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水運憲曾擔任過20年省政協委員和常委，有著豐富的履職經歷。今天一起看看他的履職故事。
以下為口述實錄——
作家、編劇、省作協副主席、省政協常委……過去的歲月裡，我的身份在不斷轉換。但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委員履職，我一直堅守著一個初心：與生活貼近，與人民貼心，時刻懷揣著一種矢志不渝的使命感。
二十載政協履職經歷，是我最為難忘的記憶。我深切地感受到，政協委員絕不是裝飾身份的一片羽毛，作為委員，需要對人民、對時代、對國家有一份敬畏之心，肩扛一份責任，盡己所能，為人民疾呼，為時代、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深入湘西創作《烏龍山剿匪記》
從1975年發表第一部作品至今，我的文學創作已經走過了45年。對於文學，我始終心懷一份敬畏之心。
1966年，我初中畢業以後，因為家庭原因，沒能上高中，被招進常德電機廠做工人。按部就班的工作環境，很平靜也很單調，閒暇之餘，我便用寫作填充精神的空虛。
1978年，我創作了劇本《為了幸福，乾杯！》。當時我把劇本寄給多家全國有名的劇院，包括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不久，劇本獲得時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曹禺親自批示，並讓我去北京編排話劇。該劇首演便大獲成功，隨後還獲得了全國優秀劇本獎。與此同時，我進入中央戲劇學院學習。這期間，我創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說《禍起蕭牆》，榮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隨著這兩部作品的問世，我也由業餘作家轉變成了專職編劇、專業作家，先後調入省廣電、省作協工作。
1985年，時任湖南省廣播電視廳廳長梅幼先，從參加新四軍開始一直是部隊宣傳工作尖兵，1949年9月曾隨解放軍47軍前往湘西剿匪。親身經歷過那場戰鬥的梅老先生，決定將湘西剿匪經歷拍成電視劇。當時身為專職編劇的我，領到了創作劇本的任務。
《烏龍山剿匪記》劇本創作是屬於上級交待的任務，作品誕生也實屬不易。當時正處在思想解放的年代，寫作剿匪革命歷史題材並不被人看好。我還是堅持了下來，用7個多月時間，深入湘西大山深處，接觸採訪了100多名曾經當過土匪的群眾及其後人，以及幾十名參與過剿匪的解放軍戰士。
回到長沙後，我用半年時間完成了整個劇本創作。1987年，電視劇《烏龍山剿匪記》播出，在全國創造了萬人空巷的收視奇蹟，並一舉拿下“金鷹獎”等系列獎項和榮譽。
時至今日，我一直覺得《烏龍山剿匪記》的成功，得益於我真正走進了湘西人們的生活，通過一個個故事，寫出了那段艱苦卓絕的激盪歷史。
拍攝紀錄片得到鄧小平關注
1992年3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時任省委書記熊清泉的秘書打來的一個電話，要我趕到熊清泉辦公室。
“小平同志南巡之前看了你們拍攝的那個片子。”熊清泉對我說。
“很好，很振奮，南方值得一去！”隨後，時任省委副書記孫文盛也向我轉述了小平同志觀片後的評價。
他們所言的片子名叫《金海岸——閃光的思路》，是我1991年在珠海創作、拍攝完成的電視紀錄片。
1988年，針對經濟過熱現象，國家實行治理整頓，一些開發區發展受到限制，一時間，改革開放政策似乎變得疑竇叢生。
1991年，幾位從沿海回來的朋友告訴我：在珠海西區，當地人僅用3年時間，移山填海，造出了一個500多平方公里的開發區。我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不一般的信號，隨即背起行囊去了珠海。
在珠海，我發現，西區的開發者們沒有沿襲以往圍海造田的老路，而是辦起了旅遊。
“閃光的不是豪氣衝雲天的幹勁，是思路！”靈感的火花撞擊著我的創作激情。當年9月開始，用了不到半年時間，電視紀錄片《金海岸——閃光的思路》就攝製完成，還趕上了開發區成立3週年慶典。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迎來又一個春天。1992年3月，我帶著熊清泉託付的任務，再次前往珠海西區，請珠海的同志到湖南來傳經送寶。我一去，珠海方面也很高興：“小平同志來視察時，還談起了你拍攝的那部片子。”珠海方面隨即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並派出高規格黨政代表團來到湖南。
熊清泉在與珠海代表團座談時，希望珠海能參與湖南的投資建設。沒隔多久，珠海方面投資的8000萬元很快到位，用於張家界旅遊開發等項目。首筆“逆流”回來的資金，對當時湖南的改革開放有著開創性意義。
2018年5月，水運憲在婁底參加文學講座，並向聽眾贈書
真切體會到民主監督有力量
1993年，我很榮幸地擔任了第六屆省政協委員，之後還擔任了第八、九、十屆省政協常委。20年政協委員經歷，我為之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真正用行動履行了委員的職責。
我始終認為，政協委員的身份絕對不是裝飾自己的一片羽毛，委員的身份落到你身上的時候，就多了一份擔當與責任。只要你科學建言獻策，是能起到不少作用的。
20年的政協履職歲月，我提交了30多份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其中，有幾個提案我至今印象深刻。
剛擔任政協委員不久，我遇到了從廣東汕頭來長沙打工的三兄弟。他們向我道出了一樁辛酸事：三兄弟在長沙一家汽車修理廠打工兩年，還被拖欠工資，臨近年關，家裡老父親又生病，急著趕回家，兄弟三個卻討不到工資，走投無路。
一聽到這個情況，我立馬就把他們的遭遇形成提案，提交省政協提案委。幾天後，提案委回覆我，已經以“委員來信”的方式轉到了長沙。很快，長沙市勞動監察部門迅速行動，出面解決了拖欠工資問題。
最後通過協商，這個汽車修理廠把油漆車間免費出讓給老二自主經營，以抵債務。老二經營車間還不到兩年，就大有所獲，很快就在別處創辦了自己的汽修廠。他們一家的命運得以改變。直到今天，這三兄弟都還跟我保持著聯繫。
通過這件事，我真切體會到，政協民主監督是有力量的。
2018年，水運憲在書店與讀者交流互動
持續呼籲取消長沙路橋費
長沙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收取路橋通行費。2005年，《長沙市貸款建設的城市路橋車輛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出臺，規定每車每年徵收840元，主要用於償還城市道路橋樑建設的貸款。
我從這時開始對收取路橋通行費產生了質疑。車主在購買車輛時已經繳納了購置費，這已經將“使用費用”包含在裡面了，憑什麼還要出路橋費？路橋屬於城市基礎設施，應當由公共財政支出買單。在2005年制定這個收費政策的時候，長沙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僅約40萬輛，此後幾年數量迅速增加，這將形成鉅額收費。
2008年省兩會期間，我提交了一份“關於取消長沙市路橋通行費的建議”提案。這份提案以相關部門的書面答覆予以辦結，但並沒有任何取消的跡象。我很不甘心。
當我得知，省人大代表彭慶光也在關注這個問題。為此，我們倆便聯合起來就這一問題進行了系列調研，還赴外省、外地進行對比調研。
長沙路橋通行費徵收方式的實質是，無論通過橋隧與否、通過次數多少，一律按年繳納規定的費用。我認為，這種方式既不合法，也違背公平原則。為此，我以“徵收長沙路橋通行費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為題，又提交了一份提案。
相關部門予以回覆：路橋費除了用於還貸，每年還要負責7000餘萬元的路橋維護等諸多費用，取消不具有操作性。
只要事情沒解決，我就打算一直提下去，並想方設法尋找突破口。那幾年，我還聯合湖南大學教授白樹仁等委員提交了聯名提案。彭慶光代表也和我一樣，連續多年就這個問題進行呼籲。
我們的堅持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視，相關部門組織我和彭代表，以及長沙市政府、省政協等單位多次召開協商辦理會，給我們解釋說明。
2012年，長沙開始實施新的城市路橋收費標準：長沙市籍小車的費用由原來的每年840元降至每年600元。
我始終覺得，降低標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取消不合理路橋費，才符合民意和民利。
2013年，汪涵擔任省政協委員，跟我同在文藝界別，這年年底我將不再擔任省政協委員，便委託汪涵關注路橋費問題，希望他繼續提交提案。汪涵欣然應允，一場“提案接力賽”由此開始。為此，汪涵連續兩年提出相關提案。
2015年春天，汪涵打電話興奮地告訴我，在省政協與各界持續推動下，我們的提案建議終於得以實現。2月底，省政府辦公廳覆函長沙市政府，同意長沙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橋通行費年票制收費方式，並暫停城市路橋通行費徵收。在長沙已有20多年曆史的路橋收費得以停止。
聽到這一消息，我也很激動。政協是人才薈萃的地方，大家發揮各自優勢，同舟共濟，聚焦經濟社會發展，開展建言獻策、民主監督、匯智聚力，這是政協最大的優勢，也是強有力的責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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