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亡國的嚴重危險。10月初，沿津浦鐵路南犯的日軍第十師團侵入山東。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率部在魯北地區稍作抵抗後，旋即命令地方部隊及地方官員撤往黃河以南。11月，日軍向山東再度大舉進犯。韓復榘為保存實力，再次命令黃河以北的部隊和地方官員向黃河以南撤退，魯北地區遂淪入敵手。12月23日，日軍分兩路渡過黃河，大舉南犯、東侵。日軍剛過黃河，韓復榘即率第三集團軍和省政府經泰安、濟寧向魯西南和豫東撤逃。山東境內的國民黨地方部隊和政府官員也紛紛隨之南逃。日軍一路由齊河渡過黃河，於27日佔領濟南，31日侵佔泰安，並繼而佔領兗州、曲阜、鄒縣、濟寧等地。至1938年初，山東的大部分地區淪為敵佔區。
隨著日軍的大舉南侵，國民黨曲阜縣縣長孟憲剛嚇破了膽，在泰安失守時，不發一槍一彈，攜親帶眷倉皇南逃。1938年1月3日晚，日軍一部侵佔曲阜城北關，燒殺搶掠。縣政府及下屬機關自行潰散。1月4日，天剛破曉，日本侵略軍田島部的先頭部隊逼近曲阜城。這一夜，曲阜城內象死一般的沉寂，未能事先逃走的老百姓手足無措，無可奈何地等待著災難的降臨。大地主、大資本家吳廷玉卻準備禮物，並精心趕製了“膏藥旗”,準備投靠日寇，甘當漢奸。拂曉時分，隨著“轟！轟！”幾聲炮響，日軍把北城門炸開了，旋即滿載著日軍士兵的汽車開進了曲阜城。這時，吳廷玉、王冠山等幾個地主豪坤，打著新做的日本旗，去北門外迎接，把日軍領進了曲阜師範學校大院。5日，日軍大部隊進城，在三省街（今轤轆把街）尤樹岑家設立了一個宣撫班，執掌了全縣的實權。
彩色軍郵片《日軍佔領曲阜城》
吳廷玉因“迎接”日軍有功，遂得到日軍的青睞和賞識，被日軍任命為“曲阜縣維持會”會長，協助日軍宣撫班辦理事務。當時正值寒冬臘月，吳廷玉怕日軍受凍，便從老百姓那裡收斂了5000多床被子，2000多個火爐，送給日軍，連日軍的大洋馬也披上了老百姓的棉被。另外，抓雞逮豬，斂米要面，日軍吃的用的“維持會”都有求必應。吳廷玉的藉口是維持全縣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實際上是保護了地主、資本家的金庫糧倉，搶走老百姓賴以生存的財產。這年9月，在日軍操縱下，組織成立了偽縣公署，設縣知事、顧問各1人。顧問由日本人擔任，掌握實權；縣知事為傀儡。孫國權（河北宛平人）為縣知事（後為王潛，河北河間人）。在此前後，日偽基層政權也逐步建立起來。縣公署以下實行區鄉制，分別設區、鄉公所。全縣劃分為5區43鄉，區設區長、區丁，鄉設鄉長、鄉丁。1941年又推行保甲制，撤區公所，全縣劃分為43個聯保（每鄉為1聯保）、409保、4075甲，保設保長，甲設甲長。日偽合流，狼狽為奸，使曲阜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1938年1月，日偽組織日軍在曲阜看年畫，以顯示日軍的“文明”
2月13日，駐城日軍城防司令田島帶領20多個士兵乘三輛汽車去孟母林遊玩，遭到埋伏在小雪村附近的抗日遊擊隊的襲擊。次日就到小雪村進行報復，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燒燬村民房屋1000餘間，殺死村民孫秀山等3人。
2月19日，駐姚村火車站的日軍到站北宋家林村一帶搶掠。當天下午，一個綽號“迷糊”的日軍未隨隊回車站駐地，在村裡亂竄，尋覓侮辱婦女。他翻牆進入宋昭雨的家，宋家的婦女被驚動後，全藏了起來，只有幾個男人與他周旋。一無所獲的日軍“迷糊”狠狠地打了宋昭雨兩耳光，宋昭雨的大兒子宋明哲氣不過來，猛然把他攔腰抱住，其餘的人立即會意，一擁而上把他摔倒，下了他的槍。宋明哲用轆轤把結果了日軍的性命。當時聚集了二三十個村民，大家把日軍的屍體扔進了水井，然後往井裡投些石頭，塞滿穀草，再蓋上木板，堆上糞土。傍晚，日軍發現少了人，便返回宋家林村尋找，結果一無所獲。第二天，日軍又到崔家莊搜查，把該村20多個村民圈聚在打麥場裡，逐個盤問“迷糊”下落，雖然大家都已聽說“迷糊”的死因，但都說不知道。日軍氣急敗壞，對村民用棍打頭，用刺刀穿腿，並當即槍殺了乳名叫“小壽”、“柴環”的兩個青年。抓走了村民曹憲穩，放火燒了曹之水、曹之露的9間屋。在崔家莊尋人未果，日軍又到宋家林村盤查，把綽號叫“大金瓜”的老年人及其弟“二金瓜”用洋刀砍死。臨走，日軍將抓到的崔家莊和宋家林村的10多個村民繩捆索綁鐵絲穿，帶回駐地姚村車站。21日天未亮，日軍又包圍了宋家林，並徑直來到宋昭雨家。顯然，敵人已經知道了“迷糊”的死因，幸而宋家的人大部分都躲了起來，只有宋昭雨的二嬸子和80多歲的老長工王貴友在家。日軍威逼他們說出井的位置，他們拒不開口。日軍隨即用刺刀把老長工的嘴劃開，往老太太身上連穿幾刀，隨後放火燒了宋家的房子，把老太太和老長工架到火裡活活燒死。22日，日軍又運來煤油，再次到宋家林村放火，又燒燬房屋數十間。日軍連續三次到宋家林村報復，先後殺死村民王貴友等6人，燒燬房屋60餘間，製造了震驚縣內外的“宋家林慘案”。
西終吉慘案中日軍在官寨村殺人坑遺址
日軍對曲阜人民除了實行武力鎮壓外，還極力搞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為達到長期侵佔中國並從思想上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僅在曲阜城裡就指使偽政權設立了兩處小學、一處師範、一處農業專科學校。自1939年春天起，駐曲阜的日本侵略軍開始著手重新建立山東省立曲阜師範學校，9月開學，校址在原明德中學（因日軍侵佔曲阜，曲阜明德中學停辦，原曲師校址被日軍侵佔），1940年春遷回原曲師校址。劉覲魯（字秉周，教育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為抵制日軍推行奴化教育，甘冒漢奸之嫌，充任日偽曲師校長。）任校長，孔昭潤任教務主任，日軍派了個叫清水信雄的日籍教官，到日偽曲師校實行“監督之責，兼教日語”。該教官極力推行“興亞”、“滅共”的教育宗旨，成為學校的“太上皇”。他們還找種種藉口，隨意殺害無辜師生。1940年5月27日，駐曲阜和兗州日軍在偽曲阜縣警察隊配合下，突然將曲師校園包圍，在校內進行大逮捕。與此同時，還包圍了在明德中學補習功課的全體學生。此次逮捕共抓捕34人，其中教師3人，學生31人。另外，其校長劉覲魯亦在青島被捕。被捕師生在兗州日軍憲兵司令部被施用灌辣水、坐老虎凳、洋狗撕咬等酷刑拷打逼供。7月25日，有18人獲釋，17人由兗州轉解濟南關押複審。校長劉覲魯、教師孔繁壬、張雲間、王質夫，學生李嗣連、郭宗澤旋即慘遭殺害，其餘11人被判刑10年，6人死於獄中，5人於1945年2月出獄。
1941年，日軍強迫日偽山東省立曲阜師範學校及曲阜縣立學校開展“治安強化” 運動，並制定了9條具體“治安強化”措施。1944年7月，駐曲阜日軍特務分子小阪從憲兵特務張桂軒報告中得知，山東省立曲阜師範學校有“共產黨活動”，遂派憲兵隊及偽警察所長王冠平等人到曲師校進行搜捕，將學生韋良盛、孔慶堂等人逮走。
日軍為掠奪曲阜的財富，1940年6月，日本博通公司在日本侵略軍的保護下，在曲阜城東八寶山開挖煤礦。這種侵略行為，遭到當地群眾的強烈反對，甚至遭到了孔氏族人的極力反對。因八寶山一帶煤礦明朝時曾開採過，後怕破壞“聖脈”而停止。但日軍卻大耍兩面派伎倆，一面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名義明令禁止，一面卻派日本人永野顧問在孔府“忠恕堂”召集孔氏族人進行威脅，並且在煤礦內專門派駐了一個日軍班，監督民工，強行開採。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掠走原煤12萬噸。曲阜南門外南泉村有一片水田，出產馳名的香稻，日軍掠奪這一財產，於1942年直接控制了這裡300多畝良田，役使很多農民在泥水裡為其幹活。同時，日本侵略者還無孔不入，1942年9月至1943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考古人員以考古為名，兩次挖掘曲阜周公廟附近西漢靈光殿遺址，盜走大批珍貴文物。
1943年12月15日侵華日軍在孔廟前
抗戰初期，由於國民黨的縣鄉政權土崩瓦解，日軍忙於沿津浦鐵路南侵，曲阜農村出現了極度混亂狀態。一時間豪紳惡霸、兵痞土匪、道會門、青紅幫等乘機而起，招兵買馬，各立名號，打著“抗日遊擊隊”旗號的雜牌武裝遍佈津浦路兩側、泗河南北。主要有起於城西安吉莊一帶的尹慶木；起於城西南各村的劉金貴、高登科、趙成法；起於鳧莊的鞏震環；起於夏宋的李太珍；起於山的劉衍仁；起於土門一帶的韓秀常、石玉山等。這些所謂的“游擊隊”打著“抗日”的旗號，實際上各霸一方，淫掠百姓，作威作福。日軍看透了他們的實質，於是大勢分化利誘。通過縣維持會會長吳廷玉與日軍宣撫班的通融，尹慶木進城當了縣警備大隊長。其他各股游擊隊，有的不打自散，有的陸續投降了日軍，如鞏震環投降了駐鄒縣的日軍，王紹武投降了駐寧陽的日軍，高登科投降了駐兗州的日軍。尹慶木當上縣警備大隊長後，整個警備大隊，特別是他的護兵“四大天王”、“八大金剛”，極盡擄掠、敲詐、姦淫、燒殺之事，無惡不作。其下屬韓秀常部，經常潛入抗日根據地邊沿地帶，搶掠財物，殺害抗日干部和家屬。縣維持會會長吳廷玉為了逢迎和慰問日軍，在西門裡當鋪設立了一個妓女院，強迫青年婦女數十人，任日軍姦淫侮辱。這些民族敗類賣國求榮的種種惡行，助長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更加重了曲阜人民的災難。
日軍為孔子76代孫拍照
曲阜街頭行進的日軍部隊
日軍拜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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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部分圖文由市黨史研究室卓志強、孔濤提供）
掌觀世界二0二0年四月一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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