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菲利克斯·加塔利？

提到“精神分析”，也許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奧地利哲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其最為著名的一組概念——本我、自我與超我——將人的心理分為三個部分。精神分析領域中的結構主義流派突出同質性的結構，探求一種科學範式。而另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菲利克斯·加塔利（1930-1992）則試圖建立一種以感受和知覺為中心的“審美範式”。這一範式強調主體性生產，並且認為“主體會在生產的過程中偏離既定的結構和等級秩序，走向多樣性和異質性”。基於對審美範式的本體論思考，加塔利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混沌互滲（法語：chaosmose）。董樹寶教授在《混沌互滲》一書的譯序中解釋“‘混沌互滲’不是混沌本身，而是處於有限性與無限性、混沌與複雜性之間，是……審美範式的發生源”。

除了精神分析學家的身份，加塔利還是一名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曾經參加過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今天的推送為大家詳細介紹這位集思考與實踐於一體的法國思想家，包括其多領域的實踐經驗、與德勒茲的合作，以及以“主體性生產”和“機器理論”為代表的理論貢獻。

誰是菲利克斯·加塔利?

——《混沌互滲》譯序（代導讀）

當你拿起這本著作時，或許出於閒適的無聊，或許出於求知的好奇，或許你禁不住會問:誰是菲利克斯•加塔利?

菲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1930—1992)，法國當代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因與法國當代哲學家吉爾•德勒茲( Gilles Deleuze，1925—1995)合著《反俄狄浦斯》(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Anti-Œdipe，1972)、《卡夫卡:為弱勢文學而作》(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1975 年 )、《千高原》(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1980 年)和《什麼是哲學?》(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1991年)而聞名於歐美學界，成為法國當代哲學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合作者德勒茲的著作陸續被翻譯成中文，研究著作和學術論文日益增多，成為國內法國思想研究的炙手可熱的重要理論家之一。相比之下，菲利克斯•加塔利備受冷落，少有問津，雖有一些著作和論文提及加塔利，論及二人合著的著作，但基本上是以德勒茲的思想為中心進行研究，德勒茲的思想因作者署名的“馬太效應”大放光彩，而加塔利的思想基本被遮蔽在德勒茲的光環之下，沒有釋放出其應有的思想力量。如若研讀加塔利的著作，我們會體會到一種有別於“德勒茲與加塔利”或德勒茲的理論風格，感受到一種異乎尋常的思想強度。

加塔利的思想肖像

加塔利屬於“戰後一代”，早年曾積極進行過理論探索和實踐活動。他本來在索邦大學學習藥理學，中途輟學，接受讓•烏里( Jean Oury )的邀請參與創建他一生為之工作的拉博德診所，為拉博德診所撰寫了理論宣言，成為拉博德診所的理論旗手。在後來的訪談中，他曾這樣評價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在我看來，我那時有太多的‘立場’，至少四個吧。我屬於‘共產主義之路’( La Voie communiste )，隨後是左翼反對派;1968 年‘五月風暴’後，我心神不寧，寫過一些文章，如《左翼反對派的九個論題》。隨後，我參加了讓•烏里1953年在古爾-舍瓦尼( Cour-Cheverny)根據託斯蓋爾實驗創立的拉博德診所:我們試圖在實驗和理論上確定建制性精神治療的基礎(就我來說我試驗了‘橫貫性’和‘群體幻想’一類的觀念)。還有，自從拉康創辦研討班開始，我便接受了拉康的訓練。最後，我有了一種立場，或者是一種關於精神分裂話語的立場，我始終關注精神分裂患者，被他們所吸引。”由之我們可以看到加塔利思想的“多個維度”:精神分析、政治活動、團體工作，乃至後來的精神分裂分析、生態學、美學和技術哲學等內容。“如若人們想恰當地介紹加塔利，必須要記住他是一個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一名在拉博德診所工作了多年的精神分析師；他是一名文學批評家，是論卡夫卡著作的合作者;他是一名與哲學家吉爾•德勒茲合作的思想家，寫了一部質疑政治經濟學、人類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綜合性著作;他是一名積極分子，是法國私有自由電臺運動的推動者。”

1968 年，法國“五月風暴”爆發，加塔利積極參加各種抗議活動。“五月風暴”給他帶來了思想衝擊，也為他與德勒茲的相遇提供了歷史契機。“兩年半前，我認識了菲利克斯。他覺得我走在了他前面，他期待著某種東西......菲利克斯跟我談起了他已經稱之為慾望機器的東西:有關機器無意識、精神分裂無意識的整個理論和實踐構想。因而我覺得他走在了我的前面。”加塔利的理論和實踐不僅贏得了他的理論合作伙伴德勒茲的讚賞，而且為兩人的合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許多中心概念都是由加塔利提出來的。正是在加塔利的倡導下，他們開始對精神分析學進行批判，並形成與之相反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論。加塔利超越學院派哲學傳統的位置使他能夠在與德勒茲合作之後將對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直接關注融入德勒茲的著作之中，而加塔利多年的實踐經驗......更為他與德勒茲在合作中不斷地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兩人各自的理論探索構成了“德勒茲與加塔利”這一機器裝配的理論前提，他們相互化合，相互生成，分別成就了“德勒茲”與“加塔利”，因而不可以說加塔利只是德勒茲的追隨者！除了他與德勒茲共同撰寫的著作外，他獨自撰寫的著作 有《精神分析學與橫貫性 》(Psychanalyseet transversalité:Essais d’analyse institutionnelle，1972 年 )、《分子式革命》(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1977年)、《機器無意識》(L’inconscient machinique:Essais de Schizoanalyse，1979年)、《冬日之年》(Les années d’hiver，1980—1985，1986 年)、《三種生態學》(Les Trois écologies，1989年)、《精神分裂分析製圖學》(Cartographies schizoanalytiques，1989 年)、《混沌互滲》(Chaosmose，1992年)、《反俄狄浦斯論文》(Ecrits pour L’Anti-Œdipe，2004年)、《逃逸線》(Lignes de fuite. Pour un autre monde de possibles，2011年)、《什麼是生態哲學?》(Qu’est-ce que l’écosophie?，2013年)等，此外他還與託尼•內格里(Toni Negri )合著了《自由的新空間》(Les nouveaux espaces de liberté，1985年)等著作。

細究德勒茲和加塔利的風格，德勒茲似山，厚重不遷，加塔利似水，機智靈活，似乎與孔夫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相合。在寫給日本友人宇野邦一的信中，德勒茲闡述了他與加塔利的“二人寫作”，他將加塔利比作海，而將自己比作山丘。“抑或應該將他比作海:表面上總是變幻不定，始終光芒四射。他能夠周旋於各種活動，他睡得少，他遊歷，他不會停下來。他沒有中止。他具有異常驚人的速度。至於我，我更像山丘:我極少移動，不能同時進行兩件事，我的觀念是固定的觀念，而且我所具有的、罕見發生的運動是內在的。我喜歡獨自寫作，我不喜歡說話，除了上課，那時話語不得不順從其他內容。至於我倆，菲利克斯和我，我們可能進行一場棋逢對手的相撲運動。”加塔利的非學院派背景一方面使他少受所謂學術規範的鉗制，思想放蕩不羈，遊牧在層巒疊嶂的“千高原”;另一方面德勒茲也為他靈活多變的思想所折服，不斷地從他的思想世界裡獲得新概念，來實踐他的哲學理念，因為德勒茲認為哲學就是創造概念，而加塔利從不同的學科領域挖掘出形形色色的概念，供德勒茲進行創造和改裝。

如若我們試圖勾勒加塔利的思想肖像，他首先是一名精神分析學家，畢生從事著精神分析工作，日復一日地診治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不過他不再是一名弗洛伊德和拉康意義上的精神分析學家，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是一名精神分裂分析學家。他思考的不再是移情關係、俄狄浦斯情結等模式化問題，他診斷的不再是個體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他將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升到哲學和美學層面。他超越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模式和語言模式，探究了精神病患者與社會各個層面極為複雜的關係，他診治的是現代社會，診斷的是現代社會的“病症”。當結構主義者紛紛將主體性列入“罪惡”名單之時，加塔利反其道而行之，從生產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主體性問題，重新思考了啟蒙以來的“解放實踐”。如同福柯臨終之作《何謂啟蒙?》重新拷問了康德的問題一樣，他的臨終之作《重建社會實踐》也延續了這一思考，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為現代社會開具“藥方”，尋找定向的“羅盤”。

主體性生產

主體性生產是加塔利的核心主題，也是貫穿其全部著作的一條主線，成為他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的聚焦點。

在拉博德診所的精神分析實踐中，加塔利不斷地釋放出思想的光芒，孕育出新的思想。其中來自拉博德診所精神分析實踐的橫貫性理論，超越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移情理論，突破了分析者與被分析者的二元對立模式，是加塔利進行哲學思考和精神分析實踐的方法論，由此他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群體理論——主體群體和屈從群體。橫貫性理論後來頻繁地出現於加塔利與德勒茲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德勒茲和福柯的著作中得到了積極回應。德勒茲認為橫貫性還可以應用於左派理論與實踐，“以某種寬鬆甚至含混的方式來定義左派，由理論角度來看，它是對權力問題的不斷追索，表現為對資產階級概念的同樣抵制;而從 實踐角度來看，它是某種局部且特化的鬥爭形式，其相互關係與必要單位不再來自整體化或中心化的過程，而是如加塔利所言，來自橫貫性過程”。

當時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因為一個叫克里斯蒂瓦的東歐女人而風行於法國思想界，加塔利也從巴赫金的復調理論獲得思想靈感。他認為主體性是複數的、復調的，是個體、群體和建制相互作用的產物。在巴赫金看來，“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形成了一個多元共生的、話語叢集的世界，實際上就是一種多聲部的對話關係。在這種對話關係中，主體性是獨立自主的，具有自創生的功能，而且是有差異的，各有不同，“到處都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們內在對話的對語的交錯、和音或間歇”，“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在每個聲音裡聽起來都有不同”，這種復調主體性與橫貫主體性是同義的，體現了一種新型的對話關係，體現了人類最基本的相互關係。“巴赫金描述了作者與作品的沉思者[馬塞爾•杜尚( Marcel Duchamp )意義上的‘觀看者’]之間進行的主體化移情。在這一運動中，根據巴赫金的觀點，‘消費者’可以說變成了共同的創造者;因為審美形式只有通過孤立或隔離的功能的迂迴方式才能取得這一結果，以便表達質料在形式上變成創造性的。”巴赫金的這種闡釋暗含了一種“自創生”的理念，形式通過孤立或隔離功能實現了自主功能和自足需要，這種理論契合了加塔利主體性生產的思考，成為加塔利重新發現巴赫金的關鍵性原因——它關涉到創造的主體性和主體性特異化的訴求。

加塔利曾提出“三種生態學”，主張從環境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精神生態學來診治現代社會的病症。“如若不改變人的精神狀態，如若沒有進入後媒介時代，對環境就不會有持久的把握。反之，如若不改變物質和社會環境，也就不可能改變精神狀態。”加塔利認為有必要建立“生態哲學”( écosophie )，以便將環境生態學與社會生態學、精神生態學結合起來，為復調的主體性提供了可能性，為“多樣性對話”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後媒介時代的來臨也催生了這種復調的主體性和“多樣性對話”。他特別強調了當代主體性的基本特徵——複數性、多中心性和異質性，一個個體已是異質性成分的“多樣性”，主體性現象不僅體現在個人的界域(身體、自我)，體現了多樣性界域(家庭、社區和種族)，而且還體現在言語、書寫、計算和技術機器的所有主體化程序。“與其製造個人與社會的對立關係，不如融合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復調性交織，因此主體性音樂仍有待於創作。”復調主體性猶如一曲複雜的疊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異質性因素，創造了多樣性的、多聲部的世界。

機器理論

機器理論是加塔利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為他與德勒茲合著《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提供了理論基礎。加塔利一直被機器所吸引，併為之著迷，他早在索邦大學讀書期間就做過關於機器的課堂報告。他從具體的技術機器出發，重新審視了人與機器的關係，構建了一個紛繁複雜的“機器家族”:慾望機器、遊牧機 器、戰爭機器、革命機器，以及他借用喬姆斯基的、重新闡發的“抽象機器”。作為一名反結構主義的、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師，加塔利反對拉康的結構性能指理論，以機器反對結構，以異質性反對同質性，堅持不懈地發展了一種基於主體性生產的、本體論意義上的現代機器論(machinisme)，革新了我們對機器和審美的傳統觀念，走向一種新的審美範式。加塔利曾於1969年發表《機器與結構》，闡發了他對結構與機器的基本觀點，也成為我們研究其機器理論的起點。就結構而言，結構通過彼此相關的指涉系統來設定它的各個要素，而且結構本身還會作為一個要素關聯著其他結構，總體化的結構性過程通常束縛了主體，將主體行為含納在結構之中；而對於機器而言，機器偏離了主體行為，並在技術史上標示出機器的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時間化進程，摒棄了結構性規定的種種關係。

結構與機器的這一區分顯然針對拉康的結構性能指理論，批評了拉康式能指的專制特性和化約性特點，指出“能指就是符號論表達的資本化指涉對象、本體論多音性的巨大化約者”。不同於德勒茲，加塔利將能指的理論融入社會政治場域，提出了“能指機器”的概念，由此摒棄了弗裡德曼等社會學家所強調的人與機器的異化關係，“機器被轉到慾望的中心，人類殘留的姿態只不過構建了機器在個體的想象總體性之上的標記場所( le lieu de marquage )”，人與機器不再是對立的異化關係，人與機器的關係反而構成了慾望本身，形成了一種共存共生的關係，由此加塔利將機器與慾望關聯起來，開啟了從慾望的層面來思考人與機器的關係，從而提出了以生產為中心的、去總體化的慾望機器。他以“能指機器”來反對拉康的“一個能指為另一個能指再現主體”的經典表述，“恰恰從無意識的結構鏈脫落的能指將會作為再現機器的再現物起作用”，“機器的本質恰恰就是能指脫落的這種運作，能指作為再現物、‘分化者’、因果性中斷，相異於結構上確定的事物秩序......作為奇異物的重複，機器構建了主體性不同形式的單義性再現在一般性之於個體的或集體的平面的秩序之中的一種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這一觀點顯然受到了德勒茲的啟發，加塔利將機器定義為能指脫落的運作，從生產關係的角度來闡發主體性生產，將機器與奇異物的重複聯繫起來，“其中機器的原理本身擺脫了結構的假設，脫離了種種結構性聯繫”。

在《反俄狄浦斯》一書中，加塔利和德勒茲開始構建一種以慾望機器為中心的精神分裂分析，將機器定義為“流(flux)的中斷的任何系統 ”。不過他們也開始使用 “裝配”(agencement)這一概念，出現了“機器性裝配”(agencement machinique)、“慾望機器的裝配”等概念。從《卡夫卡:為弱勢文學而作》開始，他們以“裝配”取代“慾望機器”，分析了卡夫卡作品的“裝配”，使“裝配”成為精神分裂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裝配是各種物質關係和相應的符號體制之間的耦合，在橫軸上是內容和表達的相互作用，在縱軸上是界域化、再域化與解域化的相互運作。“在第一水平軸上，一個裝配具有兩個部分，一是內容部分，二是表達部分。一方面，它是身體/物體的、行動的、激情的機器性裝配，是彼此相互作用的身體/物體的混合;另一方面是表述的集體性裝配，關涉到行為和陳述，是被歸屬於身體/物體的非形體的轉化。不過，在垂直軸上，一方面，裝配具有那些界域性的方面，或再域化的方面，它們穩定了裝配;另一方面裝配還具有解域化之點，它們捲走了裝配。”在這一定義中，一個裝配存在著兩個不同的系列，一是內容或機器性裝配，一是表達或表述的集體性裝配。兩者彼此作用，相互紐結，最終訴諸抽象機器的運作。這一觀點源於丹麥語言學家葉姆斯列夫的語符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卡夫卡:為弱勢文學而作》“裝配”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尤其是“機器性裝配”成為加塔利探討機器理論的重要概念之一。

及至20世紀80年代，加塔利重新燃起對機器的理論激情。在各種新理論的激發下，他開始從本體論的角度來闡發機器理論。當時存在著“生機論的”“控制論的”“系統論的”機器論，從不同的維度來認識機器問題。其中系統論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瓦雷拉( Francisco Varela)將機器定義為“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關係的集合”，至於組成部分本身如何無關緊要。瓦雷拉區分了兩種機器，一種是“它生產的”機器，生產除自身之外的其他東西;一種是“自創生的”機器，連續孕育著自己的組織及其界限。不過，瓦雷拉把“自創生”的概念留給生物學領域，而將社會系統、技術機器等領域排除在外。在加塔利看來，瓦雷拉的這一區分為機器論 提供了一種新視角，也為加塔利的機器理論提供了參照。

加塔利認為“自創生”不僅僅出現於生物學領域，各種社會建制和技術機器表面上屬於“它生產”，如若從機器性裝配來考慮的話，它們就變成“自創生”的。不僅生物界存在著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問題，而且機器界也具有個體發生和種系發生的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機器界和生物界實現了重合。從技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各種機器經歷了漫長的、異時發生的歷史序列，以“塊莖”( rhizome )的方式實現了種系發生意義上的演變，由此機器在異質性的機器世界和特殊的本體論的交叉點上實現了自身的奇異化，構成了以各種技術機器、經濟機器、國家機器、宗教機器、審美機器和抽象機器為核心的“機器家族”。在個體發生的意義上， 各種機器總是出現磨損、故障和不穩定性，不斷地更新它們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組成部分，由此人—機器的相異性與機器—機器的相異性錯綜複雜地聯繫起來，在不同的組裝平面上實現了機器的再生性和奇異性。機器的這種自創生特點使機器擺脫了以異物同形原則為中心的結構，在現實的和潛在的機器相異性中就是一種“非人的”表述、一種原—主體的圖表(diagramme)。

一個機器性裝配要考慮各種各樣的組成部分:(1)物質的和能量的組成部分;(2)符號的、圖解的和算術的組成部分(平面、公式、方程、計算，它們促進了機器的製造);(3)人體的器官、神經衝動、性情的組成部分;(4)個體和集體的信息與心理表象;(5)慾望機器的種種投注;(6)抽象機器。這些不同的組成部分相互規定，相互作用，其中抽象機器發揮著核心作用，在一種力本論的驅使下能夠使這些組成部分進行異質化，最終實現本體論意義上的異質發生，實現了機器的自創生功能。我們以鎖與鑰匙作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鑰匙在物質化的、離散的形式與形式化的、圖解的形式之間開啟了鎖，鑰匙的剖面和鎖的剖面通過一種解域化的光滑構成一個機器性裝配。這種機器性裝配使鎖和鑰匙之間的關係不再是結構性的、同一性的，而是異質性的、相異性的。在這一點上，加塔利拒絕了拉康基於索緒爾符號論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而是走向了基於皮爾斯符號學的非能指理論，由之排斥形式化的主體性，探索一種過程性的、異質性的機器性裝配。

作為精神分析師的加塔利

作為一名精神分析師，精神分析實踐是加塔利哲學思考和審美研究的發源地，他批評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以來的科學取向，試圖構建一種基於主體性生產的審美範式。

在加塔利看來，過程性裝配對新的審美範式尤為重要。“過程性裝配與其說使審美範式邊緣化，倒不如說從價值的其他世界來看賦予審美範式一個橫貫性的核心位置，由之過程性裝配以自己的方式強化自創生的融貫性的、神創論的發生源。”自文藝復興以來，各種藝術運動不斷地衝擊著藝術審美的界限，更新了藝術的表達質料以及感受與知覺物的本體論結構，實現了突破性的審美創造，而這種新的審美範式關聯著存在的發生源和自創生機器，並與科學範式和倫理範式一起發揮作用。這種過程性審美範式之所以通過技術科學來構建，乃因為技術科學的機器語群本質上是創造性的，與藝術過程的創造性相連接，於是一種審美機器開始發揮作用，摒棄了有關機器的種種機械論幻覺。“在我所理解的意義上，機器論意味著一種自創生—創造的和倫理—本體論的雙重過程(‘選擇的質料’的存在)，這種雙重過程與機械論是完全不相關的。”加塔利由此對審美範式進行了本體論思考，認為藝術創造是一種“混沌互滲”( chaosmose )，經由有限性通向了無限性，體現了這種過程性審美範式的基本特性。

如何根據這種過程性審美範式和“混沌互滲”來理解藝術，這成為加塔利探討的重要問題。“‘混沌互滲’在藝術作品中的體現，作為潛在性與實在性之維，有限性與無限性的內在性意味著新問題 :不是‘它是什麼?’，而是‘它做什麼?’或者‘它生成什麼?’ 不是‘它再現什麼東西或思想?’而是‘它體現或表達了什麼樣的潛在性宇宙?’”加塔利之於“混沌互滲”的發問不再是“是什麼”的希臘式發問，而是凸顯了“混沌互滲”如何運作的問題。藝術與哲學、科學一樣 ，是混沌的“三個女兒”， 是“類混沌”。藝術家與哲學家、科學家一樣都在“繪製混沌”。哲學家從混沌帶回來的是“變式”( variations )，科學家從混沌帶回來的是“變量”(variables)，藝術家從混沌帶回來的是“變種”( variétiés)。

結語

縱觀菲利克斯 • 加塔利的一生與思想，他積極參加各種實踐活動，遊牧在精神分析、哲學、政治、美學、文學等諸多領域，以其獨特的行事方式與思考方式批判了以能指的霸權為中心的結構主義，摒棄了以科學範式為指向的精神分析，追求一種以審美範式為指向的精神分裂分析，實現了從結構向機器、從科學範式向 審美範式的轉變，革新了我們對結構與機器的認識，突出了主體性的復調性、過程性和自創生性，引導我們走向一種基於主體性生產的審美範式。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於拉博德診所。1992年8月，他心臟病突發，倒在了拉博德診所，溘然長逝，年僅62歲。噩耗傳來，朋友和親友們為之惋惜，感慨命運的不公。在紀念加塔利的文章中，德勒茲緬懷好友的思想，高度評價了加塔利的獨特貢獻，他寫道:“菲利克斯的著作有待發現或有待重新發現。這是讓菲利克斯活著的最好方式之一。”

注：題圖中左為德勒茲，右為加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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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互滲

Chaosmose

[法]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著

加塔利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

加塔利一生“遊牧”在精神分析、哲學、政治、美學、文學等諸多領域，他不是一名弗洛伊德和拉康意義上的精神分析學家，思考的不再是移情關係、俄狄浦斯情結等模式化問題，診斷的不再是個體意義上的精神病患者，而是現代社會的“病症”。當結構主義者紛紛將主體性列入“罪惡”名單之時，加塔利則反其道而行之，從生產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主體性問題，重新反思了啟蒙以來的“解放實踐”。

何謂主體性生產？什麼是戰爭機器、慾望機器、抽象機器？怎樣理解精神分裂分析？作為審美範式發生源的“混沌互滲”如何運作？在本書中，加塔利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以其獨特的思考方式批判了以能指的霸權為中心的結構主義，摒棄了以科學範式為指向的精神分析，以機器反對結構，以橫貫性理論超越移情理論，引導我們走向基於主體性生產的審美範式，開啟以審美範式為指向的精神分裂分析。加塔利的這些原創性思想在他與德勒茲的合著中佔據了核心地位，但為德勒茲的光環所遮蔽，尚未釋放出其應有的思想力量。藉由本書中的清晰闡釋和進一步深化，我們將體會到有別於“德勒茲與加塔利”的理論風格，感受到加塔利自身異乎尋常的思想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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