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浩然氣,成三達德——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

——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胡春雨

七百五十年前,一顆璀璨的星辰,降臨在濟南的時空。元世祖至元七年,大約寒食前後,張養浩字希孟,誕生在一個富裕的平民家庭裡。當他走過一個甲子的風塵,最終魂歸故里,極具哀榮:朝廷考其一生行能,追封濱國公,諡文忠。於是在今日天橋區北園,於“水月松風”間,留下了後人永遠憑弔的張公墳。他是一代學者,一代名臣,一代文豪,在飽經憂患中,一路追尋著立德、立言、立功的彼岸,如果把這一生的成就歸於一體,也便是一代鴻儒。所謂不朽,在於以有限的生命成就永恆的價值,讓世間一股浩然正大之氣,化作超越時空的精神財富。作為濟南後學的我們,正是守衛這筆祖產的門人。

歷史的長河,星漢燦爛。萬古長夜之中,歷代中國史家總是以寥寥數筆,勾勒出星辰的寒光。打開《元史》中張養浩的列傳,便從傳主的少年時代,抓住幾個細節刻畫出其精神底色,預示著一生的不凡。

人物的開篇是“幼有行義”,不僅拾金不昧,而且追及同為道路之人的失主,完璧歸趙。廉潔,乃為政之本,使權力為民所用;不貪,乃人生之寶,使人生不失本真。在政治濁亂的元代,這種品格尤為可貴。“年方十歲,讀書不輟”,乃至父母擔心其身體健康,預示著傳主一生的學問修養,為異日挺身廟堂的忠言讜論、載酒江湖的錦繡詩篇,打下了深厚基礎。後生可畏,後生可貴。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可貴的是精勤不已的品質,足以讓千里馬遠行千里;一個小小少年,正是活潑好動的年紀,能夠沉潛其中樂此不疲,可畏的是超然的才氣。

“太古淳風叫不還,荒祠每過為愁顏。蒼生有感歌謠外,黃屋無心揖讓間。”當十七歲的張公遊覽家鄉的舜祠,憑弔“天下明德之始”的舜帝,寫下了這篇《過舜祠》的詩作。在開闢中華文明的征程中,龍山文化時代舜耕歷山的往事,在中華文明的源頭灌溉著城市文化的根基,使濟南以舜城自詡。張公的少年時代,距離金元遞嬗的動盪不過半個世紀,正值元世祖橫掃六合之秋,作為人文勝蹟的舜祠,不免再次淪為“荒祠”。但所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少年張公的心中,已經為太古“醇風”的遠逝而頓生“愁顏”。品味詩作,在儒雅與誠摯之間,已經隱隱透露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抱負。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君子一以貫之,小人朝三暮四。其間的差別,在於君子有精神的皈依,有不變的初心,以信仰的力量在人生的風浪中確乎不拔,而小人只能在利害的塵沙中隨風偃仰。孟子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用張公的話說:“故君子之學,以明理自信為貴。”這就是信仰,由自覺而自立,應該是支撐張公取得一生成就的最大力量。

一代鴻儒的事業,從文學中發端。僅僅二年後,青年張公憑著一篇描摹濟南山水的《白雲樓賦》,盛名不脛而走,傳抄到山東按察使焦遂手中。慧眼識珠的前輩,破例召見了這位年未弱冠的年輕人,並薦為東平學政,開始了張公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一代宏才,註定屬於更大的舞臺。至元二十九年,二十三歲的張公北遊大都,憑著卓越的文章與才能,再次獲得了平章政事不忽木的賞識。在這位朝廷高官的推薦下,張公入職禮部令史。壯志所在,平步青雲的張公依然不治產業。一日偶病,不忽木親至家中探問,見家徒四壁,不尤感嘆“此真臺掾也!”

可以想見,在京十年之間,青年張公不僅砥礪了才幹,也結識了更多賢達,以其才德兼備贏得了更多認同。元成宗大德九年,張公由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從基層開始主政一方,得以施展抱負。真正的儒者,從來不只是空言無實,附庸風雅,而在勇於立身行道,善於經世濟民。

《元史》對張公主政堂邑,同樣只揀選了幾樁貌似簡單的事例。上任伊始,擺在張公面前的第一個難題是“人言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縣太爺的官邸素稱凶宅。而一介書生的張公並不信邪,不僅“竟居之”,而且針對當時轄區內鬼神迷信盛行,各種“淫祠”林立的弊端,雷厲風行,“首毀淫祠三十餘所”。對橫行多年的黑惡勢力李虎集團,“舊尹莫敢問”,張公重拳出擊,“盡置諸法”。斷然幾筆,寫出的是大智大勇。唯儒者之勇,不在於血氣之勇,維其通達事理,守正不移,故勇於自信,勇於任事,不為淫邪所惑,不為強暴所懼。針對法制實施中的弊端,張公毅然“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廢除了刑滿釋放人員頻繁到官府報道的舊制。這一筆,寫出了“仁”字,闡揚的是中國法治文化的忠恕之道。

《論語》雲:“智仁勇,天下之三達德也。”《尚書》雲:“德為善政,政在養民”。又說:“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君百里之地,張公以達德之資,行德政之實,展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華,難怪當地群眾愛之若父母,“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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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一代,蒙古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憑藉一時的武力鞭笞宇宙。在這樣的開國之勢中,迷信宗教的蒙古王公貴族壟斷著權力,北方的漢人和宋地的“南人”政治地位低下,社會上一度有“七獵、八民、九儒、十丐”之稱,讀書明道的知識分子反而被排擠出主流社會。元代中期以後,政變頻繁,吏治腐敗,用錢穆先生的話說“政治始終未上軌道”。滿眼風波之中,歷史沒有把“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舞臺留給張公的時代,決定了他留給後人更多的記憶,是一部言之諄諄的《三事忠告》,和一部寄情山水的《雲莊樂府》。

元成宗駕崩後,擁兵在外的元武宗,在弟弟元仁宗發動的大都政變中勝出,遂在政權的繼承上約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武宗登基後,以仁宗為“皇太子”,執掌朝廷政令所出的中書省。武宗在位,暗於治國,而仁宗自幼熟讀經典,推崇以儒治國,進用漢臣。尚在東宮時,仁宗便將張公招為監察御史。在複雜而微妙的政治形勢下,執德不回的張公,走上了中央監察部門的領導崗位,註定陷入宦海的風波。

武宗登基未久,便一改舊制,在仁宗執掌的中書省外重新設立尚書省。史載:“夫世祖立制,以天下大政歸於中書省,任相任賢,責無旁貸。故小人慾變法,忌中書不便於己,則必別立尚書省以奪其權。”對這種“貳政病民”的蠹政,張公以一介御史挺身而出,極力主張其“變法亂政,將禍天下。”儘管“臺臣抑而不聞”,依然公開堅持政見,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再與權貴唱反調。面對武宗“封爵太盛,多遙授之官;錫賚太優,泛賞無節”的一些列亂政,張公知無不言,“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這些關乎朝廷大政的論述,直陳時弊,自然為“當國者不能容”。武宗時代的仕途,以“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而去”做結,宦海的風浪幾乎讓張公葬身魚腹。

孔子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對國家的忠誠與對人民的大愛,終將化作無窮的力量,為一代代中國人挺起民族的脊樑。用張公的話說,“夫盡己之職,乃為國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為辱,而以為榮。”在張公的三觀裡,“人之有死,猶晝之必有夜,暑之必有寒。古今常理,不足深惜。若為子死於孝,為臣死於忠,則其為死也大,身雖沒而名不沒焉。”大義當前,張公的勇氣在於將生死置之度外,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通達了性命之理的鴻儒。

仁宗時代的到來,短短八九年間,迎來了張公政治生涯的高峰。仁宗登基後,旋即廢除尚書省,召回張公,從右司督事、翰林直學士,一步步走上禮部侍郎、禮部尚書等重要領導崗位。張公與元明善等名臣主持了號稱“延佑復科”的科舉考試,距南宋滅亡三十六年後恢復了科舉,足見仁宗朝對這位“學者型領導”的倚重。不難想見,恢復科舉對元代社會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儘管蒙古貴族專政的格局無法改變,但意味著尊重文化、讀書入仕,重新成為引領社會的風向標,元代政權向文治政府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此後,仁宗之子英宗的即位,違背了當初仁宗與武宗“叔侄相繼”的約定,為元代中期頻繁的政變埋下了伏筆。英宗天資剛明,少年執政,引用同樣年輕的政治家拜柱為相,短短數年間銳意改革,“一新機務”。政權根基未穩之際,觸動了權貴集團的利益,與來自太皇太后及舊臣的保守勢力矛盾激化。這段歷史,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蘇軾在哲宗初政時的忠告:“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不難想見,此時的朝堂在貌似平靜下已是暗流湧動,張公的宦海生涯,即將面臨新的變故。

英宗執政不久,擢升張公參議中書省事,意味著張公以漢人身份進入了元朝政權的中樞,在刷新朝政中被委以重任。炙手可熱時,高處不勝寒。是年元夕佳節,英宗欲在宮內大辦焰火,興頭方濃之際,張公闡明為政之體,再次冒險諫止了這一奢靡之務:“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至此,正色立朝,不改初心。然而短短几個月後,張公便以父老為由棄官歸養,放棄了全部權勢,迴歸父子天倫。此後八年之間,朝廷七次禮聘不就。《周易》雲:“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這是人生的關鍵時刻,張公的激流勇退,應當來自對時局的洞察與人生的把握——僅僅兩年後,英宗、拜柱君臣雙雙喪生於南坡之變,而此時的張公已全身而還、盡孝膝下,在鵲華之陽、明湖之畔,過起了樂享天真的隱居生活:

“昨日尚書,今朝參議。榮華休戀,歸去來兮。遠是非,絕名利,蓋座團茅松陰內,更穩似新築沙堤。有青山戲酒,白雲伴睡,明月催詩。”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孔子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人生巔峰之際,張公的謙退與昔日的剛猛似乎形成強烈對比,卻無非仁智之事:“竊謂君臣以義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祿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於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用舍行藏,進退出處,莫非豪傑本色。

果然是“江山不幸詩家幸”。元代政局的動盪,卻使元曲的創作多了一位巨擘,使濟南的山水幸遇了千古知音。回到濟南後,張公在家鄉的明山秀水間修築了雲莊,作為歸隱之處。數年之間,“以六合為家,四時為友,寄傲林泉,縱情詩酒”,以昔日經綸天下的巨筆,為湖山寫下了最優美的篇章: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倚杖立雲沙,回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雲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也愛咱。”

一位詩人對山水如此清妙的描繪,一定來自全身心的投入,在與大自然的融合中寄託著生命的真諦,也就擁有了無窮的歡樂。其前提,是掙脫了仕途的一切枷鎖,超越了塵俗的一切喧囂:

“在官時只說閒,得閒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樣看。從前的試觀,那一個不遇災難,楚大夫行吟澤畔,伍將軍血汙衣冠,烏江岸消磨了好漢,咸陽市干休了丞相。這幾個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莊逍遙散誕。”

誠如張公所言:“古人以休官致政,為釋重負而脫羈囚。”在中華文化的理想中,儒者讀書入仕是出於立身行道的終極目標,無關富貴利達的浮華之物。因為,最寶貴的是我們的生命與性靈,而非外物。孟子云:“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呂氏春秋》雲:“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因此,“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間真諦,殊途同歸。成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不僅來自橫絕的才華,更是來自思想的境界。

這也決定了與人為善的張公,不可能忘記與人同憂。“天曆二年,關中大旱,特拜陝西行臺中丞。”災情就是命令,救民就是使命。張公可以婉拒諸部之首的吏部尚書,卻無法放下對人民的大愛,也便無心徜徉他所眷戀的山水,立即奔赴災區。也許,來到這個世界上,他的歸宿註定是道義,而非林泉;也許,此時的張公已預感到自己的歸宿,畢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何況那個時代交通不便,前路莫測。“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他曾經放棄了權勢,此時又放棄了財產,即將把餘生歸還給深愛的土地。

世間最難得的,是精誠二字,從一腔大愛出發,足以為民父母,感天動地。“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大旱之際,張公祈來甘霖,歡喜的寫道:

“萬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風雲起壯圖。農夫,舞破蓑衣綠;和餘,歡喜的無是處!”

在與災情的艱苦鬥爭中,張公傾盡了最後的生命力,對人民的熱愛,對醜惡的憎恨,以及對朝政的憤懣,依然無法釋懷:

“鄉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兇頑破膽心,滿城都道好官人。還自哂,未戮亂朝臣! ”

直面慘烈的大災現場,張公“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雖死之日,尤生之年。張公曾說到:“夫人以渺然之身,倏爾之年,使之山嶽聳而日星揭者,非節義能耳耶?”回顧張公的一生,以其大仁、大智、大勇,或守正不移,或從容進退,或徜徉山水,或慷慨赴難,從思想的通達度越精神的自由,在殘缺的現實中,成就了生命的真諦。

“觀公之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後之君子,對於張公生前不能實現全部抱負抱恨不已,而一部《三事忠告》,足以為有經世濟民之志的後來者,留下千秋鏡鑑,向著無盡的彼岸代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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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間,張公曆任地方牧民之官,監察風憲之司,公卿廟堂之任,精勤政務,一以貫之,力行之餘,總結心得,分別寫下了《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輯為著名的《三事忠告》。行文提綱挈領,內容秉要執本,務在“簡而易行,約而易守”。以《牧民忠告》為例,“採比古人嘉言善行,自正心修身,以至事上惠下,除奸決疑,恤隱治賦,凡可為郡縣楷式者,無不曲盡其宜”,成為一部吏道官箴的寶藏。對於中國這樣的大一統社會而言,國家政權歷來處於維繫社會運轉的中樞位置,廉潔高效的官員隊伍直接決定時代氣運。可以想見,在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的重構中,《三事忠告》乃張公為子孫留下的又一筆文化遺產。

論著的內容,廣泛涉及為政為官的方方面面,行文的簡潔卻令人歎為觀止,足以讓為政者在公退之餘,從容瀏覽而又欣然忘食。字裡行間,無非仁者的情懷,智者的卓見,令人想起漢代董仲舒關於仁與智的理想境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又說:“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智。”高山仰止,不可企及。

儘管為政之道千端萬緒,其根本則在愛民而已:“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因為國家政權的意義,“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為君保民者也,君也者為天為祖宗保民者也。”可見,張公一生政道的展開,在於對中國政治文明精髓的深刻把握。從對人的無私奉獻與對己的嚴格要求,在書中隨處可見,隱隱貫穿著中國治世倫理的兩條主線,誠如董仲舒雲:“《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棲身鵲華之陽,雲莊松月近在咫尺,卻讓我突然想起遠在荊楚屈原的《橘頌》。籍此張文忠公誕辰七百五十年之際,謹頌詩章,酹酒前賢靈前: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願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養浩然氣,成三達德——紀念張養浩誕辰七百五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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