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大宋，我就想起了兩個人：一個是岳飛，一個是文天祥。下面的故事，或許你會有更多的感慨。岳飛的《滿江紅》就不說了，文天祥的《過零丁洋》，讓我記住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冊）”。
（一）重石山上“搞探訪”：蒲氏宗祠“大放異彩”
記得2016年9月，廣安市政協副主席賀宗飛率隊來渠縣考察交流“關於賨人的九個問題”，我必須“現場作答”。大意是“賨城肯定是在渠縣，廣安不要爭”（這已為2018年的考古發現所證實，陳衛東先生說:宕渠瓦當的發現，證實了宕渠城的存在）。不知是否滿意我的“答卷”，但宗飛先生表現出了“文人的雅量”。
2018年某天深夜，宗飛先生又發來微信說，他有了一本臺灣版的《渠縣誌》說“馮緄墓在雙石關”。我沒有查到“雙石關”的位置記載。“重慶”之名，得益於“雙喜臨門”（宋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皇子趙惇接踵於正月封恭王，二月受禪即帝位，自詡“雙重喜慶”）。我認為“雙石關”或者是“重石子”。於是，我帶領本土文史愛好者去“探訪重石子”。
我們攀上“重石子”山岩，四顧都是幽靜恬美的山野風光，幾乎無險可守，看來不可能設關。站在“重石子”上面往下看，“蒲氏宗祠”（古建築，達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在太陽的夕輝下“分外醒目”，與旁邊新建的三匯鎮重石村新村聚居點“古今一體、交相輝映”。我們就決定“一將兩便”，讓同行的博物館的肖仁杰館長給我們說道說道“蒲氏宗祠”。
（二）蒲氏宗祠“帝師堂”：全國宗祠“單獨一份”
在去瞻仰“蒲氏宗祠”的路上，“肖博士”就給我們來了一段“科普”。宗祠，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場所。上古時代，宗廟（宗祠）為天子專有，連“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都不能建宗廟。到了宋代，理學家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宗祠，這才有了“家族宗祠”如“雨後春筍”的局面。
宗祠，體現宗法制社會特徵，是族權與神權交織中心，宗子或叫宗正、宗直，不僅主持祖先祭祀，而且管理全族事務，在我們川東農村就叫“族長”。宗祠，往往是城鄉中規模最宏偉、裝飾最華麗的建築群體，而且注入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獨特而“顯眼”的人文景觀。
我記得《中國斷代史系列》（上海出版社）說過一些關於“宗廟祭祀”的“可笑的環節”：一是古代王族宗廟祭祀時，有牌位但無畫像（照片），必須找一個跟祖先長得很像的人來“扮屍”。遠古時期，祖先牌位，只擺到祖父（爺爺）輩。於是，所有人的“牌位”都“由其孫子所立”。
二是古代的人，可以不孝順父親，但必須孝敬爺爺及以上的祖先。我想當今這種“隔代溺愛”，是不是遠古孝順觀念的文化遺留呢？三是到了周朝尤其是秦漢以降，“父親”才被納入“孝敬對象”，這真有點不可思議。
蒲氏宗祠，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至清文宗咸豐元年（1851）年間，由蒲氏族人籌資，積30年之功建成。宗祠後面有一橫臥“巨龍”，名曰“重石山”，俗稱“重石子”。原有四殿（正殿、帝師堂、文昌殿、鼓樂樓）、四壩（內壩三個、外壩一個通稱“桅子壩”）。
壩內立有“直刺藍天”石桅杆兩根（據原《匯西鄉志》稱：民國十五年（1926）由族人蒲孟仁、蒲蘭州等倡導、籌資維修蒲氏宗祠，在外壩立石桅杆）。傳說，“立桅杆”時，電閃雷鳴、風雨大作，平地起水三尺，旋即雨止雲開、太陽出來、上空還有彩虹，就跟“宕渠出現九蕊禾”一樣，被稱為“祥瑞”而“記錄在案”。
宗祠，記錄著家族傳統與曾經的輝煌。“重石子”山下的“蒲氏宗祠”就把“蒲姓”的“得姓始祖”找到了“虞舜”。《萬姓統譜》記載，舜曾建都蒲坂（今山西省永濟西蒲州一帶），他的子孫後來又被封在這裡，後代就以受封地名為姓而稱蒲氏，故蒲氏後人奉虞舜為蒲姓的始祖。
是否其真？不敢確定。新朝皇帝王莽、奸雄曹操，都把自己說成“舜帝后裔”，有趣的是，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在史書上還很少有人把自己的祖先追蹤到“黃帝和炎帝的頭上”。
更有甚者，蒲氏還找到了“始祖舜帝”，還說遠祖“蒲依之”是“舜帝的老師”，因此宗祠內有“帝師堂”。“帝師堂”正殿中懸掛著木匾，匾中用金粉書寫“帝師堂”三個大字，殿前一聯曰:“作帝之師，我祖虞廷作典範；為王之佐，我家宋代著奇勳”。正是因為這副對聯，催生了《宕渠往事，從蒲氏宗祠說起》。
網上搜索“帝師堂”，“蒲氏宗祠”詞條就會“跳出來”。說明在全國姓氏宗祠中，唯渠縣三匯的“蒲氏宗祠”有“帝師堂”。但我總是有點不相信，他們“搬出的依據”是“有書為證”，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載：蒲依之乃舜時賢人，十八歲為虞舜之師，舜以天下讓，不受而去、不知所終。
其實，“師”最早多指“國都和軍隊”，“太師”是最高軍事指揮官，“京師”就是首都。從《中華斷代史》可以看出，遠古乃至夏商周，“師”都沒有“老師”的義項。當然，“蒲依之”和“舜帝”所處的時代也被史家命名為“傳說期”，“帝師之說”是不是真的，無法去考證了，那就“寧可信其有”，滿足滿足蒲氏族人的“虛榮心”吧。
（三）風流倜儻“蒲擇之”：舉起抗元鬥爭“最後戰旗”
供立的祖宗牌位上看出，蒲氏先祖蒲擇之系南宋紹定五年（1232）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宋寶佑五年（1257）任四川制置史兼知重慶府。蒙兵南下犯蜀，蒲擇之與練史胡載雲移渠州城禮義山(現三教寺)，抗擊元軍守土護民，頗有影響，載於史冊。
先來說一段傳說，這個傳說，就是說的“蒲擇之大人”。上節我們說的“重石子”，據說又叫“望夫石”。遠遠看去，像一個婦女揹著小孩正在眺望著遠方。這個女人，就是蒲擇之“第二個老婆”（當地大地主的女兒李氏）。這個小孩就是蒲擇之的“兒子蒲禮”。每年春節、清明、端午，蒲氏後人都絡繹不絕到石山下祭奠先祖。
翻看大宋的歷史，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安逸”。一會有“靖康恥”，一會要“抗金”、一會在“抗元”（抗蒙），最後江山都被蒙古人的鐵蹄“踩在腳下”。說到《南宋的抗元史》，不得不說到“四川制置使”這個“官名”，尤其是這個“官名基本還有個“後綴”——兼知重慶府。
因為當時的四川被蒙元軍隊弄得“殘破不堪”了，蒙元軍隊在成都“幾進幾齣”，多次血洗。實際上，重慶成為了四川的抗元指揮中心。
南宋理宗年間，南宋王朝的“日子不好過”。宋蒙戰場主要分為荊襄、兩淮、四川三個戰區。宋蒙四川戰火始於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的“丁亥之變”。蒙元軍隊“左右開弓”，在攻打西夏的同時派兵攻入四川。
到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全面突破了“蜀口”防線，所謂的“四川”幾乎“丟了三川”，只有川東川南等長江、嘉陵江、渠江等沿線還在“南宋的手裡顫抖著”，理宗“也無法可想”，只好在第二年改為淳熙元年（1237）。孟珙（南宋優秀軍事家）首先確定了重慶的邊防地位，提出了興建山城、屯兵屯田的戰略思路。
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年，兩淮抗蒙戰爭中戰績頗著的餘玠帶著滿腔熱情、意氣風發地來四川“履新”。他向宋理宗“吼了大話”：願假我十年，手擎四蜀之地，還之朝廷。他“說了大話”，也“放大招了”：採納播州冉氏兄弟的建議，制定了“守點不守線、聯點而成線”的戰略方針，在長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沱江及岷江沿岸一山築城“據險防守”（冷兵器時代才有險可守），構建起了一套讓蒙古人談虎色變的“山城防禦體系”。
胡昭曦先生考證結論：南宋抗蒙元時期的所築的山寨約有近九十處（無確數）。但是，史學家說：餘玠是一位“比岳飛、比竇娥還冤枉”的抗元英雄，因為不僅要流血，而且要流淚。皇帝聽信讒言，竟然在戰火緊急時“召他回京”，他憂憤難已，突然病死（服毒自殺）。
釣魚城即是山城防禦體系的核心，“奇絕英雄”張鈺（南宋末抗元名將）與釣魚城有“不解之緣”。18歲在釣魚城從軍，一直在釣魚城抗元，人稱“四川鳩將”。特別是開慶元年（1259），蒙哥汗率軍圍攻釣魚城，蒙哥被擊傷致死，被譽為“上帝之鞭”的蒙古鐵騎返回“爭奪大汗”，解除了“歐洲人的噩夢”。德祐元年（1275），張珏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景炎元年（1276）“升官”任四川制置使。
祥興元年（1278），在釣魚城部將趙安開城投降。張珏想“飲鴆自殺”未果，遂乘小舟東下，又想學“屈原沉江”被阻，至涪州被俘。至元十七年（1280），張珏自剄於安西，像不像“至死不屈的文天祥”？說到這裡，我都覺得“心痛一股”。
蒲擇之，一個投筆從戎的“文人”。紹定五年（1232）年，32歲“中了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寶佑三年（1255），理宗皇帝趙昀深感餘玠去職後的繼任者是“常敗將軍”，尤其是餘晦真是“滿身晦氣”。想起了“文臣”蒲擇之，叫他當“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這可以說是南宋渠州鄉人“官當得最大的”了，比北宋渠州的黎錞“黎狀元”（經學領袖、曾知眉州，三蘇故里）還要“大一蔑塊兒”。文臣鎮蜀，也很有一番作為，深遠的韜略、英勇的進攻、輝煌的戰果，都足以稱世。
景定二年（1261），蒲擇之坐密通蠟書羅顯（私通蒙古）被貶官黯然去職。也有史家說，同期大良城（廣安）守將蒲元圭投降蒙軍，也可能成為“蒲擇之被貶官”的重要原因。可笑的是，一直堅持抗擊蒙元的英豪，卻落得個“私通蒙古”的罪名，其冤也令人有“扼腕之嘆”。
朝廷拋棄了蒲擇之，但渠州的禮義城讓矢志抗元的他“有了用武之地”。蒲擇之與團練使胡載榮堅持抗元，守土保民。禮義山上刊立《練使胡將軍碑》，銘文：知軍都統連使將軍胡公全城卻敵記）。元至十二年（1275年），元軍大舉進攻，禮義城宋軍因彈盡糧絕，又加之採取“徵撫並舉”的兩面手法，元川東副都元帥張得潤拔下禮義城，殺渠州知州張資（有史料記為張需），收降軍民1500多人，南宋“最後一個抗元城堡”陷落（有說比釣魚城還晚兩年）。
此時，那個陸秀夫揹著小皇帝“跳海”的事件，已經被元朝君臣“嘲笑了好多年”了。昨晚看資料，抄了兩句：蒲擇之被史學家稱為“南宋抗蒙的絕響”，被文學家稱為“南宋最後的骨氣”。誠如斯言。
（宕渠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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