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飛魚說史
1975年2月，陝西岐山縣董家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西周九年衛鼎。
這件青銅器的價值並不全在於它是西周時期的物品，更為寶貴的是它上面刻有的銘文，銘文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個名叫裘衛的人，在周共王九年，用一輛車以及車馬器具等換取了一個名叫矩的人一片林地，當交換成功之後，為了表示感謝，裘衛還贈送給了矩的妻子十二丈帛。
這樣一個平平無奇的故事，其背後卻蘊含著古人是如何進行物品交換的，很顯然，裘衛與矩交換的物品中間並沒有一個標準，甚至以目前的眼光來看，也不是對等的，但在那時候卻達成了交換，足見古人眼中的價值和我們現在並不對等。
不過這也說明了古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物品交換，並且重視物品之間的對等，也正是由於這種認識的出現，促使物品交換之間“標準”的出現。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這樣一個文物，一個“標準”——商鞅方升，它雖是一件小小的不起眼的物品，卻影響中國千年歷史，更是我國度量衡史上不可不提的標誌性器物。
商鞅方升的自我介紹
我叫商鞅方升，出生日期為公元前344年，我重0.7公斤、全長18.7cm、內口長12.4cm、寬6.9cm、深2.3cm，從出生時起，我就知道我的並不單單是一件物品，而是一個標準的量器，確切地說是測量容積的容器，我能裝202.15立方厘米的東西，而在當時“我”代表的就是一升。
鑄造我的人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大良造商鞅，這名字想必您一定聽說過，而我可以說就是他在秦國變法的“代言人”，所以後來就以商鞅的名字為我命名，當然我也有一個小名——商鞅量。
我出生之後，先被放在了“重泉”，又轉到了“臨地”，我歷經了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我依然被高高地“供著”。
秦朝滅亡之後，我就被埋在了地下，開始了我長達千餘年在地底黑暗的日子，到了晚清時期，我再次看到了世間的太陽，當我從地底被“解救”了出來的時候，我才明白，原來還是在地底的日子比較安逸，因為我重見天日之時，見到的並不是和平，而是又一個亂世。
1903年，我有了一個新的主人，他叫龔心釗，我也一直被他珍藏於龔氏的湯泉別墅，後來我被藏於上海師範大學的校園中，直到1981年，正式被上海博物館收藏，我顛沛流離的一生，總算找到了一個落腳的安穩之地。
2013年8月，我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名錄，2017年11月，我被選入央視《國家寶藏》展出，自此之後，我名聲大震。
商鞅方升的唯一性
聽完了商鞅方升的自我介紹，或許有很多人會很不屑，認為這件物品就是一個量器，放在現在，那就是相當於隨處可見的量杯，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因為商鞅方升和現在量杯並不一樣，現在的量杯有刻度來指示容積，商鞅方升卻是以“以度審容”，多用於計算農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換和繳納賦稅的參照物。
但是這樣並不能說明商鞅方升的唯一性，真正讓它與眾不同的是它身上的銘文，正是這些銘文奠定了商鞅方升的唯一性，我們來看看商鞅方升上面的銘文。
十八年，齊䢦（率）卿大夫（合文）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重泉。
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隗狀）、綰（王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臨。
這兩組銘文帶給我們很大的信息量，第一條銘文記載的時間是秦孝公18年，即公元前344年，第二條銘文記載的時間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嬴政統一華夏的那年，這兩組銘文的時間相差了123年。
我們再來分別看下這兩組銘文的給我們的其它信息。
- 先說第一組銘文。
根據這組銘文，我們可以知道商鞅方升的鑄造者、鑄造時間、它的容積、當時發生的大事和它鑄造或者使用的地點。
1.商鞅方升的鑄造者是大良造商鞅。
商鞅，即衛秧，衛國人，公孫氏，名鞅，原本是在魏國丞相公叔痤的門下，公叔痤雖知道衛鞅是有經世之才，但是他為了自身的利益，卻“未及進”，並沒有向魏王引薦他，直到公叔痤臨終前，才把衛鞅引薦給魏王，可是得到的結果是“王嘿然”，也就是魏王聽到公叔痤的舉薦之後沉默了。
這一沉默代表的就是魏王並不會用衛秧，把公叔痤的舉薦當成了臨終前的“胡話”，等到公叔痤死後，衛秧聽聞秦孝公正在求賢，於是就去了秦國謀求發展，這一去則是猶如蛟龍入海，屬於商鞅的時代到來了。
秦孝公十年，即公元前352年，這一年商鞅率軍包圍了魏國的安邑，並且迫使了魏國投降，商鞅也就被封為了大良造，所以說商鞅方升是在商鞅被秦孝公封為大良造之後才鑄造的。
2.商鞅方升的鑄造時間。
商鞅被封為秦國的大良造之後，於公元前350年，在秦國進行了第二次變法，變法的內容其中有一條為：平鬥桶權衡丈尺，即統一秦國的度量衡制度。
既然要統一度量衡，那就要有一個標準，為了推行這次變法，商鞅在公元前344年，鑄造了商鞅方升，並以此為標準，在整個秦國推行。
3.商鞅方升的容積。
根據銘文我們可以得知，商鞅方升的實際容積為202.15立方厘米，這點在上文商鞅方升的自我介紹中也曾提過，當然這個容積只是我們現在的概念，在當時商鞅方升所代表的的就是一升。
《漢書·律曆志》中記載：量者……以度數審其容，而商鞅方升其實就是“以度審容”的量器，這也就說明了在當時（最晚在漢朝）人們已經有了容積和長度並不對等，但是容積卻能通過長度來推導，這正是我們現今依然在使用的計量思想。
4.商鞅方升的鑄造或者使用地點。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落城重泉，由此亦可知，商鞅方升第一條銘文的最後兩個字，重泉，其實就是代表了商鞅方升的鑄造或者使用的地點是在重泉這個地方，此地位於現在的陝西省蒲城縣。
5.商鞅方升鑄造時發生的大事。
這一年對於秦國來說，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件大事就是齊國卿大夫來訪，至於他們來訪的目的是不是借鑑秦國的變法，這點並無定論。
不過商鞅方升卻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其一，齊國使團到訪是秦國的大事，不然也不會被刻在商鞅方升上，其二，商鞅變法期間，秦國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很穩，這也從側面佐證商鞅變法期間，是秦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少有的和平期。
- 再說第二組銘文。
根據這組銘文，我們可以得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併天下之後，立號為皇帝，由於諸侯國之間的度量衡標準並不一致，所以他命令隗狀、王綰兩人將商鞅變法時期既定的度量衡的標準推行至全國，以此代替原本諸侯國各自施行的複雜的量制。
而這組銘文也記載了當時的隗狀和王綰是秦國的丞相，以丞相之人在全國推行統一的度量衡，這點亦反映出了秦始皇對這項工作的重視。
這組銘文的前半部分對應了《史記·秦本紀》中的“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並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後半部分則對應了《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從這點上看，文物和史書是可以相互印證的，正是有了文物的存在，我們才能更容易地撥開歷史的重重迷霧，看清遙遠的歷史真相。
此外，第二組銘文的最後一個字——臨，其實和重泉一樣，也是一個地名，由此可以得知，這個方升的使用地點發生了變化。
而就是這種變化，我們亦可以得知，從商鞅在秦國第二次變法中確立了統一度量衡的思想之後，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這100多年的時間裡，方升作為秦國標準的量器，一直在發揮著作用，我們接著來看下商鞅方升背後的語言。
商鞅方升背後的語言
文物會說話，商鞅方升也不例外，那麼它透過千餘年的歲月，向我們訴說了什麼呢，我認為有以下三點：
- 商鞅雖死，商法猶存。
秦國從一個小小諸侯，為何能成就橫掃六國的巨無霸？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很多，但是有一點是基礎，即商鞅變法，漢代思想家王充評價商鞅時曾說：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
不過自古變法者又多不得善終，正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所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流血而犧牲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而商鞅作為春秋戰國時期極富盛名的變法家，他也未能倖免。
商鞅的結局其實很慘，即：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遂滅商君之家，不過商鞅雖然被秦惠文王車裂了，但是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並沒有因此終結，而是一直被秦國繼秦孝公之後的各位君主所貫徹執行，商鞅方升的存在就是“商鞅雖死，商法猶存”的明證。
商鞅死後，史書中對秦國所實施的內政政策記載相對較少，不過這也說明了歷代秦國國君一直在貫徹執行商法，不然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不可能還以商鞅鑄造的方升為標準推行到全國範圍。
縱觀春秋戰國時期其他諸侯國的變法，在主持變法人死後，變法基本都會被終結，比如說吳起在楚國的變法，申不害在韓國的變法，變法時間其實都僅僅維持了一位君主，李悝在魏國的變法，維持的時間相對較長一點，大概進行了兩代半，但是在魏惠王統治中後期，魏國也慢慢回到了變法前的老路。
所以，單單從變法持續的時間，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來講，秦國百餘年沒有間斷的持續變法，正是秦國可以橫掃六國的底氣所在。
- 自秦之後，量器統一。
度量衡的標準，隨著人類社會地進步，一直在不斷變法，而在同一時間，不同區域的量制也有不同，戰國時期更是如此，幾乎每個大的諸侯國都有一套自己現行的標準。
我國古代計量史專家丘光明女士通過對戰國時期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發現這一時期的度量衡是十分複雜的，單單是涉及到的容量單位就有20多種，如匊、升、溢、豆、區、盆、鬥、觳、釜、斛、桶、鬴、庾、藪、鍾、秉、筥、稯、秅、鼓等。
這種繁雜的量制對於當時人們的生活是很不便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物品交換，就好比當時在秦國和魏國邊界的兩國人想要交換生活用品，結果同樣的“升”，裝的東西卻並不對等，那麼商品交換還能進行嗎？
很顯然，並不能，畢竟誰都不想吃虧，你用“小升”換別人的“大升”，誰會願意和你交換呢？
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就認識到了度量衡沒有標準所帶來的問題，所以他在完成了大一統之後，就立即著手統一度量衡，而商鞅方升得以作為一個標準的容器被全國推行，量器自此走向了一統，雖然在後來封建王朝中量器的標準依然在不斷變化，但是其核心思想卻並沒有改變。
- 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管子·侈靡篇》記載：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意思是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國的準則和工具，其實說的就是要用國家法規來保障度量衡，如果缺乏統一的權威標準，則會出現“南人適北，視升為鬥”的局面。
縱觀我國度量史的發展，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是以自然物標準，第二個是以人造物為標準。
在第一階段裡，古人最為直接的標準就是手和腳，可是慢慢地古人就發現了人和人是有差異的，畢竟有些人的手大，而有些人的手小，這樣截然不同的兩者是作為同一個“標準”，顯然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在這種認識之下，以自然物為標準的度量衡，開始被古人所摒棄，慢慢地人們開始尋求相對固定的自然物，但是自然物還是會有誤差，比如說同一個葫蘆分成的兩個瓢，那也會一個大一個小。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逐漸發現人造的物品是相對固定的，就好比陶製的罐或者盆等等，只要製造的方法，使用材料的多少大差不差，製造出來的東西在大小上也會接近，這就催生了人造物作為標準器的出現，而商鞅方升就是人造為標準器的跨越式發展。
這種觀念隨著在人們生活中便利性的突顯，也逐漸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後統一度量衡的標準，也是這種重視的表現。
其實度量衡的這種發展歷程，在國外也是通用，只不過相比較我國度量衡的發展，國外在這方面的發展則要晚很多。
比如說早於西歐其他國家完成了統一的民族經濟秩序的英國。
在英國的歷史上，最初度量衡的確立是建立在經驗和權力基礎上的，一開始也是以人或者其它自然物作為計量單位，起初英國國王是以自己的腳長作為“英尺”的長度，這點在英語單詞中也有體現，即：英尺和腳是同一個單詞（foot)，尺子和統治者也是同一個單詞（ruler）。
自中世紀晚期以來，隨著英國民族國家日漸形成，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也日益迫切，度量衡的統一就成為了大勢所趨，後來管理度量衡也成為了英國國王的一種特權，並且通過立法來實施。
英國度量衡制的統一化始於1197年《度量法令》的頒佈，這則法令明確規定，全英格蘭的所有度量都應使用同一標準，這相比較秦始皇在頒佈的統一度量衡的法律，則晚了1000多年。
而從英國度量衡歷史的發展，我們亦能得出“法制度量，王者典器”這一結論，所以可以說，古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走在世界前端的。
小結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而度量衡在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中，就相當於這個“規矩”，比如說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總會習慣性的問一句：老闆，這東西多少錢一斤，這裡的“斤”就是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計重單位。
但“斤”並不是度量衡的全部，它只是其中一個很微小的點，度量衡這三個簡單的字，其實背後的學問很深，它代表的是三種不同的計量方式。
度是用來測量長短的（如捲尺），量用來測定容積的（如量杯），衡用來測量輕重的（如稱），而這些和我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如果沒有度量衡的存在，那麼我們的生活勢必會成為一團亂麻。
而商鞅方升這件小物品則是見證了我國度量衡方面的跨越式地發展，它是名副其實的國寶級文物，當然也是度量衡史上不可不提的標誌性器物，說它影響了中國千餘年的歷史則並不為過。
時至今日，度量衡的標準和單位隨著歷史的變遷也在不斷改變，但是古代的一些基本單位以及進位關係則被今天的我們所繼承，甚至可以說，商鞅變法時期所確立的有些標準，在現在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沒有度量衡，就沒有現在井然有序的生活，您認同嗎？
參考文獻：《史記》、《漢書》、《管子》、《商君書》、《文物背後的中國歷史》、《近代英國的度量衡國家統一化》、《度量法令》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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