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長篇報告文學《電影北上》第二章“中國電影的東北朝向”。圖片來源於網絡）
1.初逢周恩來
電影《八百壯士》的成功，並沒有讓袁牧之興奮太久，日寇的步步緊逼，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而他到延安拍攝紀錄片的要求仍然遲遲沒有消息。儘管此時，袁牧之已經研讀並掌握了大量紀錄片的攝製技藝，而且很有心得。
轉眼到了1938年的三四月間，滾滾東逝的長江水送來了春天的訊息，催開了城中與山腳的櫻花。忽有一日，有人來袁牧之的住處通知他，周恩來先生想見見牧之先生。在去見周恩來的路上，袁牧之好像才注意到這個城市的櫻花是如此的美麗。
牧之先生，讓您久等了！我們準備在延安成立一個專門的電影機構，以利電影拍攝，不知道牧之先生感興趣否？周恩來開門見山。
感興趣，就等著這一天呢，我很想嘗試！袁牧之眉毛一揚。
好！我們缺少電影攝製器材，需要到香港購買，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協助。您是電影的專家，又是電影明星，去香港的電影界人士很多，一路上看過不會引起特別的注意，可否跑一趟？周恩來試探著說。
當然願意，電影拍攝器材是製作電影的源頭，必須解決。袁牧之毫不猶豫。
好啊，牧之先生，那就請快去快回。周恩來向袁牧之投去信任的目光。
放心吧，我一定快去快回。袁牧之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
在做了一些路途上的安排和相關準備後，袁牧之以最快的速度出發了。然而，那個年代，又趕上戰亂，一路難行。等到了香港已經是1938年的初夏。陣陣海風襲來，袁牧之的心情為之開闊了許多。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是廖承志，他按照袁牧之提供的電影器材的品類與規格，很快採購齊全。主要是一部16毫米電影攝影機及近萬英尺的16毫米膠片。拿到器材後，袁牧之沒有做任何停留，旋風似地從香港返回武漢向周恩來覆命。
周恩來看著袁牧之帶回來的電影器材，為延安即將能夠記錄和傳播戰地影像而感到由衷地高興，更何況站在他面前憧憬著親手攝製影片的人還是一位帶著赤誠的報國之心的電影界名流！他告訴袁牧之，在赴延安之前，希望他去會見一個人，目前正逗留在漢口的荷蘭紀錄電影藝術家尤里斯·伊文思。之前，伊文思與周恩來會面，提出與中國的藝術家做一些交流的願望，周恩來向他推薦了袁牧之。
伊文思比袁牧之大11歲，1898年11月出生於荷蘭的尼海格城。1911年，有著極高天分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協助下拍攝了他人生的第一部電影作品——紀錄片《茅屋》，這一年，他才13歲。1917年，中學畢業後，他進入鹿特丹市高等經濟學院學習。由於對電影非常感興趣，他在上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在荷蘭創立了第一家電影俱樂部“電影聯盟俱樂部”，1927年拍攝了真正個人意義上的紀錄片《齊迪奇紀事》。其後，他往返于波蘭、比利時、德國、法國、蘇聯、美國和西班牙等國拍攝紀錄片，如《工業交響曲》《英雄之歌》《博里納奇》《西班牙的土地》等。1935年，他應邀到美國講學。
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後，引起了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廣泛關注。鑑於拍攝了諸多在世界範圍取得影響的國際事件紀錄片，美國當代歷史家影片公司找到伊文思，出資委託他到中國拍攝抗日紀錄片。伊文思愉快地答應了，並找到他的兩位助手——荷蘭人約翰·弗爾漢和匈牙利人羅培·卡巴一同前往。
他們隨身攜帶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電影器材，一架特勃裡大攝影機，兩架手提埃姆攝影機，以及兩萬米膠片。他們首先找到“美國援華協會”，設計了從美國到香港再進入廣州，最後到達漢口的路線。1938年1月，伊文思出現在漢口的街頭。隨後，他拍攝了大量中國軍隊抗擊日軍的素材。特別是在1938年的3、4月間，他來到臺兒莊前線，冒著極大的危險，捕捉了大量臺兒莊戰役的歷史瞬間，那被炮火炸過的焦土，永遠定格在轉動的膠片上。
伊文思當然瞭解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中國共產黨位於西北的紅色基地讓伊文思感覺到了神秘。他知道，在兩三年前斯諾與鄧漢姆等人都曾到陝北去過，用16毫米攝影機拍過中國紅軍的鏡頭。延安彷彿有某種魔力，吸引著他。為此，他制定了去延安的計劃。然而，他的這個願望卻因為不斷受到來自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限制無法實現。沒辦法，他回到漢口，聽說中共擬成立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便找到八路軍駐漢口的辦事處，希望瞭解一些情況，並提出能否會見中國的電影藝術家。
袁牧之與伊文思的見面，是在特殊情況下的相見，一方面，戰爭的威脅已經讓武漢這個城市有些喘不過氣來，另一方面，擔心有損國民政府形象的特務和暗探不知道在哪個角落躲藏，稍有不慎，就可能會被盯梢、警告甚至逮捕。
但兩位藝術家的見面顯然是極為愉快的，充滿了對過往的所做電影工作的熱烈的回憶，更有對未來電影工作的暢想，久違的藝術的張力在小屋子裡瀰漫。
最後，袁牧之告訴伊文思，自己的理想是到延安去拍紀錄片，剛剛到香港購買了電影器材，這個理想馬上就要實現了，他即將踏上遠赴中國西北的路程。伊文思聽後，略一沉思，告訴袁牧之，他即將去美國完成在中國所拍電影素材的後期製作，去延安的理想可以由袁牧之替他完成，而延安的拍片條件艱苦，他可以把一臺35毫米的埃姆手提攝影機留下來給袁牧之使用，同時還能留下兩千尺的膠片。
袁牧之用緊緊的擁抱表達對伊文思的感謝。他們約定，第二天傍晚在漢口中山公園大門的西側見面，伊文思從住處把攝影器材帶過來。
當臉上滿帶笑顏的袁牧之回到八路軍駐漢口的辦事處，周恩來正等著他。聽了袁牧之的敘述，謹慎的周恩來做出了另一個安排：由於這次和伊文思會面談的時間比較長，容易被國民黨特務注意，第二天可以去約定的地點取電影器材，但袁牧之不能去，以免被繼續盯梢。而代替袁牧之去接頭的人最好是陌生的面孔。
讓印鹹去吧！袁牧之脫口而出。
此時的吳印鹹剛從上海來到武漢，符合周恩來提出的“陌生面孔”的要求。
1935年前後，吳印鹹跟隨袁牧之拍攝了《風雲兒女》《都市風光》《生死同心》《馬路天使》等影片，其電影攝影方面的聲譽與日俱增。1937年8月13日，日軍悍然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吳印鹹與他的好友許幸之立即籌劃，合作拍攝了一部反映淞滬抗戰的大型紀錄片《中國萬歲》。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影片拍攝完成後，遭到當局的禁映，甚至銷燬。這讓他的心靈受到了巨大的震動。隨著淞滬會戰的失敗，昔日影院、戲院流光溢彩的大上海，已經隨著大量電影人的撤離黯然失色，只有租界區的一些文藝工作者還在勉強支撐。吳印鹹最後離開了讓他感到傷心的城市，不停地在香港及內地之間奔波，轉眼一年，卻什麼事兒也沒有做成。曾經那麼風光的一位電影攝影師，現在卻失業了。
就在失魂落魄之時，一封袁牧之打來的，邀請他到武漢“有要事相商”的電報讓吳印鹹感到心頭一熱。他星夜趕赴武漢來見袁牧之。袁牧之告訴他，去延安拍攝紀錄片即將成行，請他做攝影師，是否願意再度合作。
好！就到延安去！吳印鹹點頭應允。
沒想到，剛剛到達武漢沒幾天的吳印鹹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與一個外國人“接頭”。吳印鹹當然清楚“接頭”的重要性。第二天傍晚，他坐上週恩來專門安排的轎車直奔中山公園。等了一會兒，夜色漸濃，另一輛汽車駛來，一位外國人從車上下來。吳印鹹知道伊文思到了。他迎上前去，只聽對方用中文說“延安！延安！”然後接過對方遞過來的電影器材，便趕緊坐上汽車，回到了八路軍辦事處。
大概二十年之後，伊文思回憶當時的場景，仍然清晰在目，只是，他把那輛轎車當成了出租車。“決定在某晚，將攝影機交給一輛出租汽車內的中國同志。那是深夜，在漢口的一條街上，我看到了那輛出租汽車。當時，我未能看清楚這位中國同志的模樣。我見到他後，急忙把攝影機交給他，同時，激動地低聲對他說：‘延安！延安！’這位中國同志點了點頭就走了。1957年，當我再次來中國時，人們才告訴我，這位中國同志就是目前北京電影學院副院長吳印鹹同志。”（[荷]尤里斯·伊文斯：《我是怎樣攝製〈四萬萬人民〉的》，《中國電影》1958年第12期）
到達美國後，伊文思用很短的時間就做完了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國》）的後期製作。“影片《四萬萬人民》在藝術手法上爐火純青，片中的解說詞是由美國電影劇作家杜特萊·尼克爾斯撰寫，解說則由美國電影與殘敵弗雷德·馬區擔任。影片配樂採用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丁亞平：《中國電影通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第284頁）《四萬萬人民》讓廣大的國際人士看到了中國，看到了中國人反抗日本侵略過程中的英勇，也看到了中國人克服重重困難的艱辛。
現在，袁牧之的手上已經擁有16毫米和35毫米兩臺一大一小手提攝影機了，還有一萬多英尺長的膠片。無疑，這就是袁牧之的生命，是袁牧之的未來。他向周恩來報告，目前已經具備了拍攝的條件，可以隨時啟程赴延安了。吳印鹹、錢筱璋、陳波兒等人都是去延安拍攝電影的首選。但周恩來告訴袁牧之，暫時不要去那麼多人，因為容易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注意。陳波兒當時有其他工作已經赴重慶，暫不赴延安，錢筱璋也等一等再去，袁牧之和吳印鹹先去。
1938年7月的一天，烈日當空。袁牧之和吳印鹹在地下交通員的安排和幫助下，終於踏上了奔赴中國西北的行程。在登上列車的那一刻，袁牧之覺得眼睛有些模糊，一大滴眼淚混著汗水，砸到了地上。
2.延安電影團的成立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
1938年10月1日，換上八路軍土布軍服的袁牧之和他的同伴們，穿過數萬株蒼蒼古柏，迎著帶有三分冷肅的秋風，站到了橋山上的黃帝陵前。袁牧之把這裡選為他的紀錄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第一組鏡頭的拍攝地，已經安靜地睡臥了四千多年的黃帝陵，第一次迎來了現代文明的產物——攝影機。
土布軍服的衣襬隨風飄動，袁牧之卻感覺自己的胸襟滿是歷史之風的鼓動，一屆書生，一個文人，更兼敏銳多感的藝術家，當他被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滌盪之時，其內心的激越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選擇黃帝陵作為第一組鏡頭，袁牧之是想借此喚醒炎黃子孫，寧死不屈、保家衛國。
就在一個多月前的1938年8月，袁牧之與吳印鹹一路風塵來到了距離黃帝陵一百三四十公里遠的延安。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們直奔八路軍總政治部。
延安歡迎他們！作為大上海的藝術家，袁牧之和吳印鹹受到了熱烈的迎候，常常被人追逐著，簇擁著。總政治部已經做出安排，正式成立電影團，團長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擔任，袁牧之任總編導，吳印鹹負責攝影工作。最初的電影團僅僅六七個人，只有袁牧之和吳印鹹是真正拍攝過電影的，其他人可以說都基本上是門外漢。但電影團的成立往往被定義為人民電影的源頭，中共領導的中國電影在真正意義上從此得以誕生。
而延安電影團確定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就是《延安與八路軍》。
袁牧之為這部電影確定了四個部分：各界愛國人士特別是青年人奔赴延安、延安的基本情況、八路軍的軍事生活、在延安學習後青年人到抗日前方開展各類工作。為此，袁牧之又細分了兩個拍攝時段，先在延安地區拍攝完全部需要的素材，然後進入華北敵後根據地實地拍攝。
在延安拍攝期間，讓袁牧之心裡一熱的是，陳波兒從重慶來到了延安。這對曾經在銀幕上有完美合作的夥伴，早已經在內心中有了深深的默契。彼此交流時，因為一個眼神在身體內引發的化學變化，讓袁牧之著迷。
但感情的火花卻首先綻放在了舞臺上。袁牧之和陳波兒一起，合作編導了舞臺劇《延安三部曲》。這三部曲分別為：奔赴延安、延安生活、上前線去。1939年1月6日，舞臺劇在隆冬時節上演，雖然只演了四五場，卻引起了較大的反響。這部劇中引人矚目的還有兩個元素：一是陳波兒扮演了一個活靈活現的“小鬼”，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後來成為長影著名喜劇導演的呂班在這出戏中亮了個相，他為開赴前線的人們演唱了一段大鼓書送行。
1939年1月下旬，袁牧之告訴陳波兒，他們在延安的拍攝階段已經基本完成，準備到華北敵後根據地繼續拍攝電影素材。陳波兒為袁牧之感到高興，祝福他早日完成這一偉大的夢想。
就在他們計劃離開延安的前一天，袁牧之等電影團的成員接到了一個特殊的邀請，毛澤東請他們到自己的窯洞做客，並在窯洞中“宴請”了他們。
儘管簡陋，但袁牧之感覺到了一種巨大的信任，這種信任影響了他人生的後半程。席間，袁牧之慨嘆膠片等拍攝材料短缺，在炮火紛飛的中國大地上，想出去買一點膠片都是困難的。毛澤東則把話題直指勝利之後：“那時候，你們就英雄有用武之地嘍！”毛澤東是浪漫的，也是樂觀的，但總是堅定的。這給袁牧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華北敵後根據地進發，可不是件容易事兒。他們要穿過一層又一層的封鎖線，其實就是在刀尖上走路，不，不是走，是跑。最多的一次，他們揹著攝影器械，一口氣跑了七十多公里。但袁牧之竟然覺得自己並不是那麼累，也許是30歲的身體十分結實，也許是精神緊張和亢奮。袁牧之自己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反正那樣的日子，把一個人體內最極致的狀態調動了出來，那種感覺太神奇了。
1939年2月初，大西北的寒冷慢慢溫和下來，袁牧之這個江南水鄉出生的南方人，經受住了戰爭和自然的雙重考驗。而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也到達了——駐守晉西北根據地的八路軍第120師。在這裡，袁牧之見到了師長賀龍、政委關嚮應。袁牧之向他們提出要拍攝師部首長在前線活動的鏡頭，還要拍攝部隊生活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活動。賀龍和關嚮應指示相關人員，全力配合。
1939年4月，春風四起。袁牧之和電影團的同仁們又從晉西北穿過敵人的封鎖線，進入晉察冀邊區二軍分區，見到了分區司令員趙爾陸。除了拍攝他們一直想要的鏡頭外，他們還意外地在這裡拍攝了抗大分校的軍事教育活動。
1939年6月，夏熱漸濃。袁牧之等人又來到四軍分區，見到軍分區司令員熊柏濤和政委劉道生。在軍分區領導的關懷下，他們又在紀錄片中加入了婦救會、兒童團等電影素材。
同年7月，夏日炎炎。袁牧之歷盡艱辛，進入三軍分區。正是在這裡，袁牧之和電影團的全體人員受到了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察冀分局書記彭真的接見。聶榮臻告訴袁牧之等人，這裡有一個外國人，你們一定要想辦法拍一拍，他叫諾爾曼·白求恩。
於是，拍攝組成員們臨時把對白求恩的拍攝加入到新的計劃當中。此外，他們還拍攝了三軍分區製造彈藥和補給的活動。由於需要做很長時間的跟蹤拍攝，他們在三軍分區一直逗留到秋風習習。
1939年10月，在《延安與八路軍》開拍一週年之際，袁牧之等人來到了一軍分區，見到了司令員楊成武、政委羅元。正是在這裡，他們趕上了一次日軍對敵後的大掃蕩，追隨著白求恩的腳步，袁牧之等人衝上了前線，他們拍攝到了白求恩在前線搶救傷員的很多畫面。後來，因為受到感染，白求恩犧牲了。袁牧之又組織大家拍攝了白求恩追悼會的珍貴場景。
1939年12月，袁牧之迎來了在中國西北的人生第二個冬天。由於已經積累了大量素材，袁牧之和吳印鹹等人商量，由吳印咸和徐肖冰各帶一組人馬繼續留在前線拍攝，袁牧之則帶著已經拍好的底片火速趕回延安，想方設法進行後期製作，讓《延安與八路軍》早日與觀眾見面。
得知袁牧之要返回延安，部隊首長們擔心他的安全。正好此時關嚮應要回延安開會，便與袁牧之同行。一路數日，兩人朝夕相處，相談甚歡。快到延安的時候，關嚮應把一張寫著字的紙交給袁牧之。袁牧之展開一看，原來是關嚮應寫給黨組織的介紹信，大意是，袁牧之經過一年多的革命歷練，已經符合一名中國共產黨員的標準，我可以做袁牧之的入黨介紹人。“你儘快去找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同志吧，向他提出入黨申請。”關嚮應說。回到延安後，袁牧之即刻寫了入黨申請書，並找到陳雲。不久，袁牧之便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3.遠赴蘇聯與奔赴東北
袁牧之盤算著，回到延安後，詳細打聽一下情況，如果有一絲可能，便馬上出發去香港，完成《延安與八路軍》的後期製作。然而，讓他焦心的是，去香港的交通路線已經被戰爭切斷，一定要去香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風險太大。後來，八路軍總政治部領導反覆權衡，做出了到蘇聯製作後期的決定，由袁牧之全權負責。
作為中國共產黨自己拍攝出來的《延安與八路軍》電影，就要有中國的元素在其中，袁牧之又向上級組織提出，應該給這部電影配上具有中國風格的音樂，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懂中國民族音樂的藝術家同行。最後，冼星海被特批與袁牧之同赴蘇聯，參與制作影片的後期。
令袁牧之感到突然的是，就在他和冼星海確定了出發的日期後，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楊家嶺的邀請，毛澤東要給他們餞行。踏著春天剛剛冒芽的青草，迎著陣陣溫暖的春風，在和煦的陽光映照下，袁牧之、冼星海以及冼星海的愛人錢韻鈴、女兒妮娜，一起走進了毛澤東的窯洞。
毛澤東給袁牧之和冼星海倒酒，給妮娜夾菜，告訴她多吃點兒雞肉，那是警衛員聽說主席要請藝術家吃飯，專門跑到老鄉家裡買回來的。毛澤東的目光仍然和藹但高遠，他告訴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蘇聯後可以考察一下電影事業和音樂藝術的建設、管理和發展經驗，作為今後新的中國這方面發展的借鑑。
1940年5月，袁牧之一行到達西安辦理出境手續。在這裡，他遇到了後來創建長影時的同事——鍾敬之，兩人交談甚歡，對未來都很憧憬。
足足過了半年之後，1940年的11月份，袁牧之和冼星海才輾轉來到莫斯科。北風呼號，白雪紛飛，又是冬天了。袁牧之通過第三國際的關係，把《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素材，送到蘇聯有關部門去洗印。而他自己，則帶著毛澤東的囑託，想辦法來到了莫斯科電影製片廠。這位在中國已經赫赫有名的大導演，寧願從實習導演做起，還當場記，為別人做助手。從這裡入手，他開始摸索蘇聯國有化電影體制的管理經驗。讓袁牧之更感興奮的是，他在這裡還認識了電影大師謝爾蓋·愛森斯坦。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早已經在電影界聞名遐邇。袁牧之心甘情願拜愛森斯坦為師，給他做拍攝助手，真心學習電影拍攝技術。
時間飛逝，轉眼間，1941年的夏天來臨了。《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已經全部洗印出來，可以進行剪輯和配音了。然而，一件讓袁牧之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在當年的6月22日，德國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到處是兵荒馬亂，到處是炮火硝煙。在蘇聯的電影機構及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向後方撤退的過程中，已經洗印好的《延安與八路軍》的底片，由於經辦人的疏忽，丟失了。袁牧之痛心疾首，卻莫之奈何。
戰爭賦予了《延安與八路軍》以重大的歷史意義，同樣是戰爭，給了《延安與八路軍》致命的一擊。人類總想創造些什麼，但又從未停止去摧殘。
袁牧之有一種傷及心扉的疼，在得到那個丟失的消息的瞬間，他感覺身上軟綿綿的，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他只想本能地坐下，躺下。那丟失的是他這些年苦苦奮鬥的緣由，是他的命！但，他沒有氣餒，他要活著，他要回去，回去中國，繼續他的夢。
然而，混亂持續著，炮火蔓延著，他嘗試的所有回去祖國的路線都走不通。那好吧，就在這異國他鄉留下來，繼續找尋他刻印在光影中的幸與不幸，歷史與今天。他隨著莫斯科電影製片廠來到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找到在戰火籠罩下仍然堅持拍攝電影《伊凡雷帝》的愛森斯坦，繼續做拍攝的助手。
愛森斯坦看過袁牧之主演的電影《生死同心》，十分欣賞袁牧之的表演天賦，認為他是“天才的人”。後來，在愛森斯坦的信任和推薦下，處在異國他鄉的袁牧之獨立編導完成了當地吟唱詩人江布爾·扎巴耶夫的傳紀紀錄片《江布爾》。“在江布爾的百歲誕辰即將到來之際，蘇聯政府準備舉行隆重的慶祝紀念活動，其中就有拍攝一部表現江布爾百年生平的傳記紀錄片的內容。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接受了這個拍攝任務後，在精心挑選導演人選時，頗費周折。先是挑了幾個蘇聯方面的電影導演，但都被否定了。後來，經愛森斯坦等幾位製片廠資深藝術家的共同推薦，經過莫斯科製片廠領導反覆研究協商，決定把這一重任務交給來自中國的袁牧之。”最終，這部紀錄片“既像一部詩劇，又像是一部長篇敘事詩，在結構和手法上都很有新意。袁牧之對影片的新穎構思和創新的手法，受到了蘇聯同行們的一致好評。”（郭學勤：《千面人生——袁牧之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45－146頁）
戰爭是殘酷的，不僅是前線的血肉橫飛，也有後方的疾病和飢餓。令袁牧之另一件悲痛萬分的事情發生在1945年10月30日，就在這一天，與他同來蘇聯的冼星海因身染重病去世。什麼是生死與共，什麼是患難真情，也許只有經歷了那樣殘酷的現實，才能深深地懂得。
1945年12月，從阿拉木圖回到莫斯科的袁牧之，接到了來自中國的消息，發自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點到了一批迴國人員的名字，袁牧之就在其中。而回國的要求則是，到東北的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報道。
1946年2月，袁牧之搭乘飛機離開了他漂泊了5年多的蘇聯，直奔中國東北的瀋陽。
當飛機離開地面的時候，伴隨著轟鳴聲的，還有他滾滾的心潮，那是他帶著自己電影夢想流浪的5年，是他經歷人世間大風大浪的5年，也是他深入學習、瞭解蘇聯電影模式的5年，此時的他，力量在手，抱負在胸。37歲的袁牧之的生命，又一次出發了。
飛機剛一降落，袁牧之就發覺，東北的冬天與西北的延安以及蘇聯都不相同，東北的冷是乾巴巴的，還有點兒大咧咧，像東北的人。
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並不在瀋陽，而是設在撫順。急匆匆趕到，部長凱豐正等著他。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迎接他的，還有他的老搭檔錢筱璋，以及田方、許珂等人。
袁牧之和錢筱璋的手緊緊握在一起，互訴離別，開心地哈哈大笑。而說到他們的下一站，大家不約而同地脫口而出：長春！
是的，在長春，一座中國大地上電影領域的龐然大物正在等待著他們的到來。它此時的名字叫“滿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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