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當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流感在中國爆發時，許多人認為中國的體制阻礙了關於疫情嚴重性的信息傳播。但現在的情況對民主政府來說不那麼樂觀了。歐洲現在面臨著比中國更大的疾病負擔，僅意大利一國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了中國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然而意大利人口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
事實證明，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也感受到類似的壓力，他們想要淡化疫情的危險，無論是為了避免損害經濟，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和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是這樣，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是如此。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在準備應對疫情衝擊的過程中損失了兩個月的時間，造成了測試設備和醫療用品的持續短缺。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報告的新病例數量正在趨於平穩。據報道，在英國的中國學生對鮑里斯•約翰遜政府採取的寬鬆政策感到震驚。
大流行消退後，也許我們將不得不放棄簡單的二分法。判斷國家是否有效應對危機的分割線，不應簡單地將集權政體置於一邊，而將民主政體置於另一邊。相反，將會出現一些高效的集權政體，與另外一些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權政體。民主國家之間也會面臨類似的差異（儘管可能較小）。政府績效的關鍵決定因素將不是政體的類型，而是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政府的信任。
福山討論信任問題的著作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將自由裁量權下放給行政部門，尤其是在危機時期。任何一套現有的法律或規則都不可能預見到各國將面臨的一切快速變化的新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上層人士的能力和他們的判斷，將決定最終的結果。
在將權力下放給行政部門的過程中，信任是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民主體制下，公民必須相信行政部門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不幸的是，這種信任正是美國今天所缺少的。
存在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必然有弱勢的政府，因為它們必須尊重民眾的選擇和法律程序。但是，所有現代政府都有一個強大的行政部門，因為它們需要一個強大、有效的現代化國家，在必要時能夠集中部署權力，以保護社區、維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
自由民主與集權政體的區別在於，它平衡了國家權力與約束機制（即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之間的關係。但主要權力機構（行政部門）和主要約束機構（法院和立法機關）之間的平衡點在不同的民主國家之間、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上都是不同的。這一點對美國與對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國家而言都一樣，儘管美國的政治文化對集中的國家權力、被神聖化的法律和民主都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美國憲法是在《美國聯邦條例》式微的背景下制定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0篇極力支持“行政權的活力”（energy in the executive）。他完全理解對行政權進行強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約束的必要性。但漢密爾頓也認為，在國家面臨危險的時候，法院和國會都不可能採取果斷的行動。國家的危險會在戰爭或國內叛亂時期出現，也可能產生於不可預料的新情況，例如我們現在面臨的全球流行病。授予行政機關的權力種類應視情況而定，在和平時期看起來適當的做法，未必能在戰爭或危機時期適用。
因此，憲法第二條確立了行政部門的地位，它的權力和權威在建國後的幾個世紀裡不斷增長。
一個月內，面對新冠疫情特朗普態度大轉變，沒有人比他更懂改口。視頻/觀察者網 劉易斯
閱讀更多 涼涼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