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反映宋代和明清的影視作品中，相較於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名門望族的叱吒風雲，我們似乎很難再看到他們在中古中國以後的歷史舞臺上揮斥方遒的身影，而提起某一時代對於某一運動或政策起決定作用的，不再是某地某氏，而只是某某個人。
比如提起宋代影響千古的古文運動，我們想到的是宰相歐陽修；提起土木堡之變續寫大明歷史，我們就會想到兵部尚書于謙；提起萬曆新政，我們就會想到內閣首輔張居正等等。
魏晉時期地方大族分佈圖
雖然這些個人在一定歷史時期對於中央政壇和國家社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從形式上看，似乎他們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那種家族傳承的衣缽。但是放在當時的宏觀歷史之下，在相對和平的中央集權之下，這些由個人意志向外輻射和所施加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朝夕之間便會隨著個人沉浮而朝令夕改。這便與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影響中央和地方長達百年的地方大族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比如眉山蘇氏兩代，父子三人貫穿於宋真宗到宋徽宗六位皇帝之間。以蘇軾為代表的蘇氏家族雖然是四川當地頗有實力的地主，並且蘇軾蘇轍兄弟二人依靠個人驚世駭俗的文學造詣和宰相歐陽修的賞識先後授予地方和中央官職，在文壇上自成一派名震全國。但終其一生，二人始終無法像漢末大族那樣讓後代世襲衣缽，影響國家政策改革事業和地方所任職處的事物，反而幾十年間始終處於四處貶謫飄忽不定的狀態，兄弟之間即使想見上一面也是難上加難。
蘇軾，北宋文學家，豪放派詩詞代表人，因烏臺詩案被貶，後出任杭州、揚州、定州等地知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名震一時的個人不再具有地方豪門大族的影響力，更沒有繼承地方大族世代為官居顯要之職對皇帝個人和國家朝政施加影響的歷史任務。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一直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的通病，地方大族的衰敗也是中央王朝皇權重振的結果。顯然，自宋以後，門閥氏族便在後世歷代封建皇帝的皇權加強歷史中銷聲匿跡了。
那麼這些地方大族豪門是如何在皇權重振的宋明時期衰落的，並在歷史的長河中消逝的呢？
雖然東晉帝國的覆滅標誌著以“地方大族勢力和皇權共天下”的時代結束了，但姓氏大族的影響力經過百年的魏晉文化沉澱已深深地紮根在士人的骨子裡。隋朝的開國者楊堅和唐朝的開國者李淵，都是得益於中央和地方的姓氏大族勢力的資助從而通過政變或起兵的方式奪得政權。其二人的發跡也正是依靠其所處於的關隴貴族集團，而關隴貴族集團正是帝國一方皇權政令難以管轄的地方勢力代表。
圖為關隴貴族集團姻親關係圖，北魏、北周、隋朝、唐朝，四朝同出一族
唐代是中古中國的分水嶺，不管是安史之亂前的太平盛世還是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唐朝的歷史始終處於地方與中央權力之爭的緊張關係之中。也正因此，唐帝國的政治形態始終沒有定型，以重振皇權和抑制地方大族勢力的科舉制和兩稅制的施行，就是試圖在官員選用和土地利益上重塑大一統皇權權威的行動。
比如武則天時期殿試的大規模實行，使得皇帝能在第一時間通過自己的標準選任官員，提拔服務於加強皇權的行政技術人才。唐德宗時期的兩稅法實行，則被冠以“唐之商鞅變法”，從地方大族最為關注的土地利益下手，依據財產多寡而分級徵稅，從一定程度上有效打擊了過去一併實行人頭稅而造成農民尋求地方大族庇護的土地兼併現象。
因此這一時期的地方大族也進入下降階段，如河東柳氏到唐憲宗柳宗元時期已沒落，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等等在中央世代為官的現象也有所改善。
圖為唐代狀元榜，從中間可已無河東柳氏蹤跡
但這其中顯然忽視了一個最為基本的社會關係矛盾，即以李唐皇權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集團就是地方大族勢力的最有力代表，而李唐關隴貴族皇室與地方豪族的長期聯姻，又從皇權的紐帶上形成了中央到地方的利益既得體，皇帝信任的依舊是與自己有姻親之交的大族代表，這種皇權的重振是不夠徹底的。
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週期，這是客觀規律而不可逆的。縱觀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皇權的加強史，雖有波峰和波谷，但顯然是在朝代更迭的進程中緩慢加強。
如果說唐朝是地方大族在皇權的重振下露出衰敗端倪，那麼宋朝的出現及趙匡胤兄弟二人在一系列皇權政策上的運作則標誌地方豪族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宋太祖趙匡胤，依靠文官趙普和禁軍武將支持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
趙匡胤的黃袍加身不費一兵一卒建立新朝代在新式上與楊堅竊取北周政權建立隋朝有異曲同工之處。但是趙匡胤趙氏家族從底層幹起的世代軍職行伍出身的身份顯然與關隴貴族楊堅的八柱國世襲身份有著本質區別。而這種新的階級身份也就為重塑皇權大一統的政治形態打下了基礎。
底層軍職身份出身的趙匡胤在政變的過程中依靠的正是與其出生入死的禁軍團體和以趙普為首的文官集團。因此宋朝的開國在政治形態上，就已然形成了依靠皇權的軍權為支撐的由中央到地方一插到底帶有強制性命令的管控格局，後世歷代皇帝完全不用考慮地方勢力在與中央政策上的權力之爭，更全無唐代貴族皇帝在地方試圖重整皇權的身份矛盾。
而正是基於武力竊取政權的極端手段警示，宋明以來歷代皇帝都對軍隊系統的絲毫擴張而保持高度警惕。伴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就為普通市井文人和商品地主的登臺創造了空間。也正因為此，宋明以來依託軍權對皇權的支持，開闢了漢末魏晉隋唐以來大族把持軍隊、朝政以外的第三條道路：文官治國。
宋代宰相採取聯合辦公制度，圖為正副宰相一起辦公，即文官治國
封建專制以人治為核心，因此宋明扭轉大族之勢的關鍵秘鑰就在於官吏的選拔與任用。唐代是科舉制的開端，而宋明則是科舉制度的發展和巔峰。
不管是當朝宰相還是科舉官員之末的知縣，無一不能逃脫應試製度的公開選拔。即使是宰相貴胄之子憑藉父輩照顧而取得士祿，但文化影響上的缺失將成為家族榮耀持續的短板。因此保持家族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就又要倚仗科舉上的深耕，也就說所謂的“持續文化輸出”，而這對於一個家族而言是基礎不能達到的。
但當一個家族人才輩出，終於出現前輩提攜後輩科舉高中的時候，官員的任用卻又較之前代發生了顯著變化：官員的晉升將逃脫地域、時間、專業的枷鎖。一個憑藉駢文高中三甲的大族後代已無直接到中央做官的可能性，而是必須要經過長期甚至幾十年的地方基層錘鍊才能聽憑皇權調遣而到中央。這個基層任職之處又要避嫌，即不能到自己戶籍所在地任職，這與現代官員的任用就有幾分神似，有效避免了家族勢力地方保護主義的生長。
蘇軾是四川眉山人，其入仕後再也沒有回到故鄉
而在中央官員對於地方管理格局上，宋代採取的是派出三司使主管財政，由中央直屬鹽鐵、度支、戶部，三個關係社會民生及國家財政最核心的部門，以部門的派出代替中央官吏在地方的常駐，繼而形成定期輪換的行政制度。到了明代由內閣直屬戶部統籌，這就從根本上杜絕了漢末地方大族染指一方水土經濟的局面。
因此我們便通過唐宋明的政權運作看到了這個影響中國歷史長達近千年的中央集權和地方大族衰落的過程：帝國中央皇權重振——中央統籌官吏任用——文化輸出能力成為門檻——財政完全收歸中央——地方大族勢力在文化、財力上失去支撐而消逝。
這個過程伴隨著王朝週期論下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伴隨著中唐到宋明時期以趙匡胤、朱元璋為首的中央皇權在於地方勢力的博弈中勝利而成定局。
圖為明代繼承宋代文官治國，內閣制則繼承了宋代宰相聯合辦公的特點
至此，隋唐之後的封建皇權完全擺脫了依靠封建地方大族官僚支持才能有效統治其所管轄土地的局面。皇權依靠一代代人才選用和由文化輸出中斷而起用新人的換代政策來不斷維繫皇權和中央權威。地方大族與皇權的紐帶一斷，他們便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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