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地棲居”一直是中國建築所具有的內涵，也是它發展的目標。建築不是浮在空中的，它跟一個民族的文化、理念、思維方式緊密相關。中國傳統建築從不同角度體現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與哲學觀念，例如天人合一、仁義、中庸、中正、質樸等。

中國傳統建築能從形體上辨識出來的大致只有這四種:大屋（殿、堂、廳)；二層或多層的大屋 ( 樓和閣)；亭以及廊或是獨立式的走道。這四種形式都是基於相同的建築原理建造的，無差別地一體適用於家屋、寺廟、學堂和衙門。下面我們就從“堂”和“亭”這兩種建築形式所具有的內涵和與之相關聯的日常生活闡述其在宋代所具有的社會意義。

一、中國建築的“亭”與“堂”

1、亭

亭子是一種只有立柱支撐頂蓋、四周無牆體(或一側無牆體)的空間通透的建築物，但是亭並未在傳統院落建築的正式佈局被明確界定出來，而是往往被整合在園林或是自然景觀裡面，如亭多設於園林、名勝與通衢之處，有時也建靠在山頂、水邊等地。

亭是園林建築中的關鍵要素，與其他如石頭、樹和水這些被馴化了的自然要素不同的是，亭完全是人造的，而且它能反之彰顯出創作中的個人性訴求。

從造型藝術的角度說，中國的亭大致分:三角攢尖頂亭，正方 形、六角形、八角形的單簷或重簷攢尖頂亭、正脊頂亭、組合式亭、半亭，還有現代工藝的運用鋼筋混凝土材料建造出的各種亭式。

2、堂

《園冶》上說：“堂者，當也。謂當正向陽之屋，以取堂堂高顯之義。堂在中文辭典裡涵蓋著許多解釋。正房，高大的房子；同祖父的親屬關係；舊時官府議論政事、審理案件的地方；在外表、舉止或言語上表現出尊嚴等等，也就是說古代廳堂集多種功能於一體，地位至高無上。所有這些意義似乎提示著一定程度上的正統性和合法性。 總體上，屋宇內的廳堂是一處由法令和傳統認可的地方，用以舉辦正式典禮和綜理家族事務。

在古代，我國傳統廳堂陳設講究嚴格有序、中規中矩，以正廳中軸線為基準，採用成組成套方式擺放、體現莊重、高貴的氣派。尤其是正廳，這是迎接賓客、喜慶祭祀的場所，空間寬敞規整，通常都有前後門，是由外進入內屋的通道，故廳內嚴整靜穆。

同時廳堂也是園林建築的主體建築。在江南園林中，廳堂是供主人會客的主要場所，它們的位置一般都居於園林中的主要地位，既與生活起居部分之間有便捷聯繫，又有觀賞室外景觀的良好視野，其建築的面積也比較大，當廳堂完全融入在園林之中時就產生了一種四面開敞的視野。

二、建築的“亭”與“堂”的所具有的社會內涵

“亭”和“堂”的不同的實體設置以及與它們相聯結的日常生活，在建構及強化個人與社會這兩極性範疇方面存在明顯的差別，鐫刻於其名稱之中的意涵也有不同。

1、“堂”的實踐功能的變化和影響

在古代，不論是堂的大小還是結構的複雜度，都要按照屋主的社會政治地位依禮法建造。舉例來說，編於西漢的《 禮記》 闡述 “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由此可見高度乃高貴身份的象徵。

唐朝明令嚴格禁止皇室以外的成員在其廳堂造藻井及重拱；三品及以上官員不得建有寬度超過五開間深度超過九開間的大廳；五品及以上官員不得建有寬度超過五開間深度超過七開間的大廳、六品、七品及以下等級不得建有寬度超過三開間深度超過五開間的大廳；平民則更進一步受到限制，不得建有寬度超過三開間深度超過四開間的大廳。

與唐朝相比，宋朝的住房管制法律變得較為鬆散，宋朝官員的住所建築裝飾增多了，唐宋兩朝更迭之際，住房上的一些特權似乎下放到了低級官員和平民手中，宋代官員可以採用在唐朝皇家貴族專屬的特定裝飾圖騰，平民可以建造比以前更大的住所。但是，宋代的房管法制更近一步嚴格規定了官員和平民之間住房的階層差別，主廳堂仍是居所主人其社會階層的具體象徵。

另一方面，主廳堂是個社交性陳列的地方，家族和個人的榮譽及驕傲就在這個空間中具體展示出來。舉例來說，作品豐富的愛國詩人陸游 ( 1125 ~ 1210) 曾描繪了北宋另一位宰相蔡 ( 1047 ~ 1126) 的太師府邸:“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意思是高聳寬敞的大堂形成的在空間上的優勢一向屬於上層階級，其高貴的社會地位，俯視百姓如同螞蟻。經由此番空間上的強調從而被進一步地認可及強化社會階層的差別，也體現了宋朝這種高度的中央集權制。

在宋朝，主廳堂持續地對住民施加影響力，主廳堂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主體，在人、時、地上決定著家庭成員的行動。北宋學者及史學家司馬光 (1019 ~ 1086)在其著作《書儀》中鉅細靡遺地闡述了所有傳統居室禮儀，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導著屋宇格局的主廳堂，在此地所有不端行徑是遭到禁止的。主廳堂之後即是屋的後室———私密領域，主廳堂前方屬前屋———公共領域。

此界域劃分從而提供了一個空間上的參照點，其服務和支持儒家機制對家庭成員的社會地位與行為的影響和支配。司馬光這一著述也是因為宋朝社會在許多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口和隨之而來的建屋熱潮，導致大量商混住宅及違章建築氾濫，婦女逐漸在公共場所露面甚至直接參與商業交易，這些現象非常可能促使司馬光著墨於家庭禮節，其

2、“亭”的社會性功能的變化和發展

關於亭建築，學術上多有爭議的說法是，亭源自戰國時代的防禦建置，之後到了漢代成為地方行政機制和場所。在三國到魏晉南北朝這一中國歷史上特殊的紛擾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亭作為行政機關的社會角色逐漸削弱。然而民間沿著交通要道設置亭為驛點的慣例由此廣為流傳。與此同時，亭也見於許多園林的發展裡，特別自宋之後，私家園林大量出現，亭建築在社會實踐與意涵上的轉變與中國歷史上園林的發展結合到了一起。

文人藉助詩詞書畫含蓄地表達政治異議的風氣萌發於宋朝，大量詩歌、繪畫作品對於私家園林的記述，彰顯出創作中的個人性訴求。這個時候亭並非只是個為了舒緩疲倦的身心而建的庇護所，它能讓人欣賞自然與休憩，同時很大程度上也是文人表達自身政治、思想、個性訴求的一個地方。

滄浪亭的歷史與它最初的創作者暨作者蘇舜欽 ( 1008 ~ 1048) ，密不可分。蘇舜欽是北宋極具天賦的詩人，也是政治改革的積極倡者，曾官拜數職，貶抑前任職於監進奏院。因其政治異議而遭侵佔公款指控被謫。之後，他於1045年旅居南方，在蘇州找到並買下一片夢土，造了一座亭子，題為 “滄浪” 。

除此之外，援引宇文所安 ( Stephen Owen) 所說的話，伴隨有文學創作的自我表述 ( 建亭和賦詩) 是一種抗衡朝廷統治權力的社會行為——向無處不在的君主統治索取一個私有領域。北宋博學文人張天驥無意仕途，前往雲龍山（江蘇徐州) 成為一個道家隱士，他於1078 年蓋了座亭子，並養了兩隻鶴與之同樂。身為張的好友，大文人蘇軾遭貶至徐州任官時是這座亭子的常客。在美景與張的隱居之樂交織下，感於自己宦海浮沉的蘇軾寫下了《放鶴亭記》，為此亭和雲龍山留名傳世 。

三、建築的“亭”與“堂”在宋代的社會意義

1、促進社會結構的變化，鞏固中央集權，進一步奠定儒家的統治地位

藻井和重拱這兩種之前只允許皇宮大殿和極其顯赫的貴族大堂採用的高檔建築在宋代可以建在所有官員的家中，“臣庶室屋制度” 的法律，從文字上通過對於各種住屋的不同釋意進一步清晰嚴格地規定了官員和平民之間住房的階層差別，主廳堂仍是居所主人其社會階層的具體象徵。宋代的關於房屋律法的這些變化從象徵的意涵來看，顯示著權力從王公貴族分出轉移到另外一部分通過國家考試中選出來的官員，並嚴格了等級差別，從而形成中央集權的政府機構。

另一方面主廳堂作為一個參照主體，統治者所期望的人的行為舉止以主廳堂作為參照主體大量編纂與文字中，持續對住民施加影響力，使他們各方面遵從於社會準則，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主廳堂是社會和家庭等級化體系的產物，是儒家道德結構的具體象徵。廳堂也可以與整體庭院住宅分離並具有獨立功能，在 《太平御覽》這本編纂於北宋包括各種主題的百科全書裡，記載著一長串不同歷史時期和文脈下堂屋的意義和用途大都是為朝政，為教學，為彰顯孝道及忠誠等等，似乎所有這些都遵循著儒家的政治、社會和道德規範。

2、促進個性的表達以及社會變革

在朝廷統治下，文人的從政生涯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從貶謫到流放，甚至是因為反對帝王之意而獲罪服刑的風險。因此在儒家、道家與佛家的交互影響下，大部分文人的生活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 入世從政或出世隱居。亭建築則邀喚和吸引著個人與自然之間的親密接觸，特別是當他們遭逢政治生涯的危機或受到道家影響時，蓋建亭子並寫下與之有關的文章從行動和心理上堅固了對個人主義的追求和政治方面的訴求，可以說士大夫階層為宋代成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亭正是他們表達思想的重要場所。北宋社會發展至中期進入了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社會變革階段，士大夫起到了重要作用。

3、促進文學的興盛

由於北宋內憂外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士人在追求外在功業的同時，其心態趨於內斂，更加註重內心的調適，

四、總結

堂和亭標識了對於社會與自然這兩個不同領域的傾向性。前者受到社會規範的高度認可，並且被期望和處理得儘可能地富麗堂皇；後者則是個不起眼的遮蔽處，通常以很簡略的形式隨意地搭造。但堂和亭兩者對於宋代文人塑造自身而成為社會性的個體這一過程而言，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通過廳堂的具體形式，宋人在社會中的成就方得以被認知和展示出來，然而，只有通過亭的輕盈和幽隱以及其在文學上如雷的迴響，個體人的價值才能獲得肯定。

參考文獻：

[1]建築的生命和意義

[2]中國園林中的建築藝術——亭堂廊

3]建築空間與禮制文化:宋代地方衙署建築象徵性功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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