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當聽到影片的名字時,一頭霧水,想象不到這個電影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又跟影片名字有著怎樣的聯繫,想當然的認為又是一部晦澀難懂的戛納參展電影。

迦百農(Capernaum),是聖經中的地名,位於加利利海附近,如今已成一片廢墟,據說耶穌傳道時曾居住在此地。如今在影片中,在這個城市的角落裡卻上演著平凡又骯髒的故事。

導演娜丁·拉巴基是一位善於揭露社會現實的導演,《迦百農》是拉巴基作品中政治性最強的一部影片。導演之所以給影片取名《迦百農》,是因為迦百農在法文和英文中是表達一種失序、混亂的意思,似乎與耶穌並沒有什麼關係,但似乎卻又有某些諷刺的味道在。

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影片拍攝風格介於小說和紀錄片之間,如何權衡好這兩種手法是個不小的難題,導演利用紀錄片的形式來講述故事,不誇張,不潤色,更不加隱藏,真實再現了生活在黎巴嫩最底層的社會人民正在經歷的故事。從小男孩的視野逐漸拓寬到成人世界,採用倒敘形式回顧主人公並不漫長的人生中一段段艱辛的往事。影片過程中,導演不斷設置懸念並一一作解,第一個懸念便是一個主人公扎因為何通過檢查才能知道自己的年齡,看似荒唐的開端,其實是故事的源頭。

說到主人公扎因,他是這個城市最悲慘的產物之一。十二歲的扎因由於家庭困難無法登記戶口便成了黑戶中的一員,他與年齡稍大一點的妹妹每天在街頭叫賣果汁來維持家計,其他時間還要到房東的雜貨店裡打工,幫忙運送比自己還要大的煤氣罐來換取幾袋小吃,當扎因看到孩子們在校車上歡聲笑語時,滿眼羨慕。母親同意扎因去上學也只是為學校的救濟,但這一切都在父親那裡被否決了。十二歲的孩子在影片中給人的感覺卻是有著成人般的擔當與成熟,面對父母與旁人的辱罵,他早已做到充耳不聞。"我聽過最溫柔的一句話是'滾,你這狗孃養的'"

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影片開始的航拍鏡頭將這個破亂骯髒、塵土飛揚的城市暴露無遺,手持跟拍鏡頭隨著孩子們的步伐穿梭在這個城市裡,在無人居住的爛尾樓裡,一群乳臭未乾的孩子們肆意的吞雲吐霧,享受著菸草帶來的短暫歡愉,手裡拿著自制的手槍,奔跑在街道上。這時畫面一轉,透過鐵絲網看到的是手戴鐐銬的扎因。這一段畫面的拍攝,每一個鏡頭都用足了心思,在這個破爛的城市裡註定有著不平凡的故事。

故事開始敘述時,扎因在法庭中因為淘氣被判五年監禁?事實上,扎因是用刀捅了一個"狗雜種"。

這時,影片開始回到扎因生活的最初,手裡拿著所謂的處方,滿嘴謊言的奔波在每家藥店,為父母購買著製毒所需的原料,回到家後全家齊上陣,碾藥、兌水,一起參與著製毒,最小的女兒雙腳被鐵鏈鎖緊,為的就是看住她,不亂跑就可以。鏡頭給了稚嫩的被鎖住的雙腳一個局部特寫,暗喻著這個孩子生於貧困,一輩子都將無法擺脫這種困境,他們的出生註定是一場永無止盡的災難。這場災難提早的在剛剛來月經的妹妹薩哈身上應驗了,扎因耐心的叮囑薩哈千萬不要被父母發現,但最終還是無法逃脫被父母賣掉的結局,就連生命也一起被賣掉,扎因眼睜睜看著妹妹像一頭豬一般被拉走,卻無能為力,只好離家出走。離家出走的扎因回家發現妹妹去世後,便拿刀刺向了那個"狗雜種",雖然沒有直觀展現扎因刺殺雜貨店主,但一組主觀鏡頭的運用暗示著這個"狗雜種"的倒地。扎因為此背叛五年監禁。鏡頭又回到法庭,故事也是在這在此走向一個新的高潮點,在服刑期間的扎因要起訴自己的父母,原因是"因為他們生了我"。

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絕望的扎因踏上了去祖母家的路程。在公交車上,他遇到了一位身穿類似蜘蛛俠衣服的老爺爺,衣服上印著蟑螂的標誌。在對話過程中,一句"我不需要蜘蛛,我是蟑螂俠",老爺爺暗示了自己的身份,"我"只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角落的蟑螂,不是什麼灑脫自在的蜘蛛俠;然而在此時才顯出扎因應有的天真,揹著重擔活了十二年,沒有童年,更沒有玩具,他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卻承受著生命不可承受的重擔。當看到蟑螂俠在遊樂場他下車時,好奇心驅使他在遊樂場下車,放棄了去祖母家,在這裡他認識到了黑人母親拉希爾,在她這感受動了久違的關心與照顧。

影片說到這裡,導演不再僅僅侷限於一個孩子的世界,她藉助黑人母親拉希爾將電影轉向了成人世界。拉希爾同樣是一個沒有身份證明的黑戶,按照當時的規定,黑人女性來到此地就要犧牲生育孩子的權利,她為了活著,偷帶著孩子在遊樂場的餐廳工作。工作時,就把孩子放在廁所睡覺,空閒時間就守在廁所門口守候著,下班回家時,把孩子放在雜物車裡,用毛毯蓋住不被發現。同樣是貧困的母親,導演設立這個角色的用意,顯而易見,與扎因的父母形成鮮明的對比。扎因的到來如同小天使降臨般,解決了拉希爾的困難,幫忙照看著拉希爾的孩子尤里斯,每天在家等著拉希爾的回來,直到有一天,拉希爾離開後就沒再回來。身邊多了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扎因的生活更加無助了,沒有食物,扎因就去搶鄰居家孩子的奶瓶來喂尤里斯,喝不慣的尤里斯拒絕進食,沒辦法的扎因從冰箱裡翻出冰塊和著砂糖製成冰棍,兄弟兩個吃的不亦樂乎,但日子還得過下去。無奈之下,他重操舊業到各家藥店騙取藥品開始製毒。與自己的父母不同,他製毒時,從來不會在尤里斯面前,每當尤里斯跌跌撞撞的跑到他身邊時,都會被扎因趕走。通過製毒賺了一些錢,緩解了生活的困難。扎因明白,尤里斯跟著自己缺衣少食,最終把尤里斯交給了一個偷渡的商人,扎因與尤里斯分別時,鏡頭給了尤里斯嘴裡的奶嘴一個特寫鏡頭,這個鏡頭充滿了扎因的愧疚、不捨、自責,如同看著妹妹被母親親手推進深淵,自己卻無能為力。

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商人承諾扎因,會為他製造一張護照,有人會帶著他逃離這個城市去到一個美好的地方,但是要扎因提供身份證明和照片,這個轉折給了扎因回家的契機,才能知道妹妹的去世,有機會去為妹妹刺殺那個"狗雜種",也正是因為這次回家,扎因出現在影片開場的法庭。影片層層相扣,缺一不可,倒敘的形式不僅沒有顯得絲毫混亂,還未影片增加更多的轉折,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這個商人在之前就向拉希爾坦明自己的用意,只要拉希爾將尤里斯交給他,他就可以幫拉希爾製作一張身份證明,讓她繼續在這個城市活下去,但拉希爾拒絕了。但商人的話徹底刺痛了一個母親的心。"你的兒子還沒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即使是番茄醬也有名字,有生產日期和到期日期,"這句臺詞,是影片中最真實也是最刺痛人心的一句話,它揭露了這個社會大多數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他們是生活在這個城市角落裡的蟑螂俠,每天躲藏著,為社會提供著廉價的勞動力,卻無法證明他們的存在。

迦百農:我起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了我

影片逐漸走向尾聲,扎因母親來監獄探望扎因時,告訴他母親再度懷孕,母親為了彌補扎因妹妹去世的傷痛,希望是個女孩並取名為扎哈。這時扎因徹底絕望了,他明白這個孩子的出生將會在此踏上薩哈的路程,成為犧牲品。這樣的刺激扎因受不了了,通過參與電視節目,他起訴了自己的父母。法庭上扎因母親同律師的對白,充滿諷刺,面對扎因母親的反問與批駁,辯護律師的語言自始至終都顯得空白無力,無論宣判結果怎樣,法律的懸空狀態都使得它終究無法介入受困的人民之中,問題更不會因為一個孩子的對抗而得到徹底解決。最後尤里斯被警察找到,在拉希爾被遣送的途中,律師抱著尤里斯及時趕到,那一刻的相擁既是與母親的重聚也是與這個城市的分別。

影片的畫面最終定格在扎因那個含笑的悲傷中,比起嚎啕大哭,大喊不公,這個堅強的微笑更有力的集中了每個觀影人的心。影片的主題可能與我們相去甚遠,在我們的祖國是很難見到片中那樣的場景的,移民和難民題材在我們國家的電影市場中幾乎見不到。這部電影是生命與政治的對立,所以,我們在同情扎因為代表的這些難民的同時,更應該關注的是其背後的文化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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