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拍電影的仁波切，第一個進好萊塢的佛教上師。在面對虔誠的佛教徒時，這個以幫助他人為職的人沒有偷懶，有求必應。
我的工作中有很多虛偽的事情
在新德里的佛教聚會上，一個印度佛教徒站起來提問：「我有很多困惑。我一直在自己的身份認同上掙扎，不知道佛教的智慧和傳統在當下該如何自處，也不知道在今天這個充滿誘惑的環境中，該如何追隨佛陀的教義。我很想聽聽仁波切的見解。」
「這個問題，你問錯人了。」宗薩欽哲看著他，撇著嘴聳了聳肩。「我並不是那種追隨佛陀的佛教徒，我其實比較像一個『主教佛教徒』。
與講究苦行清修的傳統不一樣，宗薩欽哲最常提到的兩個詞是「享受生活」和「尋找樂趣」。
他泡酒吧，交過一個又一個女朋友，酷愛足球，喜歡電影和音樂，與眾多娛樂明星交朋友，還會為同性戀情侶主持婚禮。他是第一個拍電影的仁波切，第一個進好萊塢的佛教上師。
顯然，他是另一種佛教徒，不太合乎常規，不斷打破禁忌。在Instagram上，他在自己的個人介紹欄標註的是：A human, wanderer, wonderer, limo liberal（注：limo liberal指的是利用自己的名氣影響追隨者政治傾向的名人）。
「我做過的最艱難的抉擇，就是選擇接受我的人生。」宗薩欽哲對《人物》說，這是56歲的仁波切對自己的覺悟。
「我的工作中有很多虛偽的事情，我不喜歡它。但是當你擁有了這個身份，就不得不把這個遊戲玩下去。這種感覺就像是，你明明是女人，卻被要求扮演一個男人。你會感覺非常不舒服，因為你並不是這樣的人，但是當別人告訴你，這樣做可以幫助500人、600只動物，你就不由得會想，OK，或許我可以再試一試。」
在他創作的第一部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裡，他勾勒的就是一個類似於自己境遇的故事。
故事主角是一個天性不安分的小喇嘛。他會按時研修經文，但在紅色僧袍下，偷偷套了一件羅納爾多的9號球衣。他在床前牆壁上貼著佛教畫像，但周圍也貼滿了從足球雜誌上剪下來的照片。他渴望在這座幾乎與世隔絕的寺廟帶來一些改變，最後，他甚至動員全體喇嘛湊份子，買一臺電視來看球賽直播。在電影的結尾，小喇嘛最終覺悟了迷戀物質的苦惱與無常，皈依佛陀的教導。
七種法之外還要加一種：說謊
「我的工作是什麼？原則上，我的工作應該是幫助眾生。」在紀錄片《真師之言》中，宗薩欽哲對著跟拍他的鏡頭這樣說。「但是有時候，我真的討厭它，不是指我的工作，而是職業。我討厭我的職業。在它之中存在著大量偽善、偽裝、文化禁忌。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這種反抗從7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宗薩欽哲幼年長大的錫金舊宅裡，至今牆上還能看到一道道抓痕，那是不想做喇嘛的小宗薩欽哲在發脾氣，用自己的指甲對抗被選中的命運。11歲的時候，他開始跟著自己的上師學習。回憶這段時期的時候，他總拒絕承認自己是一個熱衷研習的人，「研讀佛經的時間，要麼拿來看《丁丁歷險記》的漫畫書，要麼偷偷溜出去看電影了。」
但他所說的並不都是事實。當時負責照顧並資助他的西方佛教徒葩默說，在修習佛法期間，宗薩欽哲並非自己形容得那樣頑劣，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勤奮好學的學生」，「他對這一切非常認真，總在認真地研讀經書，提出很多問題」。他會在所有人都看見的時候，招搖地去看電影，然而真的獨自一人時，他會規矩地穿著僧袍，一個人專心修法。
「他總把最不好的表現給別人看，但一個人獨處時，最好的部分就完全展現出來，這就是他獨特的個性。他做別人沒有做的事，在世間法上，絕不依傳統，反傳統，創造自己的風格。但仔細觀察現今世上，法上應怎麼做就那麼做，真正如法去做的就是宗薩仁波切了。」鄔金仁波切這樣形容宗薩欽哲。「我經常跟他說─欽哲仁波切有七種不同的法必須由他取獲和修持，而你除了這七種之外，還要加一種，就是『說謊』。」
20歲剛出頭的時候，宗薩欽哲到英國倫敦留學。在這段時間裡，他不再穿僧袍，而是穿著普通衣服去上課，住在租來的房子裡，他試圖短暫地嘗試「普通人的生活」。一切都是嶄新而陌生的，剛到倫敦時，他不會泡茶，不會做早餐，第一次去超市買食物，差點把貓糧當主食買回家。29歲那一年，他第一次嘗試打工，站在街角分發傳單。在這裡，他不再是「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他讓朋友們管他叫勞倫斯（Lawrence）或者勞力（Larry）。
在這裡，他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儘管在更傳統的佛教徒眼中，他熱衷的那些事情是一些需要警惕的「執著」。比如，他喜歡邀請朋友一起去看球賽，整夜整夜看電影。最喜歡的《星球大戰》，他會在一夜看完6集。在紀錄片裡，宗薩欽哲站在倫敦街頭，指著面前的電影院說，「這是我的臥室一號。」然後轉過身，指著隔壁電影院，「這是我的臥室二號。」
對很多人來說，他沒有成為一個人們想象中的謙卑上師，低調、溫和、遵循規矩。他總在做讓人們跌破眼鏡的事情。作為仁波切，他的工作之一是為新生兒取名字，至少有10個不丹孩子得到了同一個名字「喬治·布什」——當時美國總統的名字。
「我用一種現代的方式思考問題，對此我感到很自豪。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了，我們需要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溝通，來交談。」宗薩欽哲在紀錄片中這樣說。
我們需要創造謊言來表達真理
拍電影的時候，他給了自己一套完全陌生的身份。在電影裡面，他不再是仁波切，他是導演欽哲諾布。
《高山上的世界盃》上映後，評論者這樣告訴宗薩欽哲，「這部電影裡有許多你的影子，用許多現代事物替代傳統，用可樂罐代替供碗，寺廟樓頂飄著的經幡被你換成了世界盃電視信號的衛星接收盤，讓可口可樂的畫面消解在文殊菩薩塑像裡，這些事只有你會這樣做。」
但是，這樣的行為卻並不被許多人所理解，哪怕是對他來說非常親近的人。VICE對他的報道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宗薩欽哲的父親曾經嚴厲批評兒子拍電影的行為，「你可以糊弄別人，但是你沒辦法騙得過我。你想要的只是名利。」
這個叫做「欽哲諾布」的導演，給自己拍電影的決定作出過不同的解釋，但和他的很多回答一樣，他經常改主意。有時候，他說這是因為他「非常喜歡電影」，但在他的書裡，他又會覺得「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依然覺得電影重要」。有時候他會說「電影是現代的唐卡，是用現代形式展現古老的佛教教義」。但換一個採訪，他的回答又變成：「我說電影是現代的唐卡，是在逗我的那些喇嘛朋友。」
在這樣的時刻，佛陀的故事成為了他最想傳遞的訊息。
劇本已經完稿兩次了，但宗薩欽哲都不滿意。第一稿裡的佛陀故事從一個汽車加油站經理身上開始，而第二稿的故事主角則變成了玄奘，通過玄奘的視角，重現佛陀的故事。「佛陀離我們太遙遠了，太抽象了，相比之下，玄奘更像是一個人。希望我能借鑑很多玄奘的觀點，但這只是現在的想法，誰知道呢？也許我又會改主意。」
「我拍電影的最大難題，是讓佛教徒高興。」宗薩欽哲說，「因為對大部分的佛教徒來說，佛陀是一尊佛像，如果讓他們看到不太一樣的樣子，特別是當他還是王子時，身邊有很多女人，有很多享受，很多佛教徒可能會不喜歡這樣的佛陀。」
這才是事情本來應該有的樣子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有一個小願望。這是他對採訪提出的唯一要求——聚會末了是來自不丹的音樂人演唱，他想要在接受採訪前「稍微享受一下」，聽聽音樂，只要一首歌的時間。
「我唱歌不好聽的，但是我有很多喜愛聽的音樂。」顯然，聽音樂的快樂讓他放鬆下來，他開始饒有興致地列數自己喜歡的音樂。民歌他喜歡，鮑勃·迪倫也喜歡，「我還愛聽京劇，雖然我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麼……」
然而，這個放鬆的願望終究沒能實現。不斷有人湊近他，一次次打斷他的獨處。
在一首歌的時間裡，宗薩欽哲見了一波又一波的追隨者，既有從不丹追隨而來、穿著民族服裝的虔誠姑娘，也有穿著耐克跑鞋、打扮嘻哈的印度年輕人，這位上師聽他們的故事，為他們加持、簽名、印手印，接受他們遠道帶來的禮物，拿著錢幣在他們頭頂畫圈，再將這筆錢捐贈給需要幫助的人。現場音樂透過音箱大聲擴散，他就俯下身子，側著耳朵專注聽對方講述，一一為他們解答。
這就是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和他24小時無休的工作。儘管他總愛說自己不喜歡工作，但面對虔誠的佛教徒時，這個以幫助他人為職的人沒有偷懶，有求必應。
「你愈觀察宗薩仁波切，你會愈覺得他好；但是你若不觀察他，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瘋子。」鄔金仁波切這樣形容他，「他雖年已過四十，但是習性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根本沒有改變過。8歲時的表情，現在還是這樣，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會非常長壽的。」
「我想讓你們在心裡做一個嬉皮士，對外做一個雅皮士。」在新德里的佛教聚會上，這是宗薩欽哲反覆提到的一句話。「我們的心總會混淆外相和本質，但是我們應該牢記佛陀的教義——一個人應該永遠秉持分析能力，用批判性思維看待事物。這讓我非常受益，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則教義。」
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宗薩欽哲最喜歡的書店，是一個位於新德里鬧市老市場裡的小門面。
那裡看上去實在是太不起眼了，和周圍熱鬧的蘋果店、貼著紅色五折標籤的耐克店以及隔壁擺滿了明星封面雜誌的連鎖書店比起來，它更像一個從上世紀遺落到現在的落伍者，全都是歷史政治類的圖書，沒有暢銷書，甚至沒有電腦記錄庫存，每一本書都要靠店主的記憶去尋找，而每一本書也都是他精心閱讀挑選的結果。
宗薩欽哲每次到印度，都會到這家書店轉轉。他告訴店主，他喜歡這裡，因為決定它的運轉方式的不是那些被包裝成真理的「外相」，而是古老的「心」。而這才是近乎真理的覺悟，「這才是事情應該有的樣子」。
不過，這位不斷打破概念的仁波切也許可以影響一些人，但是他很難說服所有的人。他們未見得那麼願意看到概念被打破。
在這家書店，追隨者如同明星粉絲一樣在這裡拍照留念，購買他的書。一個從中國專程飛去的追隨者買走了仁波切的大部分作品，唯獨沒有買他的新書。因為她被告知，封面上的標題叫做「上師也喝波旁酒嗎」。
「我不喜歡這句話。」她認真地回答說，「我覺得，上師就不應該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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