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陳浩的《百苗圖》以及其後的各種抄本雖然對西南“苗”族群進行了仔細的觀察，辨別了她們的各自特點，“苗”這個族群的概念仍然模糊，所謂何為“苗族”仍然不清晰，這時的苗族仍然是“百苗”，也就是說，直到清代“苗族”這個概念仍然是一鍋粥，很多其他的民族也包括在“苗族”內。
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並試圖解決的是一個日本人，他就是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1870—1953年），日本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自幼在家自學，1892年在東京受教於坪井正五郎﹐次年任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人類學教研室標本管理員。他是最早對中國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研究的日本學者。
1902年7月20日，32歲的鳥居龍藏，告別了婚後半年的妻子，踏上了湘黔滇驛道——也就是著名的西南驛道、一線道，開始了西南苗族文化考察。 他實地調查了40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資料，涉及了古驛道沿線的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民俗學和地理學等方面的內容。
由於鳥居龍藏隨身攜帶玻璃感光大型照相機，沿途拍攝了400多張照片。後人在1990年進行整理時，尚保存200餘張老照片，真實記錄了當時湘黔邊地區苗族、布依族等民族的實況。他在調查中收集了諸民族的服飾、樂器、生活用具等，至今，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還收藏有鳥居龍藏在中國西南之行收集的民族文物25件。
鳥居龍藏(1870年—1953年），日本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他是最早對中國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研究的日
鳥居龍藏在學術上的成就，表現於將考古學與人類學相結合﹔除了在日本國內從事考古工作外，還在西伯利亞東部、千島群島、庫頁島﹑朝鮮及中國的內蒙古﹑東北三省﹑雲貴高原﹑臺灣島等地進行調查發掘﹐研究東亞各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古代歷史和文化。
鳥居龍藏這次沿湘黔滇古驛道之行，主要是為了瞭解臺灣高山族和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的關係，促使鳥居龍藏深入中國西南進行調查的原因是在此之前他在臺灣做的人類學調查。1896年，他在第一次到臺灣做調查時，接觸了居住在西北部山區的臺灣少數民族“黥面番”(即泰雅人)。他在參考西方學者對臺灣民族研究的書籍中發現，法國東方語言學家拉古佩裡於1887年編撰的《臺灣筆記》記載，泰雅人的語言、風俗不僅與菲律賓、馬來群島、波利尼西亞的人們相類似，還與中國大陸的一些少數民族(如苗族)的語言、風俗相類似。於是，他覺得有到中國西南做調查的必要。
當時有兩條水路可通貴州，一條是經洞庭湖溯沅江而上可達貴州鎮遠，再走驛道往雲南和四川；另一條是溯長江上，到重慶再南行貴州。鳥居獲悉有湖南“麻陽船”經常往來漢口和鎮遠之間，選定走前一條路線，想看看洞庭湖畔苗族先民“三苗”所生活過的環境，是否還留下些什麼遺蹟或遺物。
鳥居龍藏在沅江上
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鳥居龍藏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派遣，在中國翻譯的陪同下，進行了他的中國西南民族調查之旅。他從武漢經湖南，從洞庭湖溯沅江而上，首先到了洪江。很可惜的是，在這裡他沒有往北到臘尓山苗疆考察，而是繼續溯沅江而上到鎮遠，否則可能會留下許多很有價值的臘尓山苗疆清末的照片。
1902年的湖南、貴州邊境最大物資集散地洪江司 鳥居龍藏攝
那時的驛道，只不過是鋪上石塊的崎嶇小道，山高路險，不通車輛。長途旅行，只能是徒步或騎馬、或坐山轎（俗稱滑桿）。物資運輸，全靠人工擔抬或馬馱。驛站之間相距30公里左右，途中少有人家居住，旅行中的食宿希望完全寄託於驛站。
險要之地雖設有關卡防守，那也是隨著時局的變化時存時亡，強人出沒在所難免。所以馬幫之行、官宦上路，總有保鏢一類護送。鳥居龍藏踏上西南之路，正處於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之後，他所面臨的形勢就嚴峻了。於是在他的行裝裡有西服、長袍馬褂加假辮、僧侶服三種，隨情形而換裝。
改裝後的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一行沿沅水而上抵達洪江，然後去到貴州鎮遠，經貴州、雲南又北上到達四川，進而東下長江。此行重點是在貴州、雲南、四川進行的134天的調查。這段路程大約2000多公里，在雲貴高原的崎嶇山路上，他主要靠騎馬、坐轎前行。鳥居龍藏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綜合調查，主要涉及貴州的苗族、布依族，雲南、四川的彝族，調查內容主要有當地居民的體質、語言、服飾、居住情況、習俗、社會組織、文化等。
鳥居龍藏的調查路線圖
鳥居龍藏對貴州貴定（附近分水嶺）、定番、重安、貴陽、青巖、安順（舊寨、青苗洞）、施平、關嶺、坡貢、八番、郎岱、盤江上游毛公驛，雲南平彝、廣南、開化、彌勒、武定、昆明、十八塞，四川寧遠府、越嶲等地進行了重點考察，其中對青巖、安順的花苗、仲家（布依族）考察尤詳。
1902年11月2日，鳥居龍藏抵達安順府城，第二天就到數里外的舊寨調查，看到並記載了“花苗”蠟纈法加工布料和蠟繪的過程。11月6日，他從關索嶺往坡貢的途中，路經“仲家”村寨，看到並記載了仲家“蠟纈製造法”的全過程。
鳥居龍藏先後發表研究中國西南民族文化的論文有27篇，還有3本著作的13個章節論述中國西南民族的歷史文化，其中《苗族調查報告》和《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可謂人類學史上的經典之作。
1906年，鳥居龍藏撰寫30萬字的《苗族調查報告》，次年由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出版。該書分為9章：關於苗族之文獻、苗族之名稱區別及其地理的分佈與神話、苗族之體質、苗族之語言、苗族之土俗及土司、苗族之花紋、苗族之笙、苗族之銅鼓、結論。1936年4月，《苗族調查報告》一書被翻譯成中文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後附鳥居龍藏實地拍攝的苗族各支系及布依族男女人物、村落環境及銅鼓的圖片共45圖，每圖附有A、B兩張不同角度的照片。從該書內容可知，鳥居龍藏西南調查的內容是廣義人類學考察關注的問題：一是對諸民族體質的觀察和測定；二是對語言文化的調查；三是考古，對歷史遺蹟進行的調查。
最重要的是，鳥居龍藏這一行注意到了“苗族”這一概念當時的混亂性，並提了出來，將苗族區分為“廣義的苗族”和“狹義的苗族”這兩個不同的範疇，為形成“苗族”這一現代民族奠定了基礎。
在《苗族調查報告》一書中，鳥居氏顯然一開始注意到了當時的“苗族”這一稱謂內涵的混亂性。他認為所謂苗族為何?亦為急需決定之問題。他在報告中根據陳浩《黔苗圖說》及《安順府志》的記載，認為貴州省內的“苗蠻”有八十二種之多，“而其中純粹苗族則不過數種而已。其他均非純粹之苗也。‘苗’以外之種類如宋家、蔡家、龍家、僰人、蠻人、楊保、土人、猺、水、狑、狪、猺、獞等，皆在廣泛之名稱下，稱之為苗族。然自純苗而言，則不能不稱之為別種，此不特苗族自身謂然，即漢族亦莫不謂然也。據餘實地調查之所得，純粹之‘苗’，大都下列五種族構成:1、紅苗，著紅色衣服;2,青苗，著青色衣服;3、白苗，著白色衣服;4、黑苗，著黑色衣服；5、花苗，著蠟染及繡花之衣服”。
鳥居龍藏接著在同一章中具體列出了載於漢文獻的“八十二種苗”的名稱及其習俗，指出這些“苗”只不過是“種種蠻族之集體”，而純粹之“純苗”應當只限定在“青苗”、“紅苗”、“黑苗”、“白苗”、“花苗”以及“仲家”這幾個支系。進而，鳥居龍藏在同書中根據《貴州通志》等文獻的記載，對於上述五種“純苗”的分佈範圍作了以下界定:
“紅苗之地理分佈，為比連湖南之貴州省東部，其中心地為銅仁附近。白苗及青苗之地理分佈，為貴州之中部。黑苗一名“生苗”，其地理分佈，以黎平都勻二府為中心，而延至貴州省之東南部。花苗之地理分佈，以貴陽附近為起點，西經安順而至雲南東部，北達武定，延至金沙江畔，南至珠江上游臨安附近，再南下法領東京之北部，則花苗之分佈區域可謂最廣。”
鳥居龍藏的《苗族調查報告》和同時期中國文人們在論及“民族”這一概念的混亂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就“苗族”而言，在這之前，中國的文人們，如鄒容、陳天華、梁啟超、章炳麟、康有為等人，基本上都是將其作為整個中國南方以至於東南亞半島一帶的非漢系族群的總稱來展開議論的。因此，鳥居氏將苗族區分為“廣義的苗族”和“狹義的苗族”這兩個不同的範疇，顧及到了當時中國流行的傳統的觀點，另一方面，他的有關“狹義的苗族”的區分和觀點，將“苗族”從過去的“百苗”中分離出來，可以說是在中國最初進行的一次“民族識別”，從而奠定了現今苗族作為近代民族的基本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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