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會死，故事不會死。只要有人講，那麼就一定有人聽。我想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而攝影就是我用來講故事的方式。”
張博原，報道攝影師，寫作者。
1993年生於烏魯木齊，高中畢業於烏魯木齊鐵三中，在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學習廣播電視編導專業之後，跨考到倫敦藝術大學的紀實攝影碩士專業。
曾被評為LensCulture 全球 50 位新秀攝影師。現居北京。他主要以攝影為媒介進行藝術創作和工作，致力於創作有關“身份認知”及以家鄉新疆為背景的作品，在國際上屢獲嘉獎。
因為真誠，所以感人。
他拍下的攝影作品裡，蘊藏著許許多多的故事，有關家鄉的人、家鄉的景，更有關家鄉的過去與現在。
因為飽含深情，所以不論這些攝影作品出現在紐約、倫敦、東京或羅馬的展廳，還是出現在北京、上海或臺北的展廳裡，都能打動無數願意聆聽它們的人。
當這些用膠片記錄下的故事出現在2019索尼世界攝影大賽專業組發現類的獲獎名單裡時，那些在拍攝過程中產生的連結似乎又被重新描一筆，變得更加清晰可見。
原來這些都和我的家鄉有關--與故鄉的連結
張博原是土生土長的新疆人，但是這片土地太遼闊也太神秘。
在英國學習的過程中，對西域歷史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當看著大英博物館裡的陳列的玉石，或在書中讀到某位探險家在西域某處發現並帶走的一本賬簿時，他意識到“原來這些都和我的家鄉有關，都和從小熱衷的西域探險故事有關。”
他記憶裡最迷茫的那段日子，是2016年年末的時候。
他窩在幾平米的學生宿舍，看紀錄片《塔里木河》，片尾曲是帕爾哈提唱的 ‘Tarim’。
這首歌讓他的心湧起一股熱血，這股熱血無限的放大著他對家鄉的思念，想念“那八千多公里也許是我能長久遠離她的最遠距離了。”
新疆，好像很近，也好像很遠。
在和導師們的交流中，他意識到，在中國，我們從小就能接觸到“母親河”的概念，但在外國人腦海中並沒有把“故鄉”和“河流”聯繫在一起。
可是生長在烏魯木齊的張博原，也並不是很能感受得到這種與“母親河”之間的強烈聯結。
烏魯木齊是一座沒有河流的城市。
他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真正接觸過河流，因此他並不能很直觀的感受到——養育著大半新疆人的這條河流可能某種程度上同樣養育著他，也正是因為這部紀錄片，張博原開始思考自己的身份。
想回到家鄉，去尋找自己是誰。
就這樣，在看完最後一集《塔里木河》之後，他決定回家，去拍塔里木河。
當被問到除了這部紀錄片，還有什麼是促使自己選擇從倫敦回到新疆完成畢業設計時，他笑言：“我的胃實在太想家了，想念我的抓飯烤肉拌麵饢。”
從2016年年末到2018年末，《我的塔里木》從開始籌劃到編排成展的整個過程，是他尋找“身份認同”的一個段落。
四次前往南疆，從想要拍攝塔里木河到決定將拍攝的範圍擴至整個疆南；
從家裡人的反對，到最後一次和父親在南疆共同渡過十幾個日夜，對他而言，拍攝的過程，就是對家鄉的認知慢慢被補全的過程，更是他對這片土地擁有越來越多歸屬感的過程。
“一個人離開家鄉，有很多的原因；同樣，人們也帶著不同的原因回到家鄉。
對我而言，在家鄉的一段記憶，可以支撐我在外面的世界闖蕩許久，但當我在外受到挫折、遇到困難，不知道下一步該走向哪裡的時候，回家一定不會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家鄉是我的港灣，我回到這裡，並準備著時刻漂向更遠的遠方。”
他談及家鄉時的神態，不禁讓人感受著這條他和家鄉之間的連結完全不緊繃，但也完全不鬆垮。
但一個離開家鄉那麼多年的人，要回到新疆拍攝有關家鄉的故事，意味著要以一個記錄者的身份與家鄉的天和地，與那些完全陌生的人和事重新建立起聯繫。
這並不容易。
我永遠敬畏大自然--與自然的連結
當他分享他在倫敦拍攝的一場遊行時，“沒有防護”“站在遊行者與警察中間”“連續拍攝七小時”“對學攝影的學生而言並不是明智選擇”這樣的表述。讓我不禁發問：“現在想起來會後怕嗎？”他在回答裡說真正讓他害怕的並不是這些。
如果不是直面大自然的威力，人很難真的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一望無邊的沙漠公路上，下一秒面對的有可能是沙塵暴，也有可能，是一場來勢兇猛的大雨。
“我沒有想過塔克拉瑪干沙漠也會下這麼大的雨。”他說，“幾乎看不到邊界線的公路上，沿途的車也在附近停下熄了火，大家都躲在車裡，沒有人敢繼續開下去。”
因為大雨，被困在沙漠，這才是他每次想起來都會隱隱後怕的奇幻經歷。
這段經歷發生在他拍攝《我的塔里木》時，“我用攝像機拍下了當時的大雨，當回去回放見更多肉眼看不見的雨滴時，我才漸漸明白自己經歷了什麼。”
這場大雨，實實在在的讓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與力量。
讓他難忘的大雨或許不會再出現，但沙漠公路上出現的沙塵暴同樣讓他措手不及。能見度很低，明明是一條寬廣的大馬路，可就是不敢踩下油門。
“我到現在都忘不了，真的很害怕，但是也只有在這樣的沙塵暴裡，能感受到自己在和家鄉的大自然產生著強烈的碰撞與對峙。”
家鄉的天和地給這位試圖在這條路上尋根的年輕小夥下馬威，但與此同時，這片土地也並沒有對他太吝嗇。
“我找了兩年，終於找到一棵足夠特別的胡楊樹。”
他說的這棵胡楊，是一顆完全橫向生長的胡楊。“拍攝胡楊的攝影師太多了，我更想拍的是唯一的那一棵，所以兩年多我一棵樹都沒拍。”
從他踏上南疆之旅，數萬公里的路程，終於在2018年末，第四次的南疆途中，他找到了一直在等待的這一棵。
“某種程度上，我在尋找的這些 ‘獨一無二’ ，在我找到和拍下它們的時候，連結便產生了，是隻屬於我個人的連結。”
或許，當一個人真誠而執著的想要尋找什麼東西的時候，說出“算了，差不多就行了。”是很難的吧。大自然會給予你尋找的東西，也會偶爾給予你意想不到的禮物。
在他的作品《我的塔里木》中，有一組有關駱駝的攝影。
他說當他在沙漠公路上看到這些駱駝並拍下它們時，並不知道這樣的野生雙峰駱駝是極其稀有的野生動物，是不容易遇見的。
當時的張博原在為對自然萬物的熱愛、對家鄉一草一木的好奇下拍下了這組駱駝，後來回憶起和這些駱駝的相遇，便會覺得這就是這片土地對他慷慨的分享。
當我們能感受到彼此的真誠--人與人的連結
對張博原而言，在這趟“尋根”之旅中，這片土地對他更大的饋贈，是這片土地上真誠而又善良的人們。
一路向南，他遇見各式各樣的人，這些人們和他分享形形色色的故事，而張博原從這些故事中感受到的，都與真誠和善良有關。
這張照片裡戴帽子的這個男人，是他拍攝《我的塔里木》系列作品的轉折點。
這個男人講話時嗓音很低沉有磁性，聲帶振動的頻率好像可以讓周圍的空氣泛起漣漪。
張博原說自己從未聽到過如此深沉的聲音。
後來他才慢慢意識到自己對身份認同的訴求不僅僅來自於塔里木河作為母親河的概念缺失，而是源於整個南疆地區在生長過程中的缺失。
對於出生、生長在烏魯木齊的張博原而言，沒能近距離接觸過南疆人們的生活、沒有親身體驗過南疆地區的文化，是遺憾的。
在真正踏上南疆之前，他對南疆的記憶也僅僅是：南疆好像也一樣吃抓飯烤肉拌麵饢。
“我被他們身上的那種樸實和善良深深打動了。”在談及這張相片時，張博原說。
這是一對在沙漠與河流交界處放羊的夫婦，張博原在太陽快落山時遇見了他們，他停下腳步走上前：“這些是你們的羊嗎？”，陌生人之間的開場白總是這麼簡單又樸實。
作為攝影師的張博原並沒有在見到他們的那一刻拿起相機，他更渴望的是能和他們面對面的交談。
“這個男人話很少，但是我感覺得到他很智慧。”在語言並不相通的情況下，他和他們交換故事，並在離開之前拍下了這張照片。
在照片的註釋裡寫道：有時候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旅行拍照，不知怎麼就會遇到一些感覺很熟悉的人，像是原本就認識，只是沒有了印象。其實那並不是真的見過，它源自於一種原始的舒適感，一種人心險惡之人都完全理解並承認的乾淨與直接。在南疆的那些日子裡，是我能如此感覺最多的時候。
張博原的這組攝影作品似乎每一張背後都有一個獨特的故事，但當然也不是每一個故事都有關彼此信任與友好。“你會有被拒絕的時候嗎？”我問。
“當然有，而且很多。”
也是在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張博原在若羌的河邊取景時偶遇了這個姑娘。
取得一個陌生人的許可，並不是那麼容易，但是這樣的時刻太值得被記錄下來了，不然一定會遺憾。
張博原一路追著，反反覆覆幾次徵求後，對方最終還是給了鏡頭這般美好的笑容。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如果她能看到，我想她一定也會喜歡。”每看到這張照片，他都會感慨。
在他拍攝的這一張圖片中，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被感知地更加徹底。
“我為了取得他的拍攝許可，先用拍立得拍了一張照片送給他，他立馬就把手上的玉石送給我了。”
這位賣玉石的大哥讓他再一次感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血液裡流淌著的耿直與善良。
在張博原的南行途中，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們帶著各自的故事，定格在了他的膠片。人和人之間的連結時而簡單得只需要一個微笑，時而艱難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張博原為了能更好的和當地人建立起聯繫，跟著一個和田朋友學了幾句維吾爾語，“不多，但是夠用。”
畢竟任何人之間的連結，並不完全是依靠語言的。
微笑，表明來意，真誠且坦率。
當人們能感受到彼此的真誠，人與人的連結自然就會產生。
這片土地上不止有妙趣的故事，還有悠長的歷史。
在張博原的作品介紹中，可以看到對幾乎每一張攝影作品背後的追根溯源，我驚歎於他淵博的歷史文化知識時，誤以為他的相關知識都來自他走過的熱瓦克佛寺遺址、扎滾魯克古墓、達瑪溝小佛寺遺址還有都熱力古城。
但是他告訴我，並不完全是。
他是一個相信故事的力量的人，他對這些歷史故事的掌握，有些是先來源於他行走在疆南時聽來的在這片土地上口口相傳了幾代的故事。
他先聽到了這些故事，再去求證那些真正打動他的故事。
一些留得住的過往--與記憶的連結
在那些打動他的故事裡，一定要提司馬義·薩迪克的故事，這個關於奧爾德克的故事。
“在時間和歷史合併之前，人們可以清楚地感知時間的流逝，並能將歷史和時間區分開來。”
這句他最喜歡的引用——出自約翰·伯格《理解一張照片》裡的一段話——在形容司馬義老人的故事時，是再合適不過的。
司馬義老人是斯文·赫定在羅布泊探險的嚮導，小河墓地的發現者“奧爾德克”，也就是羅布人烏斯曼·烏馬克唯一的孫子。
張博原和司馬義先生的相遇，恰好也是因為張博原的想吃烤肉的胃：“我們在尉犁的一個烤肉店吃烤肉，翻到這個墓碑可能就在這裡，隨口問了一句烤肉店的老闆。
半小時內，我就站在了羅布人烏斯曼·烏馬克唯一的孫子司馬義老人的面前。”
他說這是屬於他的“熱羅姆時刻”，絲毫不亞於羅蘭·巴特看見拿破崙弟弟熱羅姆肖像照時的驚歎。
“這一刻就像是我的時空和斯文·赫定跟奧爾德克時空的延伸產生了交匯”。“我面對著一雙曾經看到過樓蘭古城發現者的眼睛！”
他在那一刻，看到了曾經，過去的時光與此時此刻在這片土地上面對的雙眼一同現身。
當時的司馬義老人“一身菸灰色細紋西裝套裝配著一雙落了灰的黑皮鞋，灰色條紋襯衣外套著灰色的毛衫”。
80多歲的這位老人不僅身體健康，記憶裡的情節也驚人的精準——司馬義老人在八十多歲的年紀竟依舊用漢語對答如流，且清楚並肯定地告訴張博原和父親每一個事件發生的年份月份和日子。
讓張博原難忘的，不僅是老人驚人的記憶力，還有一句當他們請求司馬義老人將他爺爺那尊雕像的位置告訴自己時，老人說過的話。
在考慮到老人年紀和身體而婉拒老人提出的帶路時，司馬義老人說：“你走的地方，我可以走！”
“它就像一句流傳多年的古老維吾爾諺語，簡短而鏗鏘。你很難聽到如此簡單明瞭的回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難。
從他出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羅布淖爾早已在世間蒸發，墳墓上的黃沙似乎已經為我們的“奧爾德克”蓋棺定論。
而我能做的，只是在這個世紀，不把他的故事遺忘。”
互聯網讓人的記憶不斷被新的信息所覆蓋，我們很難想象在這個人們依靠電子產品記憶的年代，還會有人像司馬義老先生一樣。
或許因為受到了更少的干擾，而對重要的信息如此精準且長久的記憶。
技術削弱著我們對時間的感知，它讓所有的東西都變成了數字。
不僅是記憶，相片也是一樣。
對張博原而言，比起一張張相片，更重要的是：這一刻這個人出現在這裡。
在第四次的南疆之旅中，他帶上了洗好的相片，重訪了很多曾經拍攝過的地點，試圖尋找時空留在膠片上與“此時此刻”之間的鴻溝。
“‘照片被拍下的那一刻和被觀看的那一刻之間有一道鴻溝’這句話是約翰·伯格說的。
而照片在回訪被拍下的地點時，那道鴻溝的空間感被剝離，留下的只有時間所帶來的變化了。”
“有的人當然已經走了，有的物品不見了，有的甚至連房子也已經拆走了，但是還有很多沒變，比如雕塑、比如陽光、比如熱情，比如口中烤全羊的鮮嫩和問候時臉上的微笑。”他寫道。
相片就是那個，可以留住“這個時刻出現在這裡的人”的東西。
相片就是那個，可以讓過去的故事變得有跡可循的東西。
但是，“‘相片”這個詞在慢慢淡出我們的生活，我們或許很快就要失去“相片”這個概念了。對於我們而言，照片不再有份量，不再是能拿在手裡觀看的東西。
現在的照片被存在手機裡，其實你觀看的並不是照片，只是一個會發光的屏幕而已，當屏幕變黑，圖像就變得無跡可尋。”他對相片有特殊的偏執。
“我不希望‘相片’這個詞消失。”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相片都洗出來，讓它們以看得見的方式存在。
幾次的南疆之旅，讓張博原一路看到了許多風景，見到了許多人，當然也聽到了許多的故事。而他尋求自己身份認同的旅程，仍然在繼續。
他現在在北京經營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問起未來的規劃，繼續尋根仍然是他想做下去的事:
“我希望還是能在新疆發現更多以前沒有察覺到的東西，接下來如果有機會或者合作的話，希望做一些有關新疆特色服飾的作品。
最近正在收集古代西域時期遺址和文物的文字圖片資料，尤其是石窟壁畫，將來回新疆會花更多時間用來拍攝和記錄這些遺址。
希望能認識更多在行業內的同胞，尋求一些拍攝許可的幫助，畢竟一個人的力量太弱了。
無論如何，我都會繼續用攝影講述這片土地的故事。”
這位一直想要在新疆“尋根”，花了兩年時間踏入南疆四次的新疆攝影師曾分享過這樣一段話：
時間不會給你答案，也不會證明一切，更不能證明你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時間只是給你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你要通過長久的努力甚至拼命的堅持來讓答案符合預期，讓結果是你想要，使選擇無後悔可言。
“你現在還會這麼想嗎？”我問。
“是的，我依舊這麼想，依舊想要努力靠近我一直在追尋的東西。”
是啊， 真誠可以被真誠感知，一路追尋的答案終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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