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書法家們~第346篇
【原創】一代經學大師，音韻文字歷算地理無不精通，卻困於科舉！
至戴震時，戴震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沒有走上舉業。戴震的父親戴弁在江西南豐做著小本生意，是販布的行商，勉強度日。戴震出生於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隆阜，休寧代有人才，文風很盛。雖然當地人以經商為主，但對文化從不放鬆，休寧當時也是個出人物的地方。休寧是“中國第一狀元縣”， 自宋嘉定十年（1217）至清光緒六年（1880），休寧出了19名文武狀元。同樣，戴震也是休寧的驕傲。
戴震自幼就是個讀書的種子。他聰敏且過目成誦，十歲的時候每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盡得《說文解字》。對《十三經注疏》，雖然不能全記，但是，經及注則無不能背誦。他少年時，跟從老師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老師：“怎麼知道孔子的話是由曾子轉述的？又怎麼知道曾子的門人記述了老師的意思？”老師告訴他：“是朱子說的。”戴震又問：“南宋矩周朝有兩千年之遙了，朱子怎麼知道的？”老師頓時無言以對，不禁讚歎“此非常兒也。”這是史書上有名的“戴震難師”，奠定了戴震尋根究底的考據的初發韌。
戴震十八歲時，隨父親客居江西南豐，跟隨程詢學習。程詢對他非常器重，程詢曾經對人道：“學以載道之人，我見的不少，像戴震這樣的，學能巍碩且有主見的人，我很難碰到。”戴震對程詢也很尊重，在文章裡必稱程詢為“先師”。戴震二十歲那年，偶遇年過六旬的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此後，戴震拜在江永門下，跟隨江永學習。戴震的學問得以大進，日後的很多成就都離不開這一時期打下的良好基礎。戴震二十二歲，就寫成《籌算》二卷；戴震二十四歲，寫成了《考工記圖注》；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了《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璇璣四遊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戴震三十三歲以前，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戴震碩學鴻博，此中可見一斑。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歲，因為家族中有豪強之人強佔了祖墳瑩地，戴震將其告入官府。但他的這位族中人，以金錢結交縣令，縣令反誣他有罪，他不得己，只好脫身離開休寧，“避仇入都”。來到都下時，戴震身無長物，行李衣服盡失，寄跡於歙縣會館，有時連一碗粥都喝不上，被紀昀、錢大昕等知道了，想法解困於他。吳思孝設法刻印了他的《勾股割圜記》一書；紀昀幫他刻印了《考工記圖注》一書，戴震因此名重京城。被吏部尚書王安國寓延聘，為其子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後的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
乾隆二十二年，三十五歲的戴震南下揚州，受聘於盧見曾幕府。見到了六十一歲的一代經學大師惠棟。這是乾嘉學風兩位開創者的第一次見面，一位是吳派宗師，一位為皖派領袖。倆人在此後朝夕相處中，更是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戴震閱讀到了惠棟的著作，和惠棟對學術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惠棟的學術觀點對戴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戴震與惠棟的揚州晤談，學術級別猶如南宋時陸氏兄弟與朱熹的“鵝湖之會”。不同的是“鵝湖之會”因雙方學術理念不同，最終不歡而散。而戴震與惠棟，在年齡上有近三十歲之差，加上戴震對惠棟的學術持相當的認可，他們的探討有了一致的取向，正如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中題道：“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很有學術意義。惠棟又與戴震不同，不同在對科舉的態度。當惠棟一發現自己的經學、史學觀點為八股排斥，而且被考官置疑時，他選擇的是從此退出科舉考試，用行動表達自己的反抗。而戴震則付出了近乎一生的代價，只為了證明一下自己。戴震二十九歲才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在鄉試中中舉，六次入京會試不第。戴震以科舉為正途，卻一次次的碰壁，以致他山西布政使朱珪處修《汾州府志》，為汾陽人王輯五做墓誌銘時，在墓誌中借題發揮，表達了自己的感慨，“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說雷同。學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他認為科舉之士，爭趨利祿，都是些沒有實學的人。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忙於科考。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接受了紀昀、裘日修的建議，遂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入京後，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乾隆帝下旨命他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鑑於戴震在《四庫全書》館中不可或替的貢獻，乾隆親自撰寫了一首御詩褒揚他：
悉心編纂誠堪獎，
觸目研摩亦可親。
設以《春秋》素臣例，
足稱中尉繼功人。
戴震五十五歿於北京時，連庶吉士三年的學習期限還沒滿，他的弟子段玉裁傷心道：“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戴震是繼顧炎武、閻若璩、萬斯同諸老之後的一代大師，學問不讓於前人。他一生著述鴻富，涉獵廣博，學問之精、之博，如高山，巍巍仰止；如汪洋，無可垠止。
戴震卒後，他的學生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其小學；曲阜孔廣森傳測算之學；興化任大椿傳典章制度之學；諸人皆為戴震弟子，薪火能傳，大幸也。
戴震最大的貢獻為哲學，雖然不為噹噹時人理解，但在他所著的《論性》、《原善》諸篇中，精微卓邃，於天人理氣，實發古人所未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他提出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他用古代唯物主義思想，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更進一步提出“古人言道，恆該理氣”，他認為氣是“道之實體”，理是氣在運動、發展變化中的“不易之則”。戴震認為，仁義禮智都是人性，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條理、秩序相對應的。
書法於他，就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僅此而已。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東原，又字慎修，號杲溪，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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