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消息）在損壞與北京公共衛生夥伴關係後，美國沒有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做好準備。
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評論員們正聲稱，COVID-19蔓延的教訓是：美國必須與中國脫鉤。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最近對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表示：“中國在世界上釋放出這場災禍，必須對此負責。”提出立法禁止美國人購買中國藥品的不僅僅是參議院Cotton，印第安納州代表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敦促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關稅，並將這筆錢（他錯誤地認為這筆錢將來自中國出口商而不是美國進口商）投入到為遭受冠狀病毒傷害的美國人的基金中。政治學家安德魯·米奇塔（Andrew Michta）在最近的《美國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一文中說，應該利用疫情要求中國“硬脫鉤”。 我的大西洋學院聯盟沙迪·哈米德(Atlantic Colleague Shadi Hamid)最近引用了這篇文章，表示贊同：“危機過後，無論何時，與中國的關係都不能也不應該恢復正常。”
特朗普總統週三在白宮“每日簡訊”發表關於冠狀病毒的講話（Brendan Smialowski /法新社Getty Images）
這些論點完全相反。在COVID-19之前，中美之間的關係已經開始不“正常”，並且一直在加速。這種不正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使美國人更容易患上這種疾病。這場災難的教訓不是美國應該停止與中國合作，而是美國必須重新建立被特朗普政府協助破壞的兩國公共衛生的合作關係。
美中在傳染病方面的合作決不只是全球主義的一個幻想，而是被過去十多年實踐經驗證明了它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喬治·W·布什就是最偉大的擁護者之一。
當2002年末SARS襲擊中國南部時，布什政府在北京的應對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2003年至2007年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研究科學和健康問題的維拉諾瓦大學政治學家黛博拉·塞利格索恩（Deborah Seligsohn）告訴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主持下，亞特蘭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派出了40名專家去協助中國抗擊非典。塞利格索恩說：“他們為抗擊這種疾病(非典)提供了大量國際指導意見。”美國人幫助他們的中國同事“建立檔案，進行聯繫人跟蹤，同時進行適當的隔離 等所有必需要做的事。”她說這項努力“結果非常成功”。 SARS基本上被控制在亞洲。只有27名美國人被感染。沒有人死亡。
SARS的成功故事產生了布朗大學醫學人類學家凱瑟琳·梅森（Katherine Mason）所稱的“中美兩國在抗擊傳染病方面的合作力量一觸即發”的驚人局面。正如蘭德公司詹妮弗·黃·布伊（Jennifer Huang Bouey）所記錄的那樣，布什的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於2003年10月訪問北京，並與中國衛生部建立了夥伴關係；中美兩國在2004年開始了一項合作，“以增強中國在流感監測方面的能力”。在中國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美國政府僱員人數急劇增加，一些疾控中心官員甚至在中國政府對應機構內部設立了辦事處以對應美國機構——疾控中心。
這些努力挽救了美國人和中國人的生命。 布伊（Bouey）指出，2009年爆發新的H1N1病毒時，“ 美國和中國衛生當局共享信息和技術，以促進國家監測H1N1的傳播和疫苗開發。”四年後，當H7N9病毒出現時，“中美疾控中心通過共享流行病學數據，進行聯合研究，在整個過程中進行了合作交流。”當中國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疫苗時，他們迅速與美國同事分享，然後立即在美國生產疫苗。
在巴拉克·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內，美國和中國將這種公共衛生合作擴大到世界其他地區。 2014年埃博拉疫情襲擊西非時，美國和中國科研人員在塞拉利昂一箇中國建造的實驗室裡一起工作，並從利比里亞的一架中國運輸機上卸下了補給品。正如卡特中心指出的那樣，中國派遣的許多抗擊埃博拉病毒的衛生專家是十年前布什政府派往北京的美國專家培訓出來的。
這些共同努力再次挽救了生命。從2014年到2016年，西非地區有2.8萬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這遠低於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疫情爆發前所預測的140萬人。 2014年8月，40%的美國人告訴民意調查人員，他們預計埃博拉在美國會“大爆發”，最終，只有一個美國人死亡。奧巴馬於2016年最後一次中國之行時，兩國政府同意共同資助非洲聯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總部，以使非洲大陸能夠更好地抗擊傳染病。
特朗普政府現在正試圖阻止建立該總部。這只是與北京進行公共衛生合作遭受破壞的一個例子。 2018年，《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在“大幅縮減”奧巴馬在埃博拉危機後發起的全球“防疫活動”。今年，就在冠狀病毒爆發肆虐之際，特朗普仍然提議將美國對世衛組織的資助削減一半。 這些削減對美國在中國的舉措造成了特別的影響。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都減少了在北京的人員。國家科學基金會已經完全關閉了在中國的辦事處。布伊（Bouey）告訴我，特朗普政府內部的顧慮是：“如果與中國科學家進行合作研究，你就在幫助中國建設自己的疾病防控能力，這對美國不利，因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
這種在公共衛生問題上斷然脫鉤的做法，幾乎完全破壞了美國政府對COVID-19的早期認識。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對疫情的反應是災難性的掩蓋，隨後是嚴厲的隔離。 它一再不可避免地拖延了世衛組織代表團進入武漢。但是，研究中美公共衛生合作的學者告訴我，如果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專家與中國同行保持密切聯繫，通過這些非正式渠道就會在疫情初期為美國提供更多信息。
布伊（Bouey）說：“五年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和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官員本來應該在武漢工作。”塞利格森堅持認為，在布什任職期間，美國官員“會對疾病是否得到遏制有更好的認識。”專注中國的布蘭代斯大學醫學人類學家埃拉納·烏雷茨基（Elanah Uretsky）表示：“特朗普政府執政之前存在的中美兩國在健康項目方面的合作關係, 可能有助於早日阻止病毒。”路透社本週報道說，被特朗普政府撤資的職位中，有一名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內工作的醫學流行病學家。一位曾擔任該職務的美國人告訴新聞社，“如果當時有人在那裡，世界各地的公共衛生官員和政府可能會更快地行動起來。”
現在，COVID-19席捲了整個美國，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合作仍然至關重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衛生安全中心主任湯姆·英格斯比對我說：“很難低估中美關係在解決這一問題中的重要性。”英格萊斯比說，自從中國早期錯誤地嘗試抑制信息之後，（中國）現已經控制了該病毒，“我們需要向他們學習如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他們有沒有找到沒有疫苗就能恢復正常生活的方法？ 中國在社交距離方面做的最有效的措施是什麼？雖然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做他們限制行動和強制行動的事，但是如果瞭解具體情況，我們就可以模仿他們的做法，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內，領導美國國際開發署外國災害援助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的 傑里米·孔代克（Jeremy Konyndyk）告訴我，美國應該把中國醫生帶到每一個受冠狀病毒影響嚴重的美國城市，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COVID-19病例的。
在意大利，中國醫生正是這樣做的。 中國也在向歐洲輸送大量的防護設備，因為它巨大的製造能力不再需要專門針對自己的病人。 當然，北京的意圖並非純粹出於人道主義。 這不完全是捐贈物資，而是出售它們。 但進入美國的設備卻較少，因為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鮑恩（Chad Bown）所記錄的那樣，特朗普政府對價值近50億美金的中國醫療產品徵收關稅。 當COVID-19襲擊美國時，政府羞怯地取消了其中的一些關稅。鮑恩指出，“許多來自中國的關鍵醫療產品仍然受到關稅的限制。”此外，即使是被暫停的關稅也將返回，從而使美國成為一個不可靠的市場。 鮑恩觀察到，特朗普的保護主義“為中國醫療供應商創造了不正當的激勵，讓美國客戶成為他們的最後選擇。
美國醫生和護士現在需要口罩、護目鏡、手套、長袍和測溫計。 特朗普的關稅已經使這些供應難以獲得，這凸顯了代表銀行要求提高關稅以報復“中國病毒”的荒謬之處。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應該提高其生產重要醫療用品的能力。 但讓美國人保持健康不再依賴於中國產品和知識的硬脫鉤是一種危險的幻想。 當我問布蘭迪斯的烏雷茨基（Brandeis’s Uretsky）關於參議員科頓（ Senator Cotton）呼籲禁止美國人購買中國藥品情況時，她指出，美國已經生產出的許多藥品都依賴於中國的原材料。
就像2013年H7N9的情況一樣，“硬脫鉤”也可能將有中國科學家專注開發出第一批COVID-19疫苗的可能性。 Konyndyk表示，無論哪個國家的科學家首先發明瞭冠狀病毒疫苗，美國和中國都迫切需要幫助達成一項國際協議，以確保疫苗的分配規則， 一個快速跨境分發疫苗的世界，對普通美國人來說遠比一個國家囤積疫苗的世界要安全得多。 但這需要美國和中國的合作，特朗普的反華侮辱政策使得這一點變得更加困難。
《加拿大和世界報道》編譯中心
陳蓉 Rong Chen 翻譯
https://www.theatlan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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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einart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紐約城市大學新聞學教授）
MARCH 2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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