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中的冥想》（Meditations in an Emergency，[美]弗蘭克·奧哈拉著，許舜達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四月降臨。在詩歌中，“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 / 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慾望 / 參合在一起……”。（T.S.艾略特《荒原》）在全球疫情中，這是殘忍而又真實的詩句，《荒原》五部曲的第一部是“死者葬禮”，現實中卻有多少死者沒有葬禮。關於四月還有另一首詩歌，弗蘭克·奧哈拉的《來自一個四月》，“我們拭去牆上的灰塵。 / 理所當然，我們是哭泣的百靈 / 落滿了整個天堂……”。這首詩收在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的詩集《緊急中的冥想》（原書名：Meditations in an Emergency，1957；許舜達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19頁）中，此時此刻，它讓我把詩歌與紐約聯繫在一起，把疫情兇猛中紐約的緊急時刻與關於愛與悲傷的詩歌聯繫在一起。
在疫情期間剛刷完一部美劇《廣告狂人》(Mad Men，共七季九十二集)，劇中有好幾次出現奧哈拉的這本詩集：在酒吧裡被人閱讀，被男主角唐·德雷珀（Don Draper）反覆閱讀，並且把它寄給在加州的安娜·德雷珀，甚至還有一集的題目就是取自奧哈拉的“緊急中的冥想”，這一集的背景是古巴導彈危機，而全劇最後大結局就是唐·德雷珀終於從紐約的拼搏人生中迴歸自然，在加州海邊的山崖草坪上打坐冥想。應該說，出現在劇集中的這本詩集並非可有可無，因為編劇要傾力講述的絕非僅僅是一群廣告人的人生故事，而是有著遠為宏闊與深刻的時代與文化目光，要以紐約麥迪遜大街的這群廣告人追尋“美國夢”的種種努力、奮鬥、遭遇而折射二戰後至七十年代初美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潮流。從朝鮮戰爭到越戰，從平權運動到女性主義的覺醒，從總統遇刺到登月飛行……，歷史的巨大波瀾形塑著人物的命運和文化心理，精神分析、心理治療、科幻電影、高科技帶來的恐慌與迷惘勾勒出一個飛速發展時代的文化浪潮，該劇作為AMC頻道的首部原創劇屢獲大獎是實至名歸。劇情與人物的命運、性格扣人心絃，辦公室故事中的所有真實、複雜、尷尬、殘酷、卑鄙、良知都在或明或暗的敘事中極為精準細膩地呈現；而唐·德雷珀在芸芸眾生中顯得更有對人性的洞見和同情之瞭解，是因為他對藝術、詩歌情有獨鍾，他能夠在直覺中把握電影和詩歌給他帶來的啟迪與慰藉，在看起來處處都是孤獨、挫折的人生中不斷反思和尋回自我。因此，劇集中的《緊急中的冥想》反映了美國現代詩歌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刻影響。事實上，作為紐約現代詩人和藝術評論家的奧哈拉在流行文化領域中名聲很響，在電影、電視、流行小說、流行音樂中都出現過他的作品或名字。
無論是紐約派詩人、藝術家還是廣告狂人，在他們的骨子裡都有一種強烈的、揮之不去的紐約情結。詩人在詩歌中一再塗寫著紐約的地標與不知名的角落，奧哈拉說“人一輩子都不必離開紐約”（70頁）；劇集中的那群廣告人在說出“曼哈頓”的時候，在眉宇間總有一絲掩抑不了的神采。紐約是他們人生的舞臺與聖地，沒有之一。此時此刻的紐約籠罩著疫情的陰雲，就如奧哈拉的詩中寫的，“孤身 / 走在紐約空蕩蕩的大街 / 我是紐約骯髒的雙腳和腦袋……”。（74頁）前幾天，當海軍醫療船安慰號（T-AH-20）緩緩駛入紐約港口，有很多紐約人在碼頭歡呼，雖然有些人仍然沒戴口罩。這是四月的紐約，“現在我平靜地等待 / 我生性中的災難 / 再度變得美麗,/ 變得有趣，而摩登。”(90頁)這是緊急時刻的紐約與詩歌的冥想。
弗蘭克·奧哈拉
弗蘭克·奧哈拉（1926-1966）出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青少年時代曾在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習鋼琴，二戰後期有過短暫的軍旅生涯，在南太平洋和日本的美軍尼古拉斯號驅逐艦上當聲納兵。二戰結束後，奧哈拉入讀哈佛大學，主修音樂作曲，但最後卻是以英語學位從哈佛畢業，1951年在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獲英語文學碩士學位。1951年到紐約後不久，受僱於現代藝術博物館，為Artnews撰寫藝術評論，以後都在MOMA工作，策劃展覽、為展覽和巡展撰寫介紹和目錄，於1960年擔任現代藝術博物館繪畫和雕塑展覽的助理館長。1966年7月24日，奧哈拉在火島度假開車時被一輛沙地越野車撞倒，次日不治離世，終年四十歲。有人說，就連他告別這個世界的方式都是那麼現代——疾速、碰撞、即景，像在遊樂場上的一次遊戲。
紐約派詩人的學院式教育背景很突出，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y）、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和肯尼斯·考克（Kenneth Koch）這幾位圈子中的核心人物都是名校畢業，相互之間在校園中就已經結識。浸淫在紐約這樣的現代都市文化氛圍之中，他們從爵士、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動作繪畫和當代前衛藝術運動中汲取靈感，他們的學識變得更豐富，文化嗅覺更敏銳，審美感覺更細膩，抽象與感性的結合來得更深刻。紐約在孕育了抽象表現主義藝術之後，繼續把這個流派的靈感和光榮引到詩壇，詩人們與抽象表現主義一拍即合，他們中間的很多人是藝術評論家或博物館人，或者與畫家、音樂家有過各種合作，這是一個詩人與藝術家的跨界朋友圈。
奧哈拉生性活躍、熱情，有很強的社交能力，在文藝圈有很多朋友。他是詩人、藝術評論家，而且還是出色的鋼琴演奏家，據說他在拜訪朋友時時常會突然演奏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ff）的作品來震撼他們。於是在這本《緊急中的冥想》詩集中有《在拉赫瑪尼諾夫生日的那天》：“藍窗戶，藍屋頂 / 與雨水發出的蔚藍的光，/ 拉赫瑪尼諾夫這些毗鄰的樂章 / 湧入我那雙大耳朵 / 而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 因為離開了他，我就無法彈奏， / 尤其是在他生日 / 這天的下午。非常 / 榮幸，你將會成為我的老師 / 而我是你僅有的學生//而我將一再地彈奏。// 彈奏李斯特與斯克里亞賓的秘密 / 在那些並不晴朗的下午，/ 他們在琴鍵上對我竊竊私語！而我 / 心中的雷雨依然在滋長。// 只有我的雙眼將會是藍色，當我彈琴時 / 你會敲擊我的指節，/ 所有俄國人最親愛的父親，/ 溫柔地將我的手指拿到你冷漠、疲倦的眼前。”(27—28頁)他以幽微的藍色調和心中的雷雨向偉大的俄國音樂家、浪漫主義的大師致敬，以學生的名義向老大師致敬。
其實，所謂的紐約詩派（The New York School）是一個鬆散的詩人、作家、畫家和音樂家的圈子。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他們反對標籤，所謂的“紐約派”是那個開辦蒂博爾德納吉畫廊（Tibor de Nagy）的約翰·伯納德·邁爾斯起的，他在1961年的一篇寫給《流浪者》雜誌的文章裡創造了這個詞，阿什貝利說是“強加給我們”的標籤。當然邁爾斯也有他的理由，他跟這些詩人玩在一起，出過他們的詩歌小冊子；做畫廊的人都知道紐約畫派風頭正勁，弄個“紐約派詩歌”正好蹭上熱點。但是阿什貝利並不認同這個標籤，他說他們只是碰巧互相認識，會聚在一起讀詩，有時也會通信，但是各人的詩很不相同，也從來沒想過領導文學潮流。他說了一個笑話：有人在《時代圖書評論》上寫了篇關於“紐約學派”（The New York School）的文章，有讀者寫信詢問怎樣才能註冊入學。所以，我們也不要一談到紐約詩派就說約翰·阿什貝利或弗蘭克·奧哈拉或誰誰是“領軍人物”——根本就沒有，而且這種我們所熟悉的封號其實變得越來越噁心了。
紐約詩派與垮掉派和舊金山派詩人不同，他們對政治與道德爭議沒有那麼強烈的關注，對世界沒有那麼憤世嫉俗，這可能與他們內心隱然有某種知識與都市文化的精英情結有關。紐約是紐約派詩人最常見的主題，關於這個文化都市的自我認同意識和日常生活情結濃濃地塗抹在他們的詩箋上。
對奧哈拉來說，詩歌的靈感時常來自瞬間的感受和思緒，一方面是跳躍、朦朧和難以言表，另一方面是對真實性和深刻性的強烈體驗，抽象的智性與物像的生動融於一體。詩句中的意象並非總有什麼邏輯聯繫或審美比喻，即景的、即興的、口語的，用攝影中的“抓拍”可能更準確地傳達出他的創作狀態。他的詩歌既有強烈的個人化，又有鮮明的都市化和生活化。他自述自己的詩歌創作時說：“我的詩中充斥著我所發生的一切，要求我儘量避免撒謊和誇張。……也許是因為詩歌使生活中的模糊事件變得對我有意義，並恢復了生活中的細節。又或者，詩歌給無形的事件帶來了質量，這些事件都是非常具體和偶然。”（Frank O'Hara. The New American Poetryedited by Donald Allen. Grove Press, 1960）因此，奧哈拉的詩歌是他人生體驗的自述，但是以他對紐約生活的觀察為基礎，唐納德·艾倫在《弗蘭克·奧哈拉詩集》的引言中說：“弗蘭克·奧哈拉傾向於將自己的詩視為人生的記錄，這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是顯而易見的。”說得很對。
《緊急中的冥想》這個書名取自收入集中的一篇詩歌的題目，這首詩最初發表於1954年11月的《詩歌雜誌》上，而其題目來源據稱是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散文作品《緊急場合的獻身》，源於奧哈拉與其他詩人之間的一個玩笑。這首詩使用了很多日常語言，句子不分行，以段落的形式把不同的意象分割開來。譯詩之難無庸贅言，目前這個中譯本的翻譯究竟如何我沒有能力評論，在這首詩中我只能挑出我比較喜歡的這些句子：“我從未因喜愛田園生活而感到過心塞，也不會過分懷念牧場上的墮落行徑和天真往事。不。人一輩子都不必離開紐約，就能得到想要的全部草木(譯註：暗指大麻)—— 除非我知道附近有便利的地鐵、音像店或者其他能夠讓人們生活‘無憂’的設施，否則我甚至無法欣賞一片綠葉的美。”（70頁）；“成為美麗是容易的；而保持美麗絕非易事。親愛的，我欽慕你，所佈下的陷阱。它就像劇情走完了尾聲，人們無心閱讀的最後章節。”；“我得離開這兒了。我挑了一條披巾和最下流的日光浴。我會回來，從山谷裡，我會捲土重來，然後一敗塗地；你不想讓我去你去的地方，於是我去了你不想我去的地方。”（72頁）
這本詩集的扉頁上寫著“致簡·弗海里歇”， 簡（Jane Freilicher,1924—2014）是畫家和詩人，被稱作“詩人中的畫家”和“畫家中的詩人”，她在紐約詩派圈子中有重要地位，阿什伯裡、奧哈拉、詹姆斯·斯凱勒等都是她的好朋友。人們稱她是詩人的“繆斯”、“紅顏知己”和“心愛的大腦”，甚至成為一種美學品味的標誌。奧哈拉和弗海里歇的友誼詮釋了詩歌與繪畫的親密關係，形成了在詩歌與繪畫之間獨特的美學氛圍，同時也詮釋了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所講的那種前衛藝術運動中的現象：每個人都願意為自己的朋友奉獻美學的討論和藝術幫助。奧哈拉創作了“為簡·弗海里歇寫的十四行詩”等多首專門獻給她的詩歌，其中的許多詩句充滿了熱情、愉快的想象和祝福。在奧哈拉的筆下，友誼與詩歌總是在一起並且長存：“這首詩持續太久了，/ 因為我們的友誼已經很久很久了/ 在這一生和這些時代，/ 只要藝術長久而永不中斷/ 只要我希望我們之間的友誼能夠持續下去，/ 我就會堅持下去”。1951年，弗海里歇畫了一幅奧哈拉的油畫全身像（J. Philip O'Hara收藏），生動地捕捉了他傾斜與搖擺著的身體動態，不拘泥於人物形象的細部輪廓，在流暢而飽滿的色彩中呈現出生命的節奏和激情。1952年，弗海里歇在紐約首次舉辦個人展覽，奧哈拉在現場和她一起布展的那張照片真的很珍貴。“我是全世界最好懂的人。我要的只是無限的愛。”最後又回到了《緊急中的冥想》的這個詩句，這也是我對緊急時刻的紐約與詩歌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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