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冤.第三章.⑤
（1）、李光濤作為論據的《崇禎長編》記載
李光濤在《論崇禎二年己巳虜變》一文中說“此一行動，關外之袁崇煥早已慮及，只因關內疏虞（崇禎長編二年十月戊寅旨），因而金人始能從薊州之龍井大安二關口闖入”[1]
他括號內的“崇禎長編二年十月戊寅旨”應該就是根據了。那崇禎長編二年十月戊寅有什麼記錄呢？和袁崇煥相關的只有如下一條記錄：“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書王洽疏言：‘臣先以書約督師袁崇煥令祖大壽趙率教伏兵邀擊，今兩路分入，如入無人之境。請旨嚴飭’”[2]
這分明就是兵部尚書王洽在清軍入大安口之前，已得到情報，要袁崇煥派祖大壽趙率教預先伏兵襲擊後金軍隊，結果袁崇煥置若罔聞，導致後金分兩路從龍井關、大安口入境，所以請皇帝下旨嚴飭袁崇煥。
這又是一條別人在事先提醒袁崇煥，而袁崇煥不當回事的證據，結果被李光濤用來做相反的論斷。其實從李光濤引用的形式就已經很清楚。如果真是能證明袁崇煥事先提醒過的史料，那以李光濤這位袁崇煥鐵桿粉絲的性格，絕對會在摘錄史料原文的基礎上，濃墨重彩，長篇大論，反覆強調。象現在這樣一句帶過，僅僅括號裡不顯眼的提一下出處，那隻能是他試圖掩人耳目，含糊矇混過去。
（2）、某網文作為論據的《崇禎實錄》記載
還有一篇網文中提供了一條所謂袁崇煥先見之明的論據：
“己巳之變，皇太極進入關內是通過的薊遼總督劉策的轄區，而就在一個月前，袁崇煥預料到了後金的這種行動可能，‘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虛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禎實錄》）。在袁崇煥自己的轄區內，他做到了‘請駐寧遠，增戍關門’這些預警措施，而在劉策的轄區內，"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卻被友軍王元雅一口拒絕。一個月後，後金長驅直入的正是王元雅負責的遵化段長城。”
這條記錄的出處是崇禎實錄卷二，崇禎二年九月已醜。其實在周文鬱的《邊事小紀》中對此有更詳細的敘述，其大意是：
崇禎二年春，我請求回去未得許可。七月份，有間諜偵探到後金要渡河的情報，袁公立刻上疏奏報朝廷，諄諄告誡，擔心薊鎮的防守（‘公隨疏聞，諄諄以薊鎮為慮’）。我也說遼東準備得很充分，金兵來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就是薊鎮邊境單薄，我們應該趕快派一支勁旅去防備才行。如果後金的間諜知道了，也可以打消謀劃。袁公表示同意。九月九日重陽的前一天，又接到報告說金兵已經渡河，袁公立刻派參將謝尚政等人去薊鎮防備。等到了那裡，薊鎮巡撫認為情報不準確，仍叫謝尚政等回去了。然而金兵的蹤跡，也竟詭秘無聞，所以薊鎮的防守更加懈怠了（‘逆奴蹤跡，亦竟詭秘無聞，故薊益懈’）。[3]
清人編《崇禎實錄》中的記載當是從周文鬱的《邊事小紀》中抄來，而周文鬱是何人？天啟初做過孫承宗幕僚，後來作為援助東江的淮營軍官被調到東江呆了一段時間，按其自述，屬於登萊淮營的編制。在天啟七年，又曾經作為登萊援助東江軍的一部分，去過皮島。到了崇禎初年又跟隨袁崇煥左右，是袁崇煥的親信黨羽。他的《邊事小紀》中充斥著對孫承宗、對袁崇煥，對他自己的吹噓之辭。
作為事後記錄，周文鬱對其親附者進行了許多美化粉飾，而對他視為異己的毛文龍則儘可能貶損。對這樣一個人的話，須注意史料運用的反方向原則，都當成客觀事實來對待，是很成問題的。
他所謂的“公隨疏聞，諄諄以薊鎮為慮”中的袁崇煥的疏奏原文是哪些？很可能就是類似閻崇年、李光濤斷章取義的那類奏疏。現代脫離利害關係的歷史學家，僅因傾向，都會對史料如此歪曲。那對有直接利害關係的袁崇煥親信，我們又能有多少信任呢？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沒有直接的奏疏原文，這類含糊其辭的“隨疏聞”是不能拿來作為證據的。
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周文鬱的敘述前後經過，倒可看出袁崇煥等人的糊塗程度。在後金行動前後，一些情報已顯露後金動向，袁崇煥依舊狐疑不定。一方面確實擔心後金真有繞道入關的行動，另一方面按照他一貫的邏輯，他總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參看天啟六年他的那份奏疏）。所以派了謝尚政到薊鎮去查看了一下，覺得沒什麼事就又回來了。如袁崇煥真當回事情了，會僅讓手下人到薊鎮去逛了一圈就回？要知道，這位袁崇煥可是連矯旨殺人都能幹得出來的主！
事後周文鬱輕描淡寫把責任往王元雅身上一推，反正對方已是死人，也不能再為自己辯護。但他不經意這句話“然而逆奴蹤跡，亦竟詭秘無聞，故薊益懈”還是暴露了馬腳，也即他們自己對後金的行動完全就矇在鼓裡，所以抱怨“詭秘無聞”。
實則毛文龍早在一年前乃至四五年前就提醒，後金一旦借道入關，必是假換旗色，行動隱秘。如此大軍出動，不可能完全保密。只要在後金境內有偵察人員活動，完全可以明白後金必有重大動作。而袁崇煥等人，兩眼抹黑。殺了毛文龍後，東江到後金境內採參都被他給禁止了。以至於明方對後金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調動，摸不著半點頭腦，最後哀嘆句“逆奴蹤跡，亦竟詭秘無聞”就算了事！
（3）、李亞平和金庸的論據
最後就來看看李亞平和金庸等人的論調。
李亞平說“在理論上講，皇太極所突破的長城地段，歸薊遼總督管轄，袁崇煥並不需要對此負責。而且，袁崇煥曾經專門就此地的防務嚴重警告過皇帝：‘薊州地位至為重要，而兵力並不強，萬一有人做嚮導，引後金軍隊由此進犯的話，則禍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編，《兵部行督師袁崇煥題稿》。）因此，他建議皇帝：‘
薊州太過單薄，應該派駐重兵。’（《滿文老檔》，太宗卷六。）並且希望皇帝能夠嚴厲督促當地諸軍，加固工事，高度戒備，將此當成最最緊急的工作來抓。然而，對於袁崇煥是頭等大事的，對於皇帝卻並不一定那麼要緊。事實上，皇帝也確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按照常規讓有關部門研究研究，結果自然不了了之。”[4]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說“崇禎二年春，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這時薊遼總督是劉策，懦弱而不懂軍事。袁崇煥看到了防務弱點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沒有多加理會，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禎下旨交由部科商議辦理，但始終遷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
李亞平前面那個所謂《明清史料》甲編的奏疏，應是沒看原文，直接抄自閻崇年，那個奏疏的前後本末已經分析得很透徹了，無需重複。至於後面一條，“他建議皇帝：‘薊州太過單薄，應該派駐重兵。’（《滿文老檔》，太宗卷六。）”
《滿文老檔》，太宗卷六記錄的是天啟七年，完全牛頭不對馬嘴，而且也根本無此記載。李亞平先生大概是別的地方抄來這條，又不註明轉引，而非直接引用原始文獻，結果一時疏忽，抄錯了註釋中的參考文獻，以至於出這種錯誤。
他所謂的“薊州太過單薄，應該派駐重兵”的出處當然不可能是滿文老檔。再看金庸提到的“袁崇煥上奏，說山海關一帶防務鞏固，已不足慮，但薊門單弱，須防敵人從西路進攻”，金庸對這說法也沒給出註釋說明出處，但顯然他和李亞平根據材料有同一來源，所以翻譯白話時，大同小異。
這個來源是什麼呢？就是程本直的《磯聲記》、《漩聲記》和餘大成的《剖肝錄》。
《磯聲記》中原文是“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佈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5]
《漩聲記》中的原文是：“且也崇煥之疏曰：‘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臣身在遼，遼無足慮。嚴飭薊督，峻防固御，為近日急著’此固入於半年前”[6]
《剖肝錄》的原文：“先是督師袁崇煥有疏謂：臣在寧遠，敵必不得越關而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至是果如其言”[7]
這兩個人所謂的“薊門單弱，請宿重兵”是袁崇煥奏疏中的原文麼？《磯聲記》中的一見即明，不是！而是他自己概括的意思。
《漩聲記》和《剖肝錄》的似乎更有迷惑性，《袁崇煥資料集錄》裡甚至還加了雙引號，表示是直接引用。
而實際上，把《剖肝錄》和《磯聲記》《漩聲記》對照一下，就發現，《剖肝錄》就是在《磯聲記》的“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前加了一個“臣在寧遠，敵必不得越關而西”，而加的這句又是把《漩聲記》裡的話意思改頭換面了一下。
餘大成顯然也根本不知道袁崇煥這個所謂事先提醒的奏疏原文是什麼，所以只能在《磯聲記》和《漩聲記》的基礎上，再自己整合修改一下，然後冒充成袁崇煥奏疏裡的話！
而《漩聲記》裡的記載從口氣看似乎是袁崇煥的原話了，但完全經不起推敲！
第一從內容來看，程本直說袁崇煥的這句話是在後金入關半年前，那也就是三四月份。而現在從明清檔案裡能夠查到的袁崇煥崇禎二年三月的奏疏原文，恰恰是皇帝提醒他蒙古人可能和後金勾結，邊防可虞，而袁崇煥辯解說是蒙古人可以信賴，所以不要緊，這和程本直編造的奏疏是直接矛盾的。
第二，袁崇煥是以兵部尚書銜任薊遼督師，可以說他就是薊遼總督劉策的直接上級，要嚴飭劉策，那首先是他袁崇煥的事情，而不是把皮球踢到皇帝那裡去。他連毛文龍都可以矯旨亂殺，現在守邊是他的正經份內事了，反而要推到皇帝那裡去？
更關鍵的一點，古人寫這類紀實文字，需說明某人說過某話，通常做法是大段大段摘錄奏疏原文。比如茅元儀的《督師紀略》遇到孫承宗的奏疏都是原文大段抄錄，大段引用。周文鬱的《邊事小紀》凡是提到孫承宗奏疏的地方，也多是如此。甚至被稱為小說的《遼海丹忠錄》都是大段大段抄錄奏疏原文。絕不會是拿孤零零的一句話出來當證據。如果就是毫無上下文背景的一句話，那其性質就多半和閻崇年當成論據的四個奏疏一樣了，通過斷章取義，來給袁崇煥臉上貼金。
程本直、餘大成和周文鬱一樣，是袁崇煥死黨；和周文鬱一樣，都是不直接引用袁崇煥的奏疏原文，而只用自己的意思概括（如果勉強算《漩聲記》的那句話是奏疏原文，也孤零零的一句，而實際上還不可能是。）。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這三個人到了袁崇煥提前預警，如此緊要關鍵的地方，卻都如出一轍，不是為了證明真相，把袁崇煥奏疏原樣呈現，只是籠統的說“公隨疏聞”，“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有疏謂”，死活不肯給出上下文！被指為小說的《遼海丹忠錄》遇到奏疏的時候，都是原樣大段摘錄而非藏頭縮腦，比他們強得不是一星半點。
沒有奏疏上下文背景的話，那這些話究竟什麼性質？是否如同閻崇年斷章取義的四份奏疏一樣是曲解原意基礎上的附會，就不得而知了！
更重要的一點，《磯聲記》、《漩聲記》和《剖肝錄》連明代原文都算不上，明顯是篡改後的文字。明人凡提到後金時，稱“奴”，稱“虜”，稱“賊”，或稱“東夷”、“建虜”、“達子”，而這三篇文章裡提到後金，稱“敵”，稱“兵”，這顯是被清人修改過的版本了。
更可疑的是《磯聲記》、《漩聲記》、《剖肝錄》的出處，在《袁崇煥資料集錄》中，這三篇文章是歸屬在無名氏輯《袁督師事蹟》之下，而這個《袁督師事蹟》中還收錄有《明史.袁崇煥傳》，《明史》是在清乾隆時期才正式完成的。如此看來，《袁督師事蹟》是乾隆之後出爐無疑。而正是在乾隆時期，欽定要把袁崇煥作為褒揚對象！
那就無法排除這是御用文人為了秉承乾隆旨意而炮製出來的可能，《磯聲記》和《剖肝錄》中提到的袁崇煥上書預警之事，完全有可能是在乾隆授意的情況下，清人在明代原文基礎上編造添加進去的。那就連二手史料的資格都輪不到了，所謂“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佈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云云當成比小說都不如的私貨來看更加適合。
3、袁崇煥的責任問題
李光濤說“己巳之變，其失乃在關內（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與袁崇煥無關”[8]李亞平說“在理論上講，皇太極所突破的長城地段，歸薊遼總督管轄，袁崇煥並不需要對此負責。”[9]
真如他們說的那樣，袁崇煥沒有責任麼？
實際上在《崇禎長編》元年四月甲午的記錄中說的清清楚楚“袁崇煥起升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等處軍務，移駐關門”。[10]袁崇煥的職務就是督師薊遼登萊天津，如果說薊鎮和他無關，那朝廷要他這個薊遼督師是幹什麼用的？直接讓他和天啟年間一樣當遼東巡撫不就得了？
給袁崇煥推卸責任是無恥的！無恥到了什麼程度呢？
當袁崇煥殺自己人，殺毛文龍的時候，一大批人叫好喝彩，找出種種理由來為這種越權的犯罪行徑辯護。當袁崇煥對本就屬於職責份內的事情都沒有做好的時候，結果就據說這不是他的責任了，這不在他的管轄範圍內了！越權殺自己人，可以拼了命去做；職務份內的邊防責任，可以拼了命推卸。這就是袁崇煥和袁崇煥的擁躉的行徑。
更何況，明朝在不徹底改變當時稅收體制的情況下，財政情況就是拆東牆補西牆，顧東就不能顧西，顧前就能不顧後，沒有人比袁崇煥自己更清楚這一點的了！當時崇禎因為信任他，關內關外的軍隊調度整頓全都是袁崇煥一手操辦的。
正是在袁崇煥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求崇禎把主要的財力物力都供應給關外去修築防守幾座孤城，而對關內，不但沒有增強實力，反而裁剪掉了四分之一還多的軍隊，甚至已經招募的兵馬，都在袁崇煥的堅持下，解散回去務農了。正是在袁崇煥的竭力鼓吹之下，要明朝把邊防的希望寄託在籠絡蒙古人身上，寧可自己的軍隊發不出軍餉來，也要把物資提供給蒙古人。
崇禎皇帝再三提醒他，警告他，他都當成無所謂。
在《崇禎長編》裡有一段崇禎皇帝的話，大意是王象乾、袁崇煥兩個人不是一直在報告說蒙古人很恭順嗎？但從蒙古人的表現以及邊防將士的報告來看，完全就是相反的情況（“督臣王象乾，袁崇煥屢奏插部悔過恭順，量從給賞。今勒索五年，明系要挾，延鎮屢報犯邊未明真偽”）。事情是你們在辦，我這裡的信息也是你們在提供。我覺得蒙古人不可靠“明系要挾”，你們覺得可靠，那也可以。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相機操縱”也好，“嚴飭戰備”也好，都由你們自己看情況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守禦不得疏虞！否則國法無情！（“倘守禦疏虞自有國法”）[11]。
這已經是最嚴厲的警告了，崇禎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還要怎麼樣？結果呢，到最後出事了，一些人嘴皮子一翻，居然是成了袁崇煥一貫英明正確，是崇禎皇帝的責任。
還可笑至極地說袁崇煥提醒過崇禎要重兵屯守薊門，且不說，這種提醒本就是編造出來的子虛烏有，事實真相恰恰是袁崇煥竭力主張對關內包括薊鎮軍隊進行裁減（看前面分析）。就假設真有這樣的提醒，那豈非更搞笑。皇帝已經任命袁崇煥是薊遼督師，給了他一切能給的權力。最主要的軍力物資都集中袁崇煥手中，為此甚至大幅度犧牲了其他方面的供給。結果到頭來，袁崇煥說，你再拿出一支所謂的重兵來去屯守薊門！
這是在開什麼外星玩笑？難道這支重兵能從天上掉下來的？莫非袁崇煥的意思是要崇禎皇帝自己跑到薊門去守邊？這荒謬程度就如同一個足球教練讓一個守門員去守門，結果這個守門員不在那裡守門，卻跑去向教練報告，我覺得皮球有可能射到門裡去，教練你一定要當心啊！估計如果這個教練員脾氣火爆點，非當場扇這個守門員兩耳光不可。
崇禎皇帝給袁崇煥的職務，先不管薊遼登萊天津這些轄區好了，說白了就四個字：對付後金!啟用你袁崇煥，給你那麼多頭銜，是幹什麼用的？不就是讓你對付後金嗎！結果你說，後金從我那裡繞道走開了，然後攻入關內，這不是我的責任，那該給這樣的人什麼樣的評價？
實際後金繞道入關前，就在寧遠，都直接有人提醒過袁崇煥：
“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拜謁陳仁錫，：建州哨在束酋內四百人，不挾弓矢，插漢遠在漠北，馳救不及，斬頭寢內，邊警息矣。失此機會，四月間零部先入，秋冬諸王子分兵入，必舍遼而攻薊、宣，動天下之兵何益？仁錫言於邊臣，不果用。後建人入塞，竟如二生言。”[12]
崇禎二年在寧遠的邊臣，只能是袁崇煥了。當時他正忙著和後金談和，忙著殺毛文龍，怎麼可能聽取這個斬殺後金安排在蒙古部落的四百哨探的建議。
袁把毛文龍殺了，現在袁的駐地離後金統治區最近，結果後金這麼大的軍事調動，你袁崇煥連半點確切的消息都沒有，有一些風聲走漏，你也沒有真當回事，這不叫瀆職，叫什麼？
對照一下毛文龍的塘報，凡是後金有大規模行動，毛文龍的塘報裡幾乎都是提前把後金行動的時間地點，參與的人物，採用的方式，需要注意的地方，應對的辦法，極為詳盡的列舉出來。就是在崇禎二年，毛文龍在塘報裡還苦口婆心的提醒“奴密謀，必於今冬還圖大舉”，“薊、密沿邊，須用時刻提備”[13]
和毛文龍一比，袁崇煥對敵情的麻鈍，幾如木頭人一樣。
《前清秘史》的作者李亞平還頗為搞笑的說：“《明史》作者揣測，‘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很有可能，袁崇煥真是這麼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過眼下的危機，意識到自己的先見之明，從而，給自己更大的活動空間。他不知道，情形嚴重的地步，已經遠遠超出了他所能想像的最壞的程度。”
李先生這種說法成立的唯一可能，那就是袁崇煥得了健忘症。把從崇禎皇帝到各級官員，包括毛文龍多次提醒蒙古部落不可靠、後金可能繞道的事情全忘了。在後金入關後，他就應該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崇禎長編》裡就有“督師袁崇煥上疏引咎”的記載。要說意識到先見之明，那也只能是意識到崇禎皇帝的先見之明，意識到毛文龍的先見之明。
[1]李光濤. 論崇禎二年己巳虜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冊.449.
[2]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1537頁，卷二十七，崇禎二年十月戊寅
[3]周文鬱.邊事小紀.卷一.遼師入衛紀事//中國野史集成.353.
[4]李亞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170.
[5]程本值.磯聲記//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116.
[6]程本直.漩聲記//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118.
[7]餘大成.剖肝錄//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126.
[8]李光濤.論崇禎二年己巳虜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8冊.449
[9]李亞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164
[10]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404，卷八，崇禎元年四月甲午
[11]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1463，卷二五，崇禎二年八月癸酉
[12]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3輯.65
[13]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3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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