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有很多國內的同胞通過我的《澳洲夢》認識了這一片遠在南半球的陌生國度，在書裡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一個懷揣著夢想來到澳洲土地上的華人眼中的夢想家園……在這裡，我將我的《澳洲夢》進行連載，與大家一起分享我在澳洲三十多年的創業故事！
第十六章 追憶似水年華
澳洲是個聯邦國家，由六個州和兩個行政區（北領地行政區與首都行政區）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稱之為市）。這樣，澳洲共有三級政府：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這裡的州有些象中國的省，不過有自己的獨立立法權，而且州長由本州選民選舉產生，而不是聯邦政府（相當於中國的中央政府）任命。
墨爾本是維多利亞州首府。
維多利亞州是澳洲聯邦的第二大州（從人口及工業生產總值上看），僅次於新南威爾士州州。新南威爾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實上，悉尼和墨爾本是澳洲最重要的兩個城市。悉尼和墨爾本是兩個風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個商業城市，墨爾本是個工業城市；悉尼是個美國化城市，墨爾本則是個歐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較精明，墨爾本人則比較淳樸……
墨爾本和悉尼在氣候上也有些不同，悉尼的全年溫度比墨爾本要高一些，夏季比墨爾本熱，冬季沒墨爾本冷；在悉尼，如果你身體健壯，可以一年四季穿短褲，但是在墨爾本就不行。和上海比起來，墨爾本的冬季根本算不上是寒冷，但是和悉尼比起來，墨爾本更具有四季分明的特點。
墨爾本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喜歡墨爾本。
當然，我也喜歡我的第一故鄉——中國。
該說說我的第一故鄉以及我青少年時期的故事了。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個很普通的市民家庭。我的家就在靜安公園拐角處的一條小街上，我的學前時光都是在靜安公園裡度過的。靜安公園後門的一處圍牆下面有一個洞，早晨一起來，我們這些年齡差不多一樣大的孩子們就從洞下鑽過去。靜安公園是我們永遠的樂園，我們一起捉迷藏，大了些又開始玩“攻山頭”，那座小橋便是我們廝殺的戰場。我那時長的相對瘦小，所以永遠都在遊戲中扮演“小兵”的角色。我不服氣，我抗議，我甚至以假哭來要挾，可是沒有人理我。我只好把“仇恨”壓在心底，和他們一起玩。我那時心底的夢永遠都是當軍長，甚至司令。
我有著普通的外表，無論是上小學還是中學，一直是成績平平。我的字寫得很難看，唱歌可以算做是五音不全，畫畫經常是剛及格，只有數學和語文（其實僅僅是作文）稍微好些，也只是中上等的樣子。
沒有人認為我將來會有什麼出息。
在小學的時候，我依然很不起眼，還是因為我的個頭不高，而且瘦弱。但是，我卻有著一顆比高個子同學還高的雄心壯志。我一直想著出人頭地，這種沒來由的雄心壯志是藏在我心底的一個小馬達，帶著我不斷地向前走，即使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巨大的逆境，我也不會屈服，不會倒退。那個小馬達至今依然藏在我的心底，成為我前進的動力。
可以說，我從小就有長大以後要成為一個不平凡人的狂想。可那時候學校裡學到的知識太少了。在當時學校裡讀的書太少了，我就找學校以外的書。大約在3年級的時候，我喜歡上了經濟學，我在家中找到了一本蘇聯版教科書第3版，政治經濟學，我半懂不懂地花了很多時間去看，並且經常與大人討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討論牛奶為什麼會被扔進大海的原因，在想著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這些名詞，為能初步的理解而感到高興。
別看我人長得不起眼，卻一直做學生幹部，無論是打掃衛生，還是幫助同學，我都努力去做。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我是小隊長，從五年級到六年級又升為班委，分管過體育和勞動。
不過，我這個“小頭目”也是一直不被同學和老師所重視，所以我的雄心壯志一直沒能實現。經過了反思，我找到了問題的所在：我不大聽老師的話，個性強，當然還有學習不是很好這個很重要的原因。老師是絕對喜歡那種學習好而且聽話的乖孩子的。
我鼓勵自己的座右銘是，鷹有時會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會比鷹飛得高。這句話在日記中不知寫過多少遍。我認為自己是個鷹，總有一天會展翅飛翔。
中學的我比小學更加積極了。我在班上組織了一個學習馬列主義的小組，我做組長，經常組織同學一起學習《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政治理論書。為了弄懂這些理論，我經常去圖書館，查閱參考資料。這是我的新天地，我被那些名作迷住了，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蹲在那個佈滿了灰塵的角落裡，孜孜不倦地吸收著養分……
其中有些書是可以外借的，我就把它們帶回家，坐在家裡的陽臺上看，從下午一直看到天黑。我的眼睛就是在那時近視的，我變成了一個“小眼鏡”。
我的努力沒有白費，我終於有了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那是在中學一年級的下學期，我被選上了班長。這個來自學校、老師和同學的肯定，使我第一次嚐到了那種被人尊敬，被人承認的甜頭，當時我的內心是很得意的。
不過，說句老實話，在整個的中學時代，我的學習成績只是中等偏上而已。
1974年，我中學畢業了，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當時的想法是去農村，在廣闊的天地裡接受鍛鍊，所以放棄了留在上海的機會，去了農村。
1975年3月，我去了江蘇大豐縣境內的上海海豐農場安豐分場第一大隊第二小隊。
1975年3月—12月，我先後擔任第2小隊的團支部書記，副隊長和隊長。
我是一個內向的人，而且不喜歡拉山頭，玩江湖義氣那一套，所以我這個隊長當起來就比較不容易。我們那個創業大隊，盡是一些頑皮的人，前任隊長就是被他們轟走的。我來上任之後，他們又故計重演，天天給我出難題，甚至和我明著吵，擺出一副不把我轟走絕不罷休的架式。
那時的我，想想看吧，個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強，還帶著一副近視鏡，象是是個白面書生，一看就是和他們不一樣的人，所以那些調皮搗蛋的壞小子們根本就沒把我放在眼睛裡。他們甚至找機會欺負我，比如在門上放一盆水，我推門進來時被澆了個落湯雞，或者是趁我睡覺時把我的鞋子藏起來。
開始時我和他們對著幹，後來發現矛盾越來越對立，此路不通。
我知道我必須發揮我的優勢，我巧妙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們溝通，關心他們，甚至和他們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參加理論培訓班的時候，我還藉機走訪這些人的家庭，與他們的父母談心。幫助他們解決家庭的實際困難，一下子就把那些調皮搗蛋的夥伴們給感化過來了，我們也成了朋友。當我離開生產隊，去創業大隊擔任大隊長時，整個生產隊列隊歡迎，不少調皮的夥伴經常來創業大隊看我。
按照那個時代的精神，我們要改造自然、改造環境，“誓讓山河換新顏”！我們挖溝、填河，修建農田水利設施，經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們在蘆葦蕩裡擺下戰場，“天當房，地當床，遍地蘆葦做圍牆”，我們一點都不覺得累，心中總有一種青春的激情在燃燒。我還記得我們當時經常唱的一首《創業歌》：青天一頂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紅，石油工人心向黨，滿懷深情望北京……
由於創業隊在海邊長期住茅草棚的緣故，我得了風溼，一遇陰寒天氣就非常難受。這個毛病直到現在還經常困擾我。
1976年1月，我被選中去組創一個新的創業大隊，開始大隊領導僅3人，支部書記是黃恆彩，大隊長是程傑和我，後來大隊領導增加到7人。我先後分管後勤、治保，以及團總支部等工作。我小時候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當上了“大隊長”，手下管著300多人！
當大隊長起見，給我積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經驗。
後來，我們的創業大隊變成了一個團結得緊緊的整體。記得有一次一個創業大隊的人游泳時遇到風浪，失足落水。我們隊裡的人冒著生命危險把他救上岸，並輪流揹著他，跑著去醫院搶救
1976年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後我們全大隊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裡的糧食也搬了出來。當時支書不在，程傑在上海受訓，就我一個人主持工作當時有臨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護好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1977年３月，我被調往上海農場局，隨工作隊進駐上海市長江農場，我的工作組進駐供銷1個農場的後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車隊、船隊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創業隊時比，條件好多了。而且由於鄰近大城市，我能夠敏感地感覺到時代的變遷。這種感覺很好，我那時雖然還說不出這個國家正在朝哪個方向上轉，可我已經能感覺到轉機。我很興奮，甚至很激動。我開始等待著什麼。
1978年３月，結束了工作隊的工作，我回到了海豐農場安豐分場，擔任團委籌備處負責人。
當時我的朋友們都以為我可能要一輩子都在農場幹下去了，並看好我的仕途。我卻突然參加了高考，並且考上了上海機械學院的電子計算機專業。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二批大學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稱“78級”的那一批。
從18歲到22歲，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時光，都貢獻給那個農場。
那是我最難忘的一段歲月。
在大學校裡，雖然我學的專業是計算機，可我卻對經濟課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經常去附近的上海財經學院旁聽，希望考財經學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為什麼會對經濟這麼感興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學的時候？
1982年大學畢業後，我先後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華東紡織大學（現在的中國紡織大學）計算機中心和上海外貿局工作。
在外貿局工作期間，我被選為培養對象，參加統一考試去幹部專修科學習2年專業英語，我的英語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礎。
我在幹部專修科時萌生了“下海”辦公司的想法。我準備搞一家高科技開發和諮詢公司。我和我的頂頭上司認真談了我的想法，而且說服了他。可是我的父親卻堅決反對，他苦口婆心地勸導我說，你好好想想，你現在屬於外貿局培養的人才，在機關裡過著安穩日子不是挺好的？幹嗎要自己往風口浪尖上闖呢？
我沒有聽從父親的勸導，於1983年毅然“下海”，同時辦理了休學一年的手續。
我是個不安分的人，我總是不安於現狀，並努力改變自己的處境，以求更新、更大的發展。
從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幾歲的我，我創辦了“長江中小企業經濟技術開發公司” ，就那樣在商海里拼搏。後來，我在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則小廣告，成立一個青年人的研究會，彙集一批人才，並確定以研究中小企業和集體企業經濟為主，同時想法掛靠在上海科協下面。掛靠後，有一批教授，研究員，年輕的學者也加入其中，這在當時的上海是很少見的。研究會成立後，我被選為上海中小企業研究會的會長和集體經濟研究會的會長。
與此同時，我還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創辦了《集體經濟報》和《上海中小企業報》這兩份報紙，積累了很多辦報經驗。若干年後，我到澳洲也辦了一份報紙。這又是後話了。
回顧起來，我最重要的人生經驗都來自於農場那四年多的磨礪和創辦公司的鍛鍊，它培養了我在惡劣的環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鍛鍊了我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領。我覺得這兩點是人最重要的素質，正因為有了在農場四年多的磨礪，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後在機關和商海里面如魚得水。
這些人生經驗，是我來澳洲的最大資本。
若干年後，當我以一個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時，主持人曾問過我這樣一句話：你在澳洲的第一個5年就賺了600萬（人民幣），第二個5年又買下了價值1.3個億（人民幣）的澳洲總工會大樓，到了第三個5年時已經擁有十幾幢商業大樓和數萬平方米的土地，總價值以達數十億（人民幣）；可你剛才告訴我們，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時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這是真的嗎？你的箱子裡一定還有點別的什麼東西吧？
別的什麼東西？
我的回答是：我的寶貴的人生經驗和中國人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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