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與非洲發展的互動：探源與辨析

李安山

內容提要 世界歷史與非洲發展呈互動關係。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非洲文明在多個層面上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非洲在近現代處於劣勢並受到各種傷害是當今發展落後的重要原因。非洲在人類起源上佔有優勢，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三角貿易和殖民統治在為資本主義提供原始積累的同時，也在非洲留下了諸多阻礙發展的負面遺產；非洲國家獨立後因襲與模仿他國發展道路的經歷並不成功；當前，重振自信心是非洲復興的重要條件。制定國家發展政策的自主性並將國家共識與人民利益統一是成功發展的經驗。非洲國家應該逐漸創造出適合自身歷史和現實的政治制度，將自主性體現在發展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以及政治危機的解決中，客觀認識國際援助的侷限性，真正掌握髮展的自主性，從而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作者簡介 李安山，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榮休教授（北京100871）。

人類社會的發展由兩種關係構成，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在對自然的認識、馴化和互動中，人類創造了各種生產工具與技術，也受到了自然的各種恩賜與懲罰。人與人的互動則使各種生產關係、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應運而生。在世界歷史的演進過程中，非洲對於人類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人類起源於非洲並向各大陸擴散；通過遷徙將自身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為人類文明多元化添彩；在奴隸貿易與殖民統治中遭受重大傷害的非洲對資本主義這一人類快速發展階段的原始積累付出巨大；在政治非殖民化完成而人類面臨著多重挑戰的今天，非洲在環境、資源、人力等方面正在為世界做出新的貢獻。在世界歷史與非洲發展的關係中，非洲時而主動，時而被動，兩者關係的互動十分明顯。

國人對非洲歷史知之甚少，對非洲為人類做出的貢獻知之甚少，對中非關係的歷史與現實及其重要性知之甚少。研究現實，需追溯歷史。本文力圖從歷史視角通過多層面展示非洲文明及其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並試圖解釋非洲在近現代處於劣勢並受到各種傷害致使當今發展落後的原因。通過對世界歷史與非洲發展互動關係的研究，筆者希望有助於世人對非洲的歷史及其文明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人類的起源與非洲

有關人類起源的證據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早期進化的人類化石，通過器物、工具和藝術品體現的早期人類行為，分子遺傳學解釋和對世界語言起源的探究。針對人類起源的研究，目前已提出3種假說。“多地區起源說”認為，現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個舊大陸的事件，現代人出現於有直立人的地方。智人在各大洲逐漸進化成現代人，並伴有基因交流。“走出非洲說”認為，現代智人產生於非洲，很快擴張到舊大陸的其餘部分，雖然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與智人前的當地人群雜交，但非洲現代智人取代了已存在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直立人和遠古智人。這些人群的遺傳根源淺，均來自晚近才在非洲進化出來的單一人群。“線粒體夏娃假說”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現代人起源假說，它基本上支持“走出非洲說”，但否認雜交的可能。根據這種假說，現代人群遷移出非洲並在數量上不斷增加，完全取代了當地已有的現代人以前的群體。移民與當地人之間的雜交可能性極小。

雖然仍有人類起源一元論與多元論之爭，但非洲在考古發掘、基因測試和語言溯源三方面存在優勢。第一，非洲發現的人類早期演變的頭蓋骨化石系列最為齊全（從2 200萬年前的類人猿到200萬年前的人類物種）。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與圖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前者指乍得北部沙漠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圖邁”（Touma），距今約700萬年曆史，後者稱為“千年人”或“千禧猿”（Millenniun Man），在肯尼亞中部圖根山區被發現，迄今約580萬年~620萬年曆史。第二，21世紀的分子遺傳基因研究為現代中國人起源於非洲提供了新證據。第三，語言學研究也可以推論出世界語言源於非洲。

古人類第一次走出非洲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約在180萬年前。能人（Homo Habilis）也可能走出過非洲，但暫時找不到化石來支撐研究。最早的古人類從非洲走向世界其他地區的線路是經阿拉伯穿過印度洋，進入中國後抵印度尼西亞。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人類大部分集中在亞熱帶地區。古人類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是智人（Homo Sapiens）。絕大部分智人分佈於東非，近年考古學家在摩洛哥也發現了距今約30萬年的智人化石。在南非也發現了迄今約33萬年的智人化石納萊迪人（Homo Naledi），這是智人的一個新種群，身材矮小，腦容量與南方古猿相近。後者的發現證明了東非智人與南非智人在非洲大陸的南端共同生活了數千年。目前的各方面研究發現說明，人類從非洲走向世界，開啟了人類的新生活。

非洲的古代文明

非洲是否存在著文明？答案是肯定的。記錄人類想象力的最早證據之一是巖畫。在非洲，人類巖畫的存量極大，非洲也是世界巖畫歷史最早的地方之一，超過1 000萬幅巖畫分佈在非洲大陸。僅在納米比亞，有關動物題材的巖畫已有27 000年曆史。這些巖畫與人類生存、審美和宗教有某種聯繫，反映的是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關係。古代非洲文明的另一個亮點是金屬冶煉技術，鍊鐵術從公元前約500年即已開始使用。由於這種技術在非洲非常普遍，以至於考古學家發明了“非洲鐵器時代”這一專有名詞。歐洲人夢寐以求的是在這裡提煉出來的黃金，青銅冶煉也成就了爐火純青的非洲青銅雕塑藝術。

古埃及文字、科普特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在非洲存在已久，還有尚待破解的蘇丹麥羅埃文字（Meroe）。此外，還有北非的提菲納文字（Tifinag），埃塞俄比亞目前仍在使用的蓋茲文字（Ge’z）和阿姆哈拉文字（Amhara）、東部海岸地區的斯瓦希里文字（Kiswahili）、西部非洲的豪薩文字（Hausa）、富爾貝文字（Fulbe）和卡努裡文字（Kanouri）的阿賈米文字體系（Ajami）。這些文字有的仍在使用，有的使用範圍小，有的則已失傳。以諾克文化為代表的赤陶和頭像雕刻曾在歐洲引起轟動，人們為它那巨大的表現力所震撼。非洲藝術風格對畢加索（PPicasso）、馬蒂斯（HMatiss） 、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亨利·穆爾（Henry Moore）等人的創作產生了極大影響。西方藝術評論家認為，“西非給世界藝術寶庫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美國評論家斯威尼指出：“非洲雕刻的傳統藝術是無與倫比的。”非洲音樂、舞蹈和文學為人類文明的百花園增添了各種奇葩。

大學是人類文化歷史的重要標誌之一。世界最早的大學中非洲佔3所，兩所位於北部，即今摩洛哥非斯的卡拉韋因經學院（859年）和埃及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972年）；一所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位於馬裡廷巴克圖的桑科雷大學（1327年）。人們熟悉馬可波羅（1254—1324），卻不識非洲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304—1377）。學界對蘭克和布魯戴爾等歐洲史學家十分熟悉，對14世紀在非洲產生的伊本·赫勒敦（1332—1406）這樣的偉大社會科學家卻知之甚少。他撰寫的《歷史緒論》這部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從方法論的角度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除了為人口統計學、社會經濟史以及社會學提供了方法論，赫勒敦還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不同的民族在習慣和制度上產生的差異取決於該民族提供其生存資料的方式。這一命題與馬克思後來提出的生產方式決定上層建築的重要論斷十分相似。

古埃及文明在學術界的地位已有定論。庫施國王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征服了埃及而成為第25王朝的法老。確實，目前的“國家”是用西方的話語和標準來定義的，人們對此習以為常。殊不知，在非洲大陸早已存在著具有固定邊界、武裝力量和法律的政治行為體。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曾與希臘、波斯和中國並列為四大帝國。被阿拉伯學者法扎裡於公元722年稱為“黃金之國”的加納帝國可隨時徵集20萬兵力的強大軍隊和4萬名弓箭手。馬裡國王曼薩·穆薩（1312~1337年在位）的麥加之旅，因攜帶大量黃金而導致開羅金價下跌12%。桑海帝國的阿斯基亞大帝（1493~1528年在位）的開疆拓土和制度建設使他青史留名。古代斯瓦希里城邦國家豐富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曾使各國的過客流連忘返。大津巴布韋遺址因其特有的風格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史前建築”。剛果王國的豐饒及權威地位使1642年來訪的荷蘭外交團不得不跪地拜見剛果國王。奧約帝國和阿散蒂帝國也曾依靠自身實力控制了當地的貿易。

奴隸貿易與殖民統治

非洲因其地理位置和黃金傳言被歐洲探險家盯上，隨後是傳教士的出現。非洲成為迅速崛起並擁有火器的歐洲列強擴張的目標，隨之陷入落後捱打的困境。歐洲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持續了400多年的奴隸貿易——一場違反人類道德標準且以非洲人為商品的強迫販賣勞動力的貿易。它始於15世紀中葉，當時葡萄牙探險家在西非海岸掠走第一批黑人奴隸，終於19世紀70年代末期。奴隸貿易對非洲和歐洲的影響截然不同。它確實為歐洲和美國工業革命的原始積累輸入了大量財富，給非洲帶來的卻是無法估量的損失——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結構，使其喪失了自身發展的機會、動力和實力。

首先是貿易重心的轉移。跨撒哈拉長途貿易由來已久，由柏柏爾人開發的地區貿易形成常用通道。長途貿易與各種內陸貿易通道充分彰顯了自古以來非洲本土的經濟能動力。伊斯蘭教隨著貿易傳到西非，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路線的機制化。然而，奴隸貿易將貿易重心從薩赫勒地區轉到大西洋沿岸。其次是奴隸貿易帶來商品內容和交易形式的改變。以前的長途貿易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引進（如鹽）和奢侈品（如黃金）的輸出，現在則是人口販賣。以前的貿易是非洲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和平交易，商站是雙方交往的聯絡休息點。奴隸貿易將交易變成了血淋淋的掠奪方式，有時直接導致王國或村落的摧毀或家族的滅亡。在這場浩劫中，“非洲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出口總額就達到l 540萬人。”更重要的是，這些被抓捕和運走的人正是非洲社會的青壯勞力。此外，發展停滯、技術中斷、人性泯滅、心理創傷、不信任感產生、安全感喪失等，都是奴隸貿易帶來的消極後果。

面對殖民瓜分的威脅，剛果王國、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亞、阿散蒂、馬達加斯加等國進行了“現代化”改革嘗試。除埃塞俄比亞以外，多以失敗告終。隨之而來的殖民統治給非洲帶來的消極後果反映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層面。殖民統治使國家構建或帝國鞏固過程被打破，並逐一淪為殖民地或附屬國，政治制度被扭曲或強加。單一經濟作物製成為非洲經濟的基本特徵，非洲被宗主國以超經濟手段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從自給自足轉入經濟作物生產，為資本主義國家提供各種原料。殖民統治打斷而非促進了非洲的技術進步。“歐洲傳給非洲書面和口頭的技能充其量是傳播方面的，而不是生產和發展方面的。”殖民機構的政治壓迫為經濟剝奪提供了各種便利。正是在這一階段，歐美經歷了人類歷史發展最快的階段，建立了對非洲的絕對優勢。在種族主義基礎上建立的西方價值觀在非洲佔有主導地位，非洲的社會結構遭到破壞，對文化價值觀的自信心因此受到摧殘。殖民統治者製造出似是而非的種族差異，劃定出各種邊際和界限，確立了各種不平等的制度，灌輸各種觀念和意識以強加殖民統治的合法性。非洲人民的自尊受到極大打擊，同時失去了自我發展的機會。

殖民地是一種一分為二的世界——征服者/被征服者、宗主國/附屬國（地），殖民者/被殖民者、統治者/被統治者。殖民統治時期對非洲的關鍵影響之一是非洲大陸依附特徵形成，從而使得獨立後大部分國家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殖民統治給非洲留下了各種歷史遺產。從歷史角度看，這一時期建立了相對持久的和平與穩定，人口增長成為一個典型特徵；絕大部分獨立國家的地理形狀基本確定；一些殖民地引進了各種新體制（文官制度、法律制度等）和職業軍隊。然而，非洲這一時期遭受的最大傷害是失去了主權，從而使非洲人民在發展過程中失去了諸多機會。正是在這一時期，非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新型民族主義。人們在借用“平等”和“自由”這些西方鼓吹的概念同時，提出了民族之間應追求平等地位和殖民地人民要贏得獨立自由的理念。這些理念成為引導非洲人民爭取獨立的主要精神動力。

非洲發展的因襲與模仿

非洲獨立國家繼承了兩種遺產：傳統社會遺產和殖民制度遺產。殖民統治被推翻為新獨立非洲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先決條件。然而，殖民主義的終結決不會自然導致成功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獨立後的非洲面臨著各種挑戰，主要包括三方面：現代國家的管理、經濟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和國家-民族的建構。非洲國家曾一度對自身發展充滿希望，冷戰卻使非洲陷入兩難境地：因襲西方宗主國的發展模式還是模仿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當然，尋求不結盟道路是另一種戰略。坦噶尼喀共和國總理尼雷爾於1961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指出，坦噶尼喀的發展遵循四條基本原則：關注實現世界和平，繼續堅決反對非洲大陸及其他地區的殖民主義，爭取非洲統一，遠離世界上的衝突。這些原則代表了諸多非洲獨立國家的意願。面對被意識形態割裂的國際社會，非洲國家只有奉行不結盟政策，在主觀意願上遠離各種國際衝突，才能保持自己國家的主權和獨立。

非洲國家處於兩個陣營對立的國際環境裡。蘇聯努力宣傳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關聯性。赫魯曉夫指出：“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民族解放運動反過來又加強了社會主義在反帝鬥爭中的國際地位。這種關於歷史發展的真正的列寧主義觀念，是各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國家制定政策的基礎。而這一政策的目標是：要加強與那些為獨立而鬥爭的人民以及那些已經贏得獨立的人民結成的緊密聯盟。”非洲的新領袖們一度似乎對社會主義更感興趣。因此，將共產主義擋在非洲門外成為當時美國對非洲戰略的主題。

非洲國家都希望保持真正的獨立地位，但英、法等殖民宗主國則極力維護自身利益，美國則希望通過其他方式在非洲大陸建立自己的利益範圍。正是西方這種對非洲獨立意願的擔憂或恐懼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以及隨後的一系列謀殺、軍事幹涉和陰謀，如法國警察對摩洛哥獨立運動領導人梅迪·本·巴爾卡和喀麥隆人民聯盟領導人的暗殺，美、英、比利時支持對剛果（金）第一位民選總理盧蒙巴的槍殺，葡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阿米卡爾·卡布拉爾和蒙德拉納及其戰友的被害，以及加納總統恩克魯瑪被西方操縱的軍事政變推翻等。

獨立以來，非洲的政治發展經歷了穩定-動盪-穩定的過程。一些國家照搬資本主義制度，一些國家模仿社會主義道路。然而，這些嘗試並不成功。目前，非洲國家確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然而，這些都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尚未建立，非洲政治變遷的內外條件有待完善。客觀地說，非洲國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和問題並不僅僅是非洲人自身的責任。非洲國家獨立以來，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為了自身的利益，從各個方面對非洲的發展施加影響，為這些國家制定發展計劃，並以提供支持或援助為藉口迫使非洲國家接受西方的制度設計和發展規劃：從“現代化”理論到發展戰略，從“伯格報告”到“華盛頓共識”。在各種壓力下，非洲國家不得不按西方意志進行各種並不適合國情的“改革”。而這種嘗試失敗之後，誰受到指責呢？並非那些導致各種發展計劃出籠的西方“專家”，而是非洲各國領袖或人民。這是很不公平的。

確實，非洲國家的領袖也應承擔責任。聯合國原秘書長科菲·安南指出：“把這些弊病推到往昔和外來者們——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奴隸貿易，推給這個極為不公平的世界上財富和權力分配不平衡，這是容易的事情。但是，這並不能推託我們當今非洲人的責任，從我們自己的責任到我們自己以至於我們的孩子們，都不能寬恕。”在客觀條件有所限制的條件下，領袖、政治家和官員決定一切。非洲需要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家們，他們應該將民族前途作為自己的責任，願意與全體民眾一起努力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

非洲發展自信心的重振

2000年，《經濟學家》雜誌以《無望的大陸》（Hopeless Continent）作為封面標題，表達了西方學者對非洲失望的態度。2011年，《經濟學家》雜誌意識到11年前的荒謬判斷，指出：“自從10年前《經濟學家》雜誌不無遺憾地將非洲稱為‘無望的大陸’以來，非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以《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為封面標題，表明非洲在重新引起世界關注。

從洛美會議開始的一系列會議制定的貿易政策，是要確保非洲、中美洲和太平洋地區國家出口初級產品到歐洲加工。由於這些加工產品的附加值隨深加工而提高，歐洲公司對為這些地區的製造業投資缺少積極性。諸多非洲國家認識到工業化對解決就業和提高民生水平的重要性，一直在推進貿易以實現工業化，改變單一出口原材料的經濟模式，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通過出口加工製成品，推進經濟多元化。這也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致力於推動的目標之一。2012年，聯合國原秘書長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進步小組發佈《非洲進步報告》指出，全球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中7個在非洲，7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過去10年來經濟增長率超過4%的國家。聯合國非洲經委會的年度報告從2013年起開始強調工業化，每年選擇不同的相關主題：2014年為“機動的工業政策”，2015年為“貿易與工業化”，2016年為“綠色工業化”，2017年為“城鎮化與工業化”。

在“2016年全球智庫評選”中名列全球私營智庫首位的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從2010年起發表了多篇有關非洲的報告。《獅子在前行：非洲經濟體的進步與潛力》（2010年）打破了西方對非洲的一貫悲觀看法，肯定了非洲大陸近年來出現的持續經濟增長態勢。《工作中的非洲：創造就業與包容性增長》（2012年）指出，非洲國家應確定一個或多個具有全球競爭優勢或是能滿足國內強勁需求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2013年有關非洲數字化潛力的報告認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互聯網發展潛力巨大。《獅子在前行II》（2016年）指出，除了北非地區和一些石油輸出國外，其他國家2010~2015年經濟增長率為4.4%，高於2005~2010年的4.1%；未來五年非洲仍將是僅次於亞洲的經濟增長地區；製造業在2025年將翻番，大眾消費將快速增長。《獅龍共舞：非洲與中國如何密切結合，兩者的夥伴關係將如何發展？》（2017年）通過調研8個非洲國家的1 073家中國企業，預測未來中國對非投資將以更快速度增長。

另一方面，非洲民眾對國家發展充滿希望。2013年，皮尤公司的“全球態度項目”對8個非洲國家進行了問卷調查，以瞭解民眾對國家總體發展趨勢的看法。儘管面臨挑戰，但非洲人民對前景基本樂觀。2015年，皮尤又對9個非洲國家的9 062名非洲居民進行抽樣調查，48%的非洲受訪者看好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景，與發達國家民眾的態度形成強烈對照。尼日利亞人對政府信心滿滿，其他8個國家受訪者中78%的人對政府持有信心。2016年的皮尤在南非、尼日利亞和肯尼亞三國的調查發現，大部分非洲民眾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2017年皮尤中心的民調問題是：“你如何描述今日——典型、特好還是特差？”非洲民眾對國家的發展普遍比歐洲民眾樂觀。

以上統計不能排除非洲人的樂觀天性，但調查結果多少反映了他們對自己生活及國家前途的真實感受。2019年皮尤公司的民調錶明，尼日利亞、南非和肯尼亞受調查者對自己國家經濟狀況有所不滿。近年，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給非洲國家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一批以原料特別是油氣出口為主導的單一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遇到極大困難。這一點不容否認。

2019年7月10日，坦桑尼亞前總統基維特在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發言中表達了非洲大陸在變化中的全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讓我重申一下，非洲在各種直接影響其利益的全球問題上，沒有也不願意退居次要地位。考慮到有相當多的成員可供其支配，非洲的集體機構在全球任何一輪談判中都非常重要。支持氣候變化談判、多邊貿易體制、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聯合國改革的立場充分證明，非洲大陸正在積極吸引其他全球行動者以建設性的方式解決問題。此外，非洲行動者應繼續在全球努力，為促進、恢復和維持非洲大陸內外各種充滿衝突的地區和平的過程中做出貢獻。對和平與安全的全面關注不應削弱非洲在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行動者進行各種接觸時的自信。”這是非洲人的自信，這種自信不是憑空而來，而是產生於對世界歷史與非洲發展互動的認識，也是一種自主性的表現。

餘論：非洲發展的自主性

世界的發展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一個顯著特點：對外堅持制定政策的自主性，以服務國家利益為宗旨；利用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各種社會力量，不受制於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聚焦於有利於民生的發展項目，從而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這種發展戰略以國家共識與人民利益的統一為準繩，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央集權政府在發展初期的優勢，如梅萊斯時代的埃塞俄比亞、多斯桑多斯時代的安哥拉，以及當前卡加梅主政下的盧旺達。埃塞俄比亞前總理梅萊斯在他未完成的伊拉斯姆斯大學碩士論文中對“無選擇民主”（No-choice Democracy）導致派別競爭並極力掠奪國家利益這一現象表示擔憂，指出國家在歷史上對加快發展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埃塞俄比亞的學者奧克貝（Arkebe Oqubay）敏銳地認識到：“從干涉主義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來看，東亞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對非洲而言可能更有借鑑意義。”

馬克斯·韋伯曾將權威概括為3種類型：傳統的、神魅的和法理的。第一種權威來自傳統，代代相傳無可非議。第二種權威來自個人超凡魅力即超群能力，是建立在人們對領袖非凡才能的崇拜和敬畏之上。第三種權威是法制或理性的，權威根據法律程序產生且服從法律，這是理性選擇。然而，這種分析難以解釋非洲國家的權威。一些非洲國家的王權並非上述權威中的一種，而是多種因素的綜合。非洲歷史上具有自身特點的政治機制已引起非洲學者的重視和研究。耶伊關於早期索馬里赫爾習慣法的研究分析了酋長權力的合理性及其合法來源，認為赫爾習慣法的政治哲學對當今社會有所啟示：達成共識的機制；通過平等原則和代表制模式促進所有成員群體的融合並賦予其權力；達成有約束力的決策前允許發表所有觀點的民主決策程序；優先考慮正直和學識，而非世襲、金錢和權力的領袖選舉模式；不同機構之間的權力分享原則；通過肯定少數群體實現權威的象徵和統一；培養年輕一代履行公民職責的公民教育體系；利用神話和宗教信仰使制度合法化，激發對法治的尊重。其研究揭示了內生式民主制度在非洲復興的可能性。“索馬里可以利用其制度崩潰的時機，基於赫爾習慣法的道德規範，從頭開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吉布提則可以利用當地盛行的兩種民主習慣法（丁卡習慣法和赫爾習慣法），設計出合適的機制，實現有效治理。”

從目前的發展看，諸多非洲國家的民主體制雖然給予民眾意見一定的表達空間，但引發的問題顯而易見。這種非此即彼與零和遊戲的競選制度導致非洲國家政治力量分裂，民眾分別支持各派政治勢力。政黨競選促使政府更替，制定和實施國家長遠戰略幾乎無望。各政黨的訴求成為上臺執政的砝碼和爭取選民的手段，也是與對手競爭的重要依據。在此基礎上，不論前任政府的發展戰略如何有效，直接反對前任政府的舉措成為最有效的競選手段。這種被西方強推的制度不適合非洲。由此，一些非洲學者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民主沒有任何下注的非洲國家將選舉組織和資金的包袱甩給施主們。甩包袱的邏輯很簡單：因為施主們要求選舉，所以他們應該為此買單。由於大多數非洲國家越來越多地認為選舉不過是擋住施主們監視目光的儀式表演，他們對於資助和管理選舉的內在機制的投資只不過是敷衍了事。這就是為什麼每次選舉之際，這些國家就瘋狂地要求施主們為選舉出錢，在一些情況下，如果施主們的資金不夠充足，這些國家就推遲選舉。”雖然人們對這種制度的缺陷有一定認識，但根深蒂固的西方影響使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現狀。然而，已有學者對這種民主提出了懷疑或是對不同制度表示關注和敬佩。2019年皮尤公司民調錶明，非洲民眾質疑西方“民主”的聲音日增。

建立具有非洲自身特點的制度尚有待創新。2010年，時任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向亞歷克斯·德·瓦爾解釋了他在接管政權後的頭十年政策形成的背景。“新的世界秩序顯而易見，特別是在這個地區，而我們對這些變化感到困惑。獨立界線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因此，我們為了避免太多的私有化而放手一搏。” 梅萊斯在碩士論文中所指的“民主發展型國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包括以下因素：發展首先是一個政治過程，隨後才是經濟和社會過程，發展就是一切；市場機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新自由主義範式不允許技術能力積累，而這正是發展的核心；需要一個積極的政府在發展中起重要作用；發展型國家的民主可以實現。“即使一個發展中國家只關心加速增長，它也必須建立對其努力至關重要的高社會資本。它將不得不杜絕資助和尋租。這些都是同樣的東西，為相對不受資助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當（發展型國家）完成其使命後，它將破壞其自身的社會基礎，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民主或自由民主聯盟。他認為，強大的發展型國家是人權的先決條件，埃塞俄比亞需要首先確立這些條件。卡加梅政府為了重建和培育盧旺達民眾的國家認同和共識，通過借鑑歷史文化傳統，豐富和推進國家的發展計劃，創制了一系列本土解決方案，其特點是注重自力更生、強調本土特色、妥善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注重安全與穩定、堅持公平公正、強調和解和諧、協商政治、有為政府、開放意識、傾聽底層民眾呼聲，將有益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力量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可操作程序或機制，獨立自主勢頭正日益增強。

非洲國家的自主性體現在發展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以及政治危機的解決。非洲聯盟於2015年通過了《2063年議程》，包括非洲發展的七大願景和17個具體行動領域，隨後通過了第一個十年執行規劃，提出到2023年要實現的20個目標和13個旗艦項目。非盟還提出了自身在聯合國2015年後議程上的共同立場。近年來，津巴布韋等國政治危機的自主解決有力地維護了國內和平和地區穩定，標誌著非洲自主決定本國事務、自主解決本國問題的能力顯著提升。非洲國家的自主性也表現在對外關係上。美國於2007年成立非洲司令部，儘管有幾個非洲國家與美國關係較好，但美國最後卻難於在非洲為非洲司令部找到一個落腳處，該司令部只能設在斯圖加特。在政治-安全領域，非洲在與聯合國合作、抵制國際刑事法院、處理非洲內部政治安全事務等方面均強調非洲自主權；在與歐洲聯盟的雙邊關係上，非洲國家的自信也在逐漸表現出來。此外，非洲大陸自貿區協議的通過從另一個方面也是非洲國家自信心的體現。儘管自貿區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協議的達成為非洲一體化的推進鋪平了道路。

在非洲發展的過程中，外來援助成為一種重要因素。由於現代國際體系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每一個民族國家根據自身利益與他國打交道也在情理之中，援助不失為一種有效工具。然而，為什麼西方對非洲的援助並未使非洲擺脫貧困，反而使這個豐饒大陸越來越窮？關鍵在於，西方將自身在非洲的政治、經濟和外交目的披上了“援助”的光環。西方援助的目的不是為了受援國，而是為了自己——實現全球戰略意圖，賺取自身出口產品的高額利潤，在受援國培植代理人，促進自身企業在受援國的投資利益。提供援助時援助國往往附帶損人利己的條件。例如，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借貸條件上強迫加納開放國內稻米市場，加上世貿組織的不公平貿易規則，以致大量受美國補貼的稻米進入加納。儘管加納農民生產的糙米營養價值較高，但加納人寧願選擇從美國進口的廉價米。由於發展的困境以及為了得到發達國家的援助，受援國往往不得不在“失語”的情況下接受援助國的各種條件。從受援國的角度看，它們一定要樹立自主性的原則，即在接受援助時，寧可放棄援款，也不能放棄主權，且應該通過接受援助而達到逐步自力更生的目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從依賴援助到擺脫援助是必經之路。

2015年4月22日，聯合國原秘書長科菲·安南作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學者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他提出了構建一個和諧社會的三大根基：和平與安全、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發展，以及人權與法制。“雖然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有自己不同的國情和特點，但我認為這三大根基是建立一個成功社會的關鍵。這是安南先生對處於世界動盪中的非洲大陸建立和諧秩序的期盼。

中國與非洲關係發展前景廣闊，中國的非洲研究任重道遠。中國學者要做到充分總結歷史經驗，認真探索歷史規律，努力把握歷史趨勢，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發展與文明互鑑，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做出貢獻。

（原文請見《西亞非洲》2020年第2期）

閱讀更多 西亞非洲 的文章

關鍵字: 國創上頭條 文化 世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