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低風險地區教育開學復課等情況舉行發佈會。會上，針對外界所關心的今年高考時間，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表示，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今年全國高考延期一個月舉行，考試時間為7月7日至8日。
2020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071萬與2019年的1031萬比，增加了40萬人。高考是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關係國家人才選拔、社會公平、廣大考生和家庭切身利益。實際上，七月高考並非“活久見”！
從1979年起，高考時間就固定在每年7月7、8、9日。七月高考，足足考了23年！直到2003年，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決定從2003年起將高考時間提前一個月，高考時間固定安排在每年6月7、8、9日。而無論是經歷非典的2003年，或者經歷汶川地震的2008年，高考時間也並未推遲過。
統一高考招生能更好的顯示出公平，也適應了當時國家快速選拔人才的需要。1952年，新中國便建立起來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其後，高考一度廢止。1977年，鄧小平出任國家副總理，分管文教，主持恢復高考。10月21日，國家舉行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次考試。高考並非僅與夏天相關，當年的高考，大部分省市均選擇了冬季，大約十二月左右進行。
在冬天進行的高考
40多年前那場改變了27.8萬77級人命運的高考所具有的社會意蘊不言而喻，事實上因為恢復了自1966年“文革”開始被取消了的高考，它從本質上也改變了更多人的歷史命運：可以說從77、78和79三級大學生（這三屆大學生因為有許多人入學前都具有插隊、做工和當兵等在基層社會工作的經歷，年齡更是從15一30歲不等。本文將這群大學生甚至包括那些年裡的中專生和79級第一屆“電大生”都統稱為廣義上的“77級”)一直到今天的年輕一代都受惠於這場歷史性的變革。
自1966年，為了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在與“文革”基本同步的10年“教育革命”期間，不僅取消了高中畢業生直接升入大學的“高考”，而且各種新奇甚至荒誕的“新生事物”不斷湧現：為了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除了向大中小學派出數量龐大的工宣隊、軍宣隊和貧宣隊外，還派出了由工人、農民或解放軍戰士組成的工農兵講師團，除了講政治課外，後來還承擔起了包括科學技術和外語在內的各種專業課程，儘管這些“創新”鬧了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話；廠、校、社掛鉤，辦各種“學農”、“學工”基地，不但讓學生定期去工廠或人民公社參加工業或農業勞動，而且將教學課程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甚至中學裡的物理課就叫“工業基礎”，化學課就叫“農業基礎”；在學制上，壓縮學制，取消考試，或改革考試製度——開卷考試或開門考試（即到工廠或農村等實踐第一線，結合問題考試）；在教學上，理工科“結合典型產品教學”，文科“結合戰鬥任務”教學；按照毛澤東有關教育革命的不同內容的指示和不同指示發表的時間，在城市中，創辦面向本單位或本系統職工招生，畢業後回車間的“七二一”大學，在農村的縣、社、隊或農場，則創辦與此相應的“五七學校”；而當年最為炫目的“新生事物”則莫過於通過推薦制度而進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
1970年即大學停招四年半後，從有3年以上實踐工作經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中招收學生，招生的程序是：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此後一直到1976年，7年中共招收工農兵大學生94萬人，佔1949年後畢業大學生總數的21.4%。推薦制的盛行，不僅為開後門留出了充分的餘地，也導致了生源水平的極度低下。1973年後，為了亡羊補牢，國務院批轉同意有關部門提出的高校招生增加文化考查的決定。在這樣的背景下，遼寧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為了壓制人們對張鐵生之流的不屑，最早在遼寧的瀋陽醫學院對教授們進行了突然襲擊式的考試，以證明“張鐵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
這場長達10年的“教育革命”，以及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顛倒了師生關係或者說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關係，損害了數千萬青年正常就業和受教育的權力。在社會學家周雪光和侯立仁進行的一項涉及6個省份、20個城市的較大規模的抽樣研究中，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平均插隊時間為6年，其中10年以上的達19.3%，5一10年的達39.3%，5年或5年以下的為41.4%。而隨後的描述性統計發現，三類城市青年群體中，後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最低的是無下鄉經歷的青年群體（8.4%），最高的是在農村插隊不到6年的知青群體（14.2%），而超過6年以上的知青群體則明顯低於6年以下的群體（僅為9.5%）。研究者認為，插隊6年不到的知青群體上大學的比例之所以最高，“也許和知青們艱苦的生活經歷激勵他們下定決心要通過教育途徑重新找到他們的社會位置有關，但1977年恢復高考對那些在農村呆了6年以上的人來說卻來得太遲了”。
確實，太長時間的風吹雨打、艱苦勞作在摧毀了他們的人生志向的同時，掏空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從這樣的意義上說，77級裡那些30歲左右的年長同學，在中學時代一定都是鳳毛麟角的“學霸”。
其實，“文革”10年也同樣給那些因各種各樣理由而留在城裡的青年群體帶來了傷害。在那些年裡，留在城市裡的高初中畢業生所分配的單位也大多是飯館、菜場或街道辦的小企業。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回憶起中學同班同學姬宏被分配到街道辦的金屬絲網廠，當18歲的他懷揣美好的人生理想第一次跨進廠門時，看到逼仄的院內滿是席地而坐、靠手工編制金屬絲網的中老年婦女時，禁不住流出了絕望的眼淚——比較而言，我們插隊農村雖然艱苦一些，施展的天地還真的要廣闊得多。
2017年10月周曉虹教授去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參加會議，專程就此訪談了海波因特（High Point）大學歷史系的鄧鵬教授。1964年16歲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去大巴山裡插隊的鄧鵬，是知青研究領域的專家。他也說道，雖然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動員和紅色“革命”信念是促使他下鄉的主要動機，但因為初中時代學習名列全班第一，因此心高氣傲，不願等在家裡，或去小飯店或菜場就業也是他選擇上山下鄉的原因之一。
美國學者埃爾德在《大蕭條中的孩子們》一書中，欲圖通過研究社會變遷對個體生活經歷的影響來研究變遷過程，他注意到“個體的生命歷程嵌入了歷史的時間和他們在生命歲月中所經歷的事件之中，同時也被這些時間和事件所塑造著”。這種塑造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我們承認也看到了“文革”和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其參與者的積極塑造，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那些1977年後考上大學的人——後來成了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教授，或者成為政府部門和工業組織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甚至成了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早年在農村以及工廠勞動鍛鍊的經歷，為他們瞭解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情奠定了基礎。一如周雪光和侯立仁所說，“通過各種重要的途徑，知識青年已經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做出了貢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成功者畢竟只是一部分人。我們這裡所討論的77年的高考改革，在當時真正能夠改變的也只是極少一部分人的命運，許多年輕人在經歷返城、就業、結婚、生子的人生歷程之時，也在其後的幾十年裡經歷了改制、下崗甚至失業的種種心酸。
值得欣慰的是，在我們的國家經歷了近4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在中國的經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之時，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獲得了比他們的父母多得多的受教育機會，每年上大學的人從1977年的27.8萬上升到現在的1000餘萬！從這個意義上說，1977年高等教育的這場變革，為後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並實現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贏得了希望。
本文摘自《改革中國——十六位學者論改革開放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駱新說 | 對話真的能夠解決分歧和紛爭嗎？
駱新說 | 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閱讀更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