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承平日久，尚武之風消亡，勳官入仕被嚴格要求，最終走向衰落
引言：隋末唐初，剛剛結束社會動亂，社會階級發生重大，大量出身社會底層的人民，通過軍功爵制進入朝堂，一時間蔚然成風，但隨著國家一統，和平安定成為主流，勳官仕途前景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唐代初期，由於戰爭不斷，需要軍事人才衝鋒陷陣，並且關隴集團還保留尚武思潮，因此勳官待遇優厚、地位很高，由勳官入仕的機會也較多。但至高宗武周時期，勳官的境遇已經不同往昔，不僅入仕難度增加，而且即使獲得出身做官後，仕途前景也受到壓制。以下就從社會風氣與勳官制度的演變兩方面進行詳細分析。
尚武的社會風氣
隨著半世紀以來割據、戰爭結束，民族關係緩和以及經濟恢復發展，社會風氣至顯慶時期逐漸發生著改變。此時統治階層已經改變尚武政策，貞觀時期太宗親自教習府兵騎射，鼓勵實戰增強戰鬥力，但“顯慶以來，高宗聖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水隆中始以文章選士。”高宗身體長期抱恙，自然不能再親練騎射，武后參與朝政後更大力推行科舉，士人以詩文求取仕進漸始興盛，以至於“及水淳之後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遐久，寢以成風”，由此尚武之風開始衰落，文風漸盛。
到玄宗開元年間，唐已經承平日久、海內晏然。即便軍人勇武絕倫、請於韜略，無仗可打也是難以建功立業。這個時期社會中崇尚文教，追逐科舉以求功名仕進的風尚日益興起，“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仕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辰而周聞天下。”陳寅格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論進士科“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於唐高宗之代，即武專政之時，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可以看出科舉興起併成為唯一正途的整個變化過程，正與社會尚武之風變化相同。
此時以軍功入仕已經被習文作賦，徵文射策的科舉風潮取代，由吐魯番文書中可以看到，貞觀二十年（646）趙義深白洛州致西州阿婆家書，“在此親眷，皆悉知大兄得勳官雲騎尉，居子等悅不可言。”洛州與西洲遠隔千山萬水，但是獲得勳官的消息仍千里傳書，並且使得全家喜不自勝，可知貞觀時期由軍功獲得勳官的榮耀。而在之後這樣進取軍功以求功名的觀念已經消失，詩人李碩苦讀多年後於開元二十三年中進士，他在《放歌行答從弟墨卿》中寫到“小來好文恥學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潔寸祿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
從中可以看到世人求取功名、好文恥武的傾向，這其中社會對於兩者態度的鮮明變化正反映出尚武風尚的消亡。
勳官制度的演變
除了社會風氣變化之外，勳官本身價值也在漸降低。唐代初年，勳不濫授，統治者對勳官較為看重，因此在授勳官時，較為謹慎。但之後朝廷放鬆對勳官的管理，戰爭中將它作為鼓舞士氣的榮譽稱號大肆封賞。其實在貞觀年間便已有勳官濫授現象，貞觀二十年（646）二月“詔遼海，人無戰勳者泛加勳官一級”國家為動員士兵奮勇殺敵，向全部從軍者都賜予了勳官如此隨著授勳增多，所賞官職和土地自然開始受到制約。劉仁軌在上表中描述顯慶五年（660）以後朝廷徵兵時“軍將號令，並言與高官重賞”，然而實際上士兵卻“頻年徵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大約在高宗咸亨五年（674）以後，情況更加嚴重，戰士“授勳者動盈萬計。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當上省司又分支諸曹，身應役使，有類僮僕”。由此可看出當時軍功授勳非常氾濫，這就造成勳官之稱不斷貶值。之後唐政府對軍功政策進行調整，雖然對立軍功者仍許以勳賞，但儀風三年（678）年魏元忠上奏時指出當時“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數年紛紜，真偽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等格而不行、真假混亂的現象。總而言之，勳官“據令乃與公卿齊班，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狠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其地位不再如原來與公卿相提並論，而是在胥吏之下，世人因為其氾濫和多出身兵卒而頗為輕視。
隨著勳官數量增多，國家也開始對勳官入仕增加難度。在唐朝初年，勳官僅需一兩年便進入仕途，如韓仁楷從授勳為武騎尉至釋褐為殿中主事只用一年時間，而按照《新唐書·百官志》中得相關規定勳官則需要經過至少四年番上服役或納資才能成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文武散官還需繼續番上，才能取得銓選資格。並且文散官需要最少兩番，不通時務也不能參選，武散官還需最少八番或納資才能銓選，這樣通過勳官入仕最少也要經過六年時間，若官階級較低者，則需花費十幾年。
這些規定很可能就是在高宗咸亨五年（674）勳官制度改革後放出的政策，這使得勳官入仕放選年限延長，入仕難度也在增加之後相關史料較少，但是通過開元二十四年（73）國家頒佈的敕令來看，情況更加艱難，“王子未出閣者，侍講、侍讀、侍文侍書並取見任官充經三週年放選，與處分。習藝館諸色內，通取前資及常選人充經二年已上，選日，各於本色量減兩選與處分:左右衛三衛及五品以上子弟，經七年，雜衛三衛經八年，勳官經九年，並放選，與處分”從救令中可以看出，當時作為習藝館諸色內教的勳官，減去兩年還要經九年才可以放選那麼開元二十四年（736）後，勳官由番上服役成為散官，直至再次番上守選期滿取得銓選資格，即便是最快也需要十五年。
不僅如此，政府還頒佈一系列敕令，將勳官入仕者壓制在低等官僚中。神功元年（697）敕文略雲“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這也就是明文規定勳官出身者不得任京城清要官和三品以上官員之後更增加敕令，勳官“五品以上非恩制所加，更無進之令”，至此朝廷對勳官入仕後所充任的官職進行了嚴格限定，以此途徑入仕的官員基本被壓制在五品官以下，難以做至清官高官。而且由劉琴麗先生統計《唐代墓誌彙編》中二十一位勳官入仕者情況來看，高宗以後釋褐為文官多是地方州縣小官，還有一些中央事務官，武官則授予鎮將和果毅，這些官員能夠做到高官的很少，大部分都只停留在起家官上，至老也沒有升遷。
結語
隨著社會思潮與統治需要的改變唐代勳官起家做官的難度也逐漸加大。高祖太宗時統治階層崇尚武風，兼之作戰需要軍事人才，勳待遇較為優厚，勳官入仕成為實現社會流動的捷徑但高宗之後勳官人數增多，國家又崇尚文教，便開始在神功元年出臺政策，將官入仕者進行壓制，增長勳官番上時間，即使釋褐為官，也是官品較低並且難以升遷，多徘徊在低等官僚行列，之後更是進一步延長了勳官守選年限。
這些政策限制了勳官入仕者上升道路與仕途前景，也反映出軍功入者政治地位的低落。閱讀更多 設計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