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期間，作家方方寫了整整60篇日記，來記錄這場歷史性的公共災難。最後她引用了《聖經》中使徒保羅的一段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記者：整個疫情期間，最讓你悲傷、憤怒、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方方：最悲傷的當然是死亡。熟人的死亡，同學的死亡，知道人們求醫過程而無能為力的時候，非常難過。最錐心的是常凱一家的死。最憤怒的是前期延誤十幾二十天時間，造成後期這樣嚴重的混亂，這是人禍。最感動的當然是醫護人員的無畏無懼，還有武漢人的剋制和他們對李文亮這種普通人的深情。
記者：很多人把你的日記看作戰地日記，、你並沒有親臨救治一線，你是如何甄別和選擇這些信息在日記裡寫出來的，選取素材的標準是什麼？
方方：這不是戰地日記，這個定位不對，這是受難者日記。我也是武漢受難者之一。我沒什麼標準，就是想到哪寫到哪。素材到處都是，網絡這麼大，每天都有人聊聊天，談一下自己身邊的事，當然，專業的事我會問醫生。這種個人記錄，更重要的就是個人感受和個人視角，它一定是與記者的報道不同的。再加上，它是沒有任務的，是不存在責任感和上級要求的，所以它可以很隨意。信息不嚴謹之處肯定有，但不多。
記者：有人認為你是批評者，有人認為你是辯護者，你是如何選擇和認識自己的視角？你不怕惹相關部門不高興嗎？
方方：一個個人記錄，而且是日記式的記錄，沒那麼嚇人。我一直強調實事求是，該批評的就批評，該辯護的就辯護，我又不是為了討得什麼人的歡心而記。他們不高興，關我什麼事？我被關在家裡這麼多天，900萬武漢人不能出門，500萬武漢人不能回家，還有那麼多受難的百姓，那些相關部門應該考慮的是他們高不高興。
有些網友對官員的批評是在小節上過不去，比方唸錯了字，或是市長的帽子。我覺得這些小節不算什麼，正是全力抗疫期間，這種事可以放棄不究。我們要追究的是大事，這就是作為一方主政官員，百姓受如此大的苦難，守土安民，有沒有做好，這個是必須追究的。何況當時，武漢有多緊張，外人可能不知。
記者：在日誌被關注的同時，也給你帶來一些麻煩，你如何應對這種關注和麻煩？
方方:不就是那些極左分子叫罵嗎？幾乎所有的極左分子都上陣了。那又有什麼用？他們水平實在太低了，只要不是明顯的違法，比方造謠或是構陷，根本就不用理他們，讓他們自娛自樂就是。而且他們中的一些大V寫罵我的文章，都是要打賞了，人家是門生意，要賺錢，我跟他們羅嗦個什麼呢？斷什麼也不好斷人財路呀。
記者：你的日記中提醒湖北同行，“如果諂媚，也請守個度”。你是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在災難面前唱讚歌的現象？你認為知識分子在人民和國家大災難面前，應當承擔何種責任？
方方：這個我們還見少了嗎？每一次災難面前，那些諂媚的詩文還少嗎？我說這話時，武漢已經很慘了，我心裡是有憤怒的。其實除了我，武漢有很多人在記錄，知識分子中也應該有很多人在記錄。
難道在人民和國家這樣的大災難前，只有知識分子要承擔嗎？應該是所有人都要承擔吧？但，能不能承擔，以及能否承擔得了，既在於個人選擇，也在於個人能力。
編排：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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