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電影迎來了百花齊放的盛世局面，這與第五代導演的崛起有很大關係，陳凱歌和張藝謀的作品獲得國際認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僅將中國現實生活的發展和思想意識的改變融入到世界電影文化之林，還培養出一批優秀的演員和導演，

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榮獲戛納最高獎金棕櫚獎，從藝術形式和思想境界上都達到了空前的繁榮，1994年張藝謀的《活著》儘管惜敗於昆汀·塔倫提諾的《低俗小說》，卻仍然獲得了僅次於金棕櫚獎的戛納評委會特別大獎，象徵著中國電影內涵的再次提升，不再單純聚焦與程蝶衣、段小樓的藝術人生，而是更為深切地關注在新中國成立過程中普通百姓家庭乃至豪門家族的變遷史，這得益於小說和劇本的深度和廣度，也說明中國第五代導演在表現形成和內涵昇華上具有了更加全面豐富的視角。

1995年，張藝謀執導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再次成為戛納的焦點，張藝謀的意圖非常明顯，借用1994年獲獎的國際知名度作為再次獲獎的鋪墊，劍指戛納金棕櫚獎。可惜的是，最終《搖啊搖》只獲得了戛納技術大獎，這相當於是一個評審的“安慰獎”或“鼓勵獎”，並不計入評審團獎項之中，只是徒有顏面而已。當年的金棕櫚獎頒給了南斯拉夫電影《地下》，不能不說令人惋惜。

那麼為何張藝謀信心滿滿的《搖啊搖》沒有成功斬獲金棕櫚獎，這其中都有哪些原因呢？就此，我談一下個人的幾個觀點。

影片缺乏明顯的“中國特色”，與家國情懷相比，人物命運走向流於形式。

縱觀前四年的戛納金棕櫚影片，我們會發現，戛納金棕櫚獎的評選標準並不是地域上的區隔，而是影片的特色，這種特色可以是國家特色，也可以是思想特色，亦或是形式特色。某一方面的平庸有時無法掩蓋其他方面的出色，但全面的平庸註定會與獎項無緣。

1992年科恩兄弟的《巴頓·芬克》利用多重夢境的倒敘手法表現出作家巴頓的創作困境，通過極度燒腦的懸疑氛圍營造知識分子文學創作的煎熬與崩潰，無數的隱喻與象徵手法被運用到這個簡單的故事之中，通過蒙太奇的手法聚焦人格分裂、精神疾病，在當時看來時尚前衛，令人驚歎，這樣的影片不論從表現手法還是思想內涵都太容易引發評審的共鳴，因此得獎毫無懸念。

1993年《霸王別姬》和《鋼琴課》雙黃蛋，同為對藝術家的展示，《霸王別姬》聚焦在程蝶衣與段小樓對京劇的執著，對友情的至臻上，《鋼琴課》則通過一個個跳動的琴鍵表達出感情對於聽力有障礙的人群具有怎樣的啟迪。在表現手法上，兩者雖然沒有《巴頓·芬克》曲徑通幽、步步深入，卻有著揮之不去的意猶未盡之感，這恰恰就是表現方式無法代替思想內涵的生動案例。

1994年昆汀的《低俗小說》致敬了無數的前輩作品，儘管語言略顯低俗，故事卻非常的清奇，三段故事環環相扣，人物情感飽滿生動，正是由於不斷嘮叨和血腥暴力的特點讓故事看起來荒誕不羈，卻無時無刻不透露出屬於那個年代的戲謔感，這如一劑強心針扎到了評委的心頭，相比於其他描述生活類作品，我認為只有戰爭中揭露的深刻人性可能有機會與之抗衡。

1995年的《地下》就是我說的此類影片，南斯拉夫的戰爭為人性的真誠善良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影片採用荒誕喜劇的形式反差地訴說著戰爭帶給人們的傷痛與代價，即使今天看來仍然有笑中帶淚的效果，成為其無與倫比的一面特色旗幟。

相比以上影片，《搖啊搖》想要勝出，

如果放在如何一個國家或者背景框架下，觀眾會發現影片沒有任何特色，既不像科恩兄弟將精神的紛繁複雜抽絲剝繭般地表現出來，也不像“戲如人生”的程蝶衣願意為心愛的事業捨身赴死的精神展現。在這個故事中，特色應該是時代發展對於人物內心造成的強烈衝擊，由此帶來的戲劇化衝突呈現，可惜在人物命運走向上絲毫沒有表現出這一點，時代背景被虛化，人物刻畫臉譜化，與《地下》相比，無論從思想內涵還是表現手法上都有極大的差距，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一點。

人物刻畫浮於表面，細節不細，框架太粗，使故事前後發生了割裂。

同一個故事由不同的演員出演，有時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效果，這是演員和導演共同努力的結果。我曾看到有位著名導演的一個問題，一部影片的成功與否到底歸結於演員還是導演？他的答案是導演。其實，即使同樣一個要求，演員基於自身條件的理解和呈現也會有巨大的差別，所以我更願意相信人物刻畫的成功基於兩者的“配合”。

我並不否認鞏俐和李保田都是中國最優秀的演員之一，但人物之所以打動人，關鍵在於觸動觀眾的情感，讓每個人都相信這個人物是真實存在的，如果不能做到，失敗的幾率將大大提升。

在《搖啊搖》中，唐老爺一直穩坐上海灘的頭把交椅，從這裡我們不難推斷出他其實就是以杜月笙為原型刻畫的人物，但是唐老爺的性格展示過於粗鄙，成為一個在美色面前毫無定力，對待敵人毫無防備的呆板形象。真實的杜月笙呢？消瘦的身軀無法掩蓋其仗義、坦蕩、聰敏的性格，能夠從一個愣頭小子成為黑幫老大，學會協調各方關係是門必修課。

杜月笙對待兄弟從來肝膽相照，不惹事、不怕事、會處事就是他內圓外方的原則體現。他斯文待人、儒雅低調，從不輕易張揚，反觀唐老闆，他帶餘老闆到夜總會玩樂、一起打麻將這種直接粗暴的表現手法極易造成人物的“矮化”。似乎黑幫老大成為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小綿羊，而他對於小金寶忽冷忽熱的作風又會讓觀眾感到他性格上的不穩重和喜怒隨性的特點。

作為黑幫老大，需要剋制和隱忍，很可惜在唐老闆身上全無蹤影。更為可惜的是小金寶的表現也同樣不細緻，這表現在她處理問題有時極細，有時又太粗。明明和老二暗度陳倉，卻如小白鼠一樣成為了俎上肉、眼中釘，顯然這與開場時對姐妹被摸敏銳觀察的形象發生了衝突。

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唐老闆的身邊豈能有蠢笨之人，以水生為例，一個鄉下來的傭人都時時刻刻需要學習察言觀色，一位當紅的明星，老闆身邊的能人，又怎會對時局發展、內心揣摩毫無端倪，這些都使得人物立不住，缺乏了真情實感。

另外，出場的歌舞橋段很容易與《一步之遙》開場的戲劇畫面產生聯想，張藝謀想要製造衝突，以唐老闆的鄉下避難為突破口，營造出荒誕的感覺，但是前面的城鎮生活和隨後的鄉村生活沒有銜接好，為了躲難到人跡罕至的鄉下，目的僅僅是一網打盡餘孽嗎？顯然這是一種就簡化的處理方式，張藝謀想要體現城市和鄉村的巨大差異，但他忘記了這是一部反映“真實”的電影，前後的割裂會讓觀眾產生心理的不舒適，似乎這是兩個毫不相搭的故事，導致觀影情緒的遊離。

商業性與藝術性的兼容嘗試，缺乏了人性的深刻剖析和時代的脈絡發展。

張藝謀如日中天的聲望導致他太想對自我進行突破，這是每個人在職業上升期必然會面臨的困境。《老井》、《紅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成功讓他在藝術性上達到了巔峰，對色彩的運用日臻成熟，這時必然會將視野國際化，尋求商業片上的突破，因此，他太想要拍出幾部能夠在商業上獲得巨大成功的影片，其中的一條捷徑就是獲得國際獎項。

此時，畢宇飛的劇本恰逢其時進入了張藝謀的視野，在複雜、殘酷的背景下講述一個溫情又略帶悲傷的故事，這恰恰就是張藝謀想要追求的意境，可是他卻完全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故事性。

對於《老井》、《紅高粱》等影片，只要拍攝出農村惡劣環境的與思想的封建保護、進步就能打動人心，可是對於西方評審人員來說，他們不僅僅想要看到落後、愚昧，他們更想要看到人物在環境中的發展變化，或者說特定環境賦予人物的心理狀態。

從這方面來說，《活著》拍出了中國人對生命意義的追求，更好地活著是對死去靈魂的最好祭奠，面對生命的無常和人性的複雜，觀眾在悲觀的故事中尋找到了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洗禮和昇華，這就是優秀電影帶來的思考和啟迪。

《搖啊搖》缺乏的恰恰就是對於人性的深刻剖析，在波譎雲詭的上海灘存在著無數動人心絃的愛情故事和驚心動魄的商戰情節，只要把握住時代脈絡對於人性的影響，一部影片就有可能從中脫穎而出。

可惜的是，張藝謀在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選擇了這樣一部電影，卻沒有做好內涵上的深度挖掘。他在結尾處採用了隱喻的方式，阿嬌在水生倒掛的視角中被引誘勸導，二十年後又會成為另一個小金寶，死去的六爺和二爺也成為唐老闆未來命運的隱喻，可是這些看似平常的表現方法對於外國評審來說卻很難理解，在我看來，這種手法過於“前衛”，有種大道至簡的錯覺，如果換成科恩兄弟的表現手法可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效果，亦或者五年之後拿出來表現會有奇效。但人生沒有如果，沒有得獎也在意料之中。

這部作品在鏡頭語言的表現上有很多出眾之處，這也是之所以會獲得“鼓勵獎”的原因。我認為在當時看來，這部作品的風格和特點還屬上乘，但卻離戛納金棕櫚有一定距離，如果解決好這些問題，得獎就不會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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