同年5月11日, 毛澤東不知從何渠道看到一則信息, 即北京大學哲學系原教員張恩慈寫的一份材料。這份材料對北大“四清”工作隊、北大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對北大“四清”運動的領導以及北大貫徹教育方針等問題, 提出一些尖銳看法。毛澤東將材料題目改為《張恩慈同志對北京大學“四清”運動的意見》, 批示:“少奇同志閱後, 印發有關同志。”[2]57實際上, 這份材料一定程度上為毛澤東爾後批示聶元梓等人大字報, 埋下了伏筆。
當時, 新華社為適應形勢需要, 專門創立反映“文革”動向的刊物。新華社內參是毛澤東常看甚至必看的刊物, 它們報送的信息常因毛澤東的批示而化為巨大的行政力量。“文革”期間的一些重大動作, 不少都是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內參引發的。例如, 新華社1968年5月12日編印的內參特刊《文化革命動向》刊載的一篇電訊稿, 報道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 開展對敵鬥爭的事蹟。毛澤東於19日看後批示:“文元同志: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 分發有關同志, 然後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 加以修改, 再加批語發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 此件是寫得最好的。此廠情況, 我已從個別同志那裡聽過兩次。你是否可以去那裡看一看, 問一問?”[2]495 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將這個經驗轉發全國, 要求各地參照執行。此後, 全國各地開展了震動一時的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到同年8月24日, 新華社編印的《文化革命動向》已出至第1383期, 報送的信息量還是很大的。
《人民日報》曾有一篇內參也引發了全國性的震動。《人民日報》總編室1968年9月29日編印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彙編》第628期刊登一篇消息, 說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發表兩週年, 黑龍江省革委會組織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 在慶安縣柳河辦了一所農場, 定名“五七幹校”, 為機關革命化, 改革上層建築走出一條新路。毛澤東看後第二天即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 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2]573 10月5日《人民日報》將這篇內參公開發表, 並在編者按語中引用了毛澤東的批語。此後, 全國各地紛紛辦起轟動社會的“五七幹校”。
著名的“風慶輪”事件, 也是由新華社內參引爆的。因已有多篇講述, 此處不再細說。儘管有些事情今天看來是錯誤的, 但絕不能因此責備和苛求媒體。反映問題是媒體的天職, 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這樣的中央媒體更應如此。至於反映的問題應當如何看待和評價, 那是上面的事情, 而不是媒體的責任。當然, 媒體如果胡亂反映情況, 瞎報基層信息, 那就是不負責任了。
由媒體內參引發的政治“地震”, 也是分等級的, 有強震、大震、中震、小震之分。震動的等級不同, 常常與那個年代特殊的“氣候”條件有關。不是每一份內參都能起到作用, 實際上媒體內參也有許多是無聲消失的。以上的幾個例子, 不過是講“文革”史迴避不了的事件罷了。起到同等作用的媒體內參, 還可舉出一些, 因限於篇幅, 不再贅述。
(二) 中央文革小組內參及其作用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 其下屬機構辦公室、辦事組編印的內參有多種, 如《快報》《信電快報》《文化革命簡報》《要事彙報》等。從《毛澤東年譜》提供的材料看, “文革”初期毛澤東閱批的各種內參中, 中央文革小組報送的內參是他看得最多的之一。1969年4月, 黨的九大召開以後, 成立了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文革小組事實上已不復存在, 其創辦的內參也隨之消亡。中央文革小組辦的內參起於何時, 止於何日, 現仍無法得知。然而, 從毛澤東的批示情況分析, 報送信息最多, 反映情況最快的當數《快報》。據《毛澤東年譜》記載, 到1967年2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已編印《快報》1334號;到4月21日, 已編到1940號;到5月20日, 已編到2213號;到11月5日, 已編到5290號;到11月13日, 已編到5414號;到11月21日, 已編至第5510號。按此天數和期數計算, 《快報》平均每天編印15期以上。除《快報》外,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還出過《文化革命簡報》, 到1967年3月26日, 已編至第435期;到5月5日, 已編至第470期, 平均每天出一期。還出過名叫《信電快報》的內參, 到1967年5月21日, 已編至第131期;到6月19日, 已編至第234期, 平均每天出3.5期。而被叫作《要事彙報》的內參, 則不知出過多少期。從作用上看, 《快報》和《信電快報》是以反映信息為主, 《文化革命簡報》和《要事彙報》則是以對策建議為主。“文革”期間亂象叢生, 派仗紛呈, 各地時不時以發電報方式上書中央, 故誕生《信電快報》, 而《快報》的主要內容是派出記者反映的情況。從《毛澤東年譜》看, 自1968年以後, 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辦的以上幾種內參, 再也不見了。是停辦了呢, 還是《毛澤東年譜》沒有收錄?我們無法判斷。
楊銀祿著《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一書中說:從1967年開始至1969年上半年, 江青給毛主席選送過大量參閱材料。“報紙, 其中有《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解放軍報》《文匯報》等;刊物其中有《參考資料》 (大參考) 、《紅旗》《新情況》等;材料有《內部參考清樣》, 各地記者站了解到的情況反映, 如文革小組記者站的《快報》《文化革命簡報》《要事彙報》, 總參二部、三部瞭解到的重要情報;中央召開的會議重要簡報等。”該書還寫道:“在黨的九大以前, 毛主席對江青選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視, 篇篇都看, 篇篇都畫圈;不知為什麼九大以後, 看得就少了, 退給江青時, 毛主席有的畫圈, 有的不畫。到1969年7、8月份之後, 就基本上不畫圈了, 有時甚至連信封都不拆了, 原封退了回來。這個時候, 江青感到沒有趣味兒了, 也就不再選送了。”[3]313-314可以肯定, “文革”初期毛澤東重視江青報送的信息;同樣可以肯定的是, 江青決不是毛澤東的唯一信息來源渠道, 以毛澤東的睿智, 他肯定會設立多個信息報送渠道, 以便更全面地掌控全局。
雖然《快報》《信電快報》日均產量較高, 但毛澤東是不是每篇都過目, 這個不好說;即使閱讀較多, 恐怕也不是都予以批示。給予批示的, 要麼是情況比較特殊, 要麼就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如1967年6月21日, 毛澤東閱看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6月19日編印的《信電快報》第234期上登載的, 反映西安幾個學校造反派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搞鋪張浪費的群眾來信後, 即批示:“文革小組各同志:建議此件公開發表。是否妥當, 請在常委碰頭會上一議。發時宜寫一按語。”根據毛澤東批示, 同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節約鬧革命、防止鋪張浪費的通知》, 從而剎住了這股不良風氣[4]94。
(三) 中辦、國辦內參及其作用
“文革”後期, 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後, 毛澤東閱看最多的內參是中央辦公廳編印的《要信摘報》和《來信摘要》等。中央辦公廳是中央中樞機關, 握有豐富的信息資源, 由中辦主任汪東興直接掌管, 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信息渠道。
“文革”初期, 中辦報送的一些獨特信息,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如中辦秘書局信訪處於1967年7月4日編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第280期, 登載《全國各地群眾正在積極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5日, 毛澤東看後批示:“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志:此類事勞民傷財, 無益有害, 如不制止, 勢必會颳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 發出指示, 加以制止。”[4]96同月13日, 中共中央頒發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將毛澤東7月5日批示轉發各地, 要求各級群眾組織對建造一事加以制止。有意思的是, 同年6月28日林彪曾指示軍隊內部要廣泛建造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 總參和總政為此專門擬呈通知下發。7月12日, 毛澤東在林彪呈送的通知稿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發。中央已有指示。”[4]97
自1972年初, 主要是一些老幹部, 還有少數老專家、老學者, 如中宣部原副部長李卓然、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海軍政委蘇振華、楊成武女兒楊俊生等, 開始通過各種渠道, 寫信給毛澤東反映自身狀況, 請求解決問題, 毛澤東均予批示。如對吳冷西1971年12月16日來信, 於1972年1月29日批示:“此件已閱。歡迎進步。退人民日報存。”[4]425對蘇振華1971年12月13日來信, 於1972年3月5日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軍不能用他, 似可改回陸軍 (或在地方) 讓他做一些工作。可否, 請中央酌定。請汪印發各同志。”[4]429
中央辦公廳內參也為解放和復出老幹部工作, 做出了積極努力。如中央辦公廳信訪處1972年5月27日編印的《要信摘報》第100號上, 刊登一機部原副部長白堅之子白克功給毛澤東的信, 毛澤東於5月31日閱後批示:“送總理閱處。白堅在我的印象裡不錯, 應為他做出政治結論。”[4]436作為中辦內參的《要信摘報》是何時創辦的, 無從查實。《毛澤東年譜》曾透露1968年11月14日, 中辦秘書局信訪處將《要信摘報》第408號報送毛澤東閱批。可見, 此類內參1968年就已經存在, 從編號來看, 估計是一年一個起止編號。到1972年12月22日, 《要信摘報》已編至316號, 差不多一天出一期, 總量可能比1968年全年要略少一些。既然是“要信”, 證明來信者的身份不低, 否則不會予以摘報反映上去。
中央辦公廳還創辦了一種功能與《要信摘報》近似的內參, 叫《來信摘要》。如1972年7月7日, 中辦信訪處編印的《來信摘要》1972年第465號上, 登載廖漢生子女反映其家庭情況的來信, 毛澤東閱後批示:“送總理閱處。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 都是未經中央討論, 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閱後請交劍英、德生一閱。”[4]438第二年年底, 廖漢生出任軍事科學院政治委員。到1972年12月2日, 《來信摘要》已編至第858號, 平均每月編印70餘期。1973年1月6日, 《來信摘要》已編至1973年第27號, 僅開年6天, 就編印來信27期, 可見《來信摘要》反映的信息比《要信摘報》還要多幾倍!《來信摘要》登載的多是老幹部家屬和級別不太高的親屬來信。從《毛澤東年譜》看, 毛澤東在《要信摘報》和《來信摘要》上的批示, 就有十餘次。這在當時對老幹部的復出和解放, 起了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與中央辦公廳一樣, 作為國務院系統中樞機關的國務院辦公廳, 也辦有反映各種信息的內參。如1969年1月11日, 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刊登一封來信, 提議江青應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希望她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7日, 周恩來將此內參報送毛澤東, 毛澤東批示:“徒有虛名, 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4]226這裡的“代表”, 指準備召開的中共九大的代表。
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老同志外, 還有一些老同志是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問題。可能對有的老同志來講, 利用中辦內參《要信摘報》和《來信摘要》的渠道, 不如直接給毛澤東寫信更好更快。如陳雲於1972年7月21日給毛澤東去信, 請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 希望能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 提出可否破例給他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 以方便春秋季節到外地調研考察等。第二天, 毛澤東批示:“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請總理辦。”[4]440不久, 陳雲再次出山, 協助周總理工作, 同時參加了在京老同志學習班。這個“學習班”, 有哪些老同志參加, 是什麼性質的學習班, 始於和止於何時?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還有一些老同志寫給毛澤東的信是託人轉報毛澤東的, 如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妻劉淑清託王海容、唐聞生轉送, 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託汪東興轉送, 地質部部長何長工託江青轉送, 都是懇請改善現狀, 希望組織做出結論、重新安排工作等等。[4]459、356、464總之, 在1972、1973年這兩年裡, 毛澤東通過和運用內參渠道, 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大批老幹部和老同志, 有的還迅速委以重任。如蘇振華復出工作不久, 便參加了始於1973年9月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
中辦除秘書局信訪處編印了《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要信摘報》和《來信摘要》外, 下屬的機要室還編印過《文電摘要》, 秘書室編印過《群眾反映》《情況簡報》等不同渠道、不同平臺的內參, 毛澤東對這些內參也曾閱讀和批示, 有的批示成了歷史文獻, 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四) 軍隊系統內參及其作用
按照當時的形勢需要, 軍隊系統成立了全軍文化革命小組, 相應地也隨之設立了反映軍隊問題的內參機制。如1967年1月25日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編印的《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要報》第5號, 反映部隊一些已被奪權單位的情況, 並提出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毛澤東第二天看到這份內參, 迅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眾提出, 究竟哪些機關可以奪權, 哪些不能奪權;奪了權的人們對待不同意見的群眾應取什麼態度 (應爭取多數, 不能排斥) 。請加以研究。”[4]39根據毛澤東“軍隊不能亂”的思想, 同年2月16日, 中央軍委作出《關於軍隊奪權範圍的規定》。這個規定, 對穩定軍隊和尖端武器研製生產, 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年3月2日, 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編印的《軍隊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要報》第17號, 登載貴州省軍區支援“左派”工作經驗的材料。毛澤東看了這份內參後, 於3月7日批示:“戚本禹同志:此件看過, 不錯。但有些問題寫得不具體, 例如第一個問題沒有舉例, 究竟怎樣解決的, 看不明白。是否請他們寫一個較具體的可供發表的報導送來, 請酌處。”[2]252毛澤東想把這份不錯的內參, 再修改整理, 以便公開發表。不過, 從第5期到第17期的編號來看, 在一個多月時間裡只出了13期, 說明編者的積極性不高, 或者可反映的信息不多。
如同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一樣, 中央軍委辦公廳也編印了反映社會問題的內參。如1967年7月4日中央軍委辦公廳編印的《群眾來信摘抄》第55號上, 反映贛州武鬥嚴重, 人員傷亡很大, 斷糧斷水, 交通全部堵塞等情況。贛州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戰鬥過的地方, 對他而言贛州是非常熟悉的符號。毛澤東看了這份內參後, 於6日批示:“林彪、恩來同志:贛州問題嚴重, 涉及整個贛南十多縣, 調一個師去, 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撫州等處, 對贛南鞭長莫及。是否可從廣州軍區調一個師, 至少一個團進駐贛州, 將事情辦好後仍返廣東。此事請先考慮, 待面商。”[4]97
中央軍委辦事組一度是“文革”期間軍隊系統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機構。按政治邏輯, 軍委辦事組也必須辦內參。如1968年11月13日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呈報一份情況簡報, 反映解放軍某部五連收繳地方造反派武器時, 遭遇抵抗, 開槍打死打傷群眾的嚴重政治事件和部隊領導機關認真查證的情況。毛澤東第二天即看到此件內參, 批示:“軍隊領導不袒護部隊所作壞事, 替受害人民伸冤, 這種態度, 是國家興旺的表現。”[4]216在此之前的8月28日, 毛澤東看到軍委辦事組報送的一份信訪摘報, 說雲南箇舊、四川內江、河北保定等地群眾組織和當地駐軍召開談心會、座談會, 群眾組織代表稱讚部隊功績, 主動檢查了對待部隊的一些錯誤態度, 部隊則主動檢查了在“三支兩軍”工作中的缺點和對待群眾的一些錯誤態度, 誠懇地向群眾賠禮道歉, 由此雙方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係, 加強了軍民團結。毛澤東看後於9月4日批示:“建議將此件通報全軍, 普遍開談心會。”[2]553同年10月4日,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將毛澤東批示和這份內參印發全軍。
至於軍隊最權威媒體《解放軍報》所辦內參的作用, 這裡不再細述。
(五) 部門內參及其作用
中國的內參機制是一個龐大的體系, 自上而下地延伸至中央屬下的各個部門, 而各個部門也自下而上地呈報自己握持的內參信息, 以便最高層由點及面、高屋建瓴地處理全局性普遍性問題。
例如, 1966年9月8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秘書組編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問題情況簡報》第9期上, 登載一位奧地利人的來信, 信中批評中國駐維也納使館有些人員衣著和用車過於高級豪華, 希望中方“立即採取措施加以糾正”。次日, 毛澤東在這份內參上批示:“退陳毅同志: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很好, 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 來一個革命化, 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請酌定。”[2]128
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第29期上, 登載古巴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延安、南昌、井岡山等地後的幾點看法。周恩來於1971年2月18日將此內參報送毛澤東, 毛澤東閱後批示:“第四條 (1) 3提得對, 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4]370毛澤東的這個表態, 對當年南昌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周恩來而言, 是一個莫大的支持。同年3月10日《中蘇邊界談判簡報》第108期上, 登載中蘇邊界談判第16次全體會議的有關情況和建議, 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決不能掉進對方陷阱裡去。”[4]372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政工組1975年10月9日編印的《政工簡報》第31期上登載文稿, 反映老知識分子如馮至、任繼愈、嚴中平、何其芳等出席國慶26週年招待會的激動心情。胡喬木於10月13日看後轉報鄧小平, 鄧小平於15日呈報毛澤東, 毛澤東看後於16日在這份內參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5]477不久, 毛澤東批示傳向社會, 給當時知識界很大鼓舞。
有的部門呈報的內參, 不經意間登載與毛澤東觀點相左的消息, 毛澤東看後亦坦然對待。1967年11月25日中央對外聯絡部呈報一份內參, 反映日本左派理論刊物《革命戰士》編輯安齋庫治等三人觀點, 認為中國同志關於要日本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種種暗示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的世界普遍意義, 實際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不能說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義。沒想到這個明顯反對毛澤東經典理論的觀點, 毛澤東於27日看後卻這樣批示:“康生同志: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你的看法如何, 望告。”12月1日, 針對姚文元對此文提出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再次批示:“我認為安齋等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對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的論述, 仍然有效。”[4]142-143毛澤東對外國左派不同意自己觀點反倒持理解和支持態度, 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政治開明、胸襟開闊的表現。
四
據筆者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年譜》的粗略統計, 毛澤東閱批過的內參有120餘篇, 本文例證的內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裡的篇數是已公開的, 肯定還有沒公開的, 可能沒公開的篇數大大超過已公開的。一些老記者、老幹部、老同志的回憶錄裡, 都透露過毛澤東的內參批示, 且均未收入權威出版物之中。應該說, 毛澤東的內參批示, 幾乎篇篇都有特色, 篇篇都體現了他的治國理政思想及策略方式。就此, 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幾點判斷:
其一, 內參的形態有穩定的, 也有不穩定的。媒體和黨政機關的內參, 多數是穩定的, 少數是不穩定的, 如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國內動態清樣》等內參形態是穩定的, 一直存續至今, 而“文革”動態之類的內參則是不穩定的, 政治風向一變, 這類內參便消失了。還有一種情況, 因形勢需要而設立的機構, 必定會隨著形勢的不需要而撤銷, 這種機構創辦的內參也必定會隨之消亡。如中央文革小組撤銷後, 其創辦的《快報》《要事彙報》《信電快報》等多種顯赫一時的內參也隨之退出歷史舞臺。無論穩定還是不穩定的內參, 都曾起過自己的作用, 或大或小, 或壞或好。
其二, 毛澤東的內參批示, 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研究毛澤東思想形成過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澤東的內參批示, 肯定無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澤東的“文革”思路, 更不可能獲得正確的結論。譬如, 他錯在哪裡?錯誤的信息從何而來?等等。
其三, 毛澤東閱批過的“文革”內參, 流露出毛澤東對高層人事的一些真實想法。毛澤東的內參批示, 有的很簡潔, 如“同意”“請酌處”之類的短語;有的卻寫好幾句, 甚至流露出一些真情關懷。如對傅連暲來信, 毛澤東批示要他“對自己的一生, 要有分析, 不要只見優點, 不見缺點”[4]26-27。傅連暲曾經救過毛澤東一命, 故毛澤東對他說話放得開。對莫文驊將軍來信, 毛澤東批示中說:“莫文驊似乎不算壞人, 由於不會團結人, 所以得罪人不少。”[4]356看來毛澤東很瞭解莫文驊, 連他的性格特徵都清楚。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1967年5月26日編印的《要事彙報》上, 曾反映17個紅衛兵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 抄走手錶、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摺等, 在銀行取款時被抓獲。查實除兩人外, 其餘均是高幹子弟。毛澤東閱後批示:“如不教育好, 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佔幹部子弟的多數, 多數還是較好的。”[2]358由此看出毛澤東對部分幹部子弟的印象, 不是太好。羅瑞卿於1974年12月給毛澤東寫了長達78頁的來信, 毛澤東當時視力已出現問題, 只好讓工作人員念給他聽, 前後共5個半小時, 可見毛澤東對羅瑞卿是深有感情的!
對一些愛黨愛國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始終保持應有的尊重和禮數。復旦大學劉大傑教授於1975年8月3日寫信給毛澤東, 中辦信訪處將其刊登在8月7日《來信摘要》第540期上, 直至六個月後的1976年2月12日, 毛澤東才批示:“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 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 暫時存疑可也。奉復久羈, 深以為歉。詩詞兩首, 拜讀欣然, 不勝感謝。”[5]522從這份毛澤東最後的內參批示看出, 儘管當時毛澤東因眼疾而無法回信, 但他始終記著這件事;他與劉大傑之間的對話, 是兩個文人之間的平等學術交流, 毛澤東絲毫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對劉大傑非常客氣, 真實而充分地體現了晚年毛澤東一貫的領袖人格魅力。
其四, “文革”期間的重大事件, 幾乎都與內參有聯繫, 有的甚至是內參引發的。如交通部“風慶輪”事件、外交部“《新情況》之爭”事件等等。內參也是“文革”各種政治勢力表現的舞臺, 是各種觀點交鋒的平臺, 是各個政治人物利用的渠道。它的故事性強, 衝突性有時也烈。內參天然的保密身份, 使得我們今天對“文革”時期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仍然感到撲朔迷離,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5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3]楊銀祿.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5.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6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註釋：
1 尹韻公:《論中國獨創特色的內部參考信息傳播工作及其機制》,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1期;《鄧小平與“內參”》, 《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毛澤東與內參——基於〈基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搜索》, 《中州學刊》2013年第11期。
2 該篇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第90、92頁。
3 按, “第四條”內容是“訪問井岡山時, 講解的同志不提南昌起義和朱德上井岡山這兩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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