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薄兩冊《巴黎茶花女遺事》，置於案頭頗不起眼。然而，誰能想象在一百多年前，作為第一部國人翻譯的西洋小說，它可是“一時紙貴洛陽，風行海內”。2012年西泠秋拍中的這個版本成交價為16.1萬元，該本為1899年林氏畏廬刻本，原刻初印本，封面白紙書籤，扉頁淺綠色色紙，上有林紓手書“巴黎茶花女遺事，冷紅生自署”，卷末刻有“福州吳玉田鐫字”。據稱當時僅印100部，流傳甚稀。筆者案頭這一部即是其中之一，為日本漢學家波多野太郎舊藏。
林紓，不懂外文的譯界之王
就像一般人無法相信大歌唱家帕瓦羅蒂不識樂譜一樣，圈外的讀者可能未必知曉，大名鼎鼎的“翻譯家”林紓先生，實際上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古文高手，他的翻譯，其實都是與精通西文的幾位友人合作完成的。
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畏廬居士，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他一生翻譯了英、法、美、比、俄等十幾個國家的作家作品179種，可謂成果甚豐。《清史稿·林紓傳》 中說，“（紓）所譯歐西說部至百十種。然紓故不習歐文，皆待人口達而筆述之”。“林譯小說”的出爐其實是由精通外文者先閱讀原文，口述內容，再通過林紓譯成古文。這樣的翻譯方式雖難免訛誤，但林氏譯文的神韻較之原著，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錢鍾書先生在《林紓的翻譯》 一文中感嘆：“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是由王壽昌口述、林紓筆譯的第一部西方小說，也是第一部輸入中國的西方小說。時人評價其“以華人之典料，寫歐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費匠心。好語穿珠，哀感頑豔”，可稱“西方的《紅樓夢》”。鄭振鐸先生贊其“譯筆清腴圓潤，有如宋人小詞”。
說起翻譯此書的起源，錢基博先生有過這樣一段描述：“紓喪其婦，勞愁寡歡！壽昌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左耶！”遂與同譯法國小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其間，他們得到了福州船政局摯友魏瀚的支持，他不僅出資刊行，還買舟載酒，為二人助興。於是，王壽昌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邊瀏覽，一邊口述；林紓則耳受手追，下筆如飛……就這樣，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巴黎茶花女遺事》，以獨特的方式誕生了。
海外迴流的珍品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這是嚴復，中國近代另一位翻譯大家，1904年贈別林紓的詩句。林紓將亡妻之痛融入譯文中，每到纏綿悽惻之處，擲筆而哭。此書既出，風靡一時，在原刻本刊行僅僅幾個月後，上海便出現了以“素影書屋”名義託印的鉛排本。陳衍在《林紓傳》中也稱此書為“中國人見所未見，不脛走萬本”。它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可以說，自《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後，中國才開始了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而中國文人才逐漸有以小說家自命的。此前的文人，即便寫了十分成功的著作，也躲在類似“某某生”“某某齋主”之類的筆名後面，不願十分標榜。
即以此書的譯者為例。在此書暢行之前這原是林、王二人所始料未及的，小說一直被中國文人視為“小道”，不受重視，更何況是西方小說。因此書成之後，二人都未署真名，而以冷紅生、曉齋主人代之。在某種意義上，這部書更像是傳統文人們的遊戲之作為排遣喪妻之痛，邀一二好友同遊著述，因此它的最初刊行並不以牟利為目的。光緒二十五年（1899）二月，書版經福州名手吳玉田雕成後，初印100本分送林、王、魏三家親友傳閱。目前，國家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分別藏有一部，但福建館藏本的封面書籤和扉頁都散失了。像這樣保持完整的原刻初印本，存世量極少。
而眼前的這部書為日本漢學家波多野太郎舊藏，內有“相州波多野氏望湖樓故書記”藏印。波多野太郎（1912-2003），自稱湘南老人，廣島文理科大學（今廣島大學）文學博士。日本的中國語學會會長，中國古代文學戲曲史研究家。曾任私立東洋大學文學部教授，橫濱大學名譽教授。
書版之謎
在林氏畏廬刻本（1899年）之後，又陸續出現了素隱書屋本（1899年）、玉情瑤怨館本（1901年）、文明書局本等早期版本，其中素隱書屋本距原刻本刊行僅隔了幾個月時間。據相關文獻記載，林紓當時欲將全套書版奉送給主事的汪康年，但奇怪的是，汪氏並未用原版刷印，而是採用了鉛排。
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報刊出版家、政論家。《昌言報》的創辦人之一。他對《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一直非常關注，原打算登報連載，並重新刊行，頗具商業眼力。
《汪康年師友書札》 有載，1899年3月11日，林紓之友高鳳謙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說：“《茶花女遺事》系王子仁林琴南同譯，魏季子出資刊行。計雕工並刷印以送人者，得費八九十元，尚未細算。現在所以發售，不過欲收回成本，並無圖利之心。……尊處若能出雕刷各費，則原版可以奉送。既已印成書者所存無多，亦只留以贈人，不復續印再行發售。”
3月22日，高函又提及“得十五日書並十六日報，知不要《茶花女》原版，將另行鉛印。此書本系遊戲之作，意不在利。今刻工既有所出，原版自無所用，仍以奉上……”
由此推測，這套原刻書版雖然最終歸了汪氏，但他可能出於商業考慮並未用以刷印，而是重新鉛字排印，意在節省紙張、減低售價。而原版就此被廢棄，故印本流傳極少。（楊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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