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對話張文宏導師翁心華，他給“張爸”打這個分
上觀新聞 2020-04-03
晨霧 / 轉帖
摘要：從戴自英、翁心華，到張文宏，三代講真話的醫生。
17年前，非典暴發，華山醫院感染科翁心華教授擔當上海市防治非典專家諮詢組組長。
17年後，翁心華的學生張文宏成為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翁心華對張文宏說：“你不要有顧慮，衝在前面盡力去做。我和我們科就是你的依靠。”
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獨家專訪時，翁心華說：“我們華山感染科的傳統就是講真話，做真實的醫生。講真話，不是譁眾取寵說大話，而是基於專業主義與科學精神。”
翁心華（左）與張文宏合影
喊停四環素的魄力
上觀新聞：您是哪一年進入華山醫院感染科的，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冷門的專業？
翁心華：我是1962年從原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進入華山醫院的。人事科本來想安排我去外科，但是我想做內科醫生，當時正好有個分配在傳染科的醫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換了，很幸運地加入了戴自英教授的團隊。
當時傳染科的工作條件很艱苦，因為經常要接觸肝炎病人，必須頻繁洗手，老師告訴我們至少洗三遍。冬天的水是刺骨的冷，手都洗熱了，水還是冰冷的。但是在傳染科工作我還是覺得非常快樂。
上觀新聞：苦中之樂從何而來？
翁心華：我們科室的氛圍非常好。戴自英主任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博士生，他的老師是青黴素發明者之一、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弗洛裡教授。1956年，戴自英創建了華山醫院傳染科。副主任徐肇玥教授不僅醫術精湛，而且為人非常謙和，他們二人配合得很默契，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學科平臺。
戴老是我們的偶像。他的臨床思維過人，疑難病人到他的手上，他都有方法解決。“文革”結束後，戴老恢復工作，全國各地的進修醫生都來我們科學習。小小的辦公室裡坐滿了人，大家都想跟著他查房、學習。他經常受邀去全國講課。有一次，他到北京的一座體育場講合理應用抗菌藥，年近70歲的他一口氣從早上8點講到12點，整整4個小時，沒有稿紙，更沒有幻燈片，臺下時不時響起掌聲。
戴老還是一位醫學教育家。華山醫院設立博士點後，第一批共有8位博士生，有內科，也有外科。當時他正擔任副院長，每個人的博士論文他都仔細閱讀、修改。學生們都非常敬佩。
戴老的威望不僅來自他的醫術與學術水平，私底下他是一個很真實的人，我很佩服他的為人。
當年，為了治療血吸蟲病，戴老住進農民家裡。那裡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留英歸國、家境優越的他連老式馬桶都沒用過，那種艱苦的條件真不知道他是怎麼熬過來的。他卻笑著說，做傳染科醫生就是要與最窮苦的老百姓打交道。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四環素是一種常用的抗生素，但生產四環素需要消耗大量的糧食。當時我國糧食供應很緊張，而四環素的耐藥情況及不良反應很普遍。戴老對四環素類抗生素進行了系統的再評價，並建議國家限制四環素的使用。這個提議在當時是非常有膽量的，也很有魄力。最終，行政部門採納了他的意見。
上觀新聞：據說，華山醫院傳染科初創之時的模式，就和當時很多醫院不太一樣。
翁心華：是的，當時全國一些主要的傳染科實行的是蘇聯模式，以治療肝病為主。戴自英教授把西方的模式和蘇聯模式結合在一起，我們科一百多個床位中有一半是隔離病房，主要收治肝炎、季節性傳染病患者。樓上還有50個床位則是收治非傳染性感染病的病房。1963年，戴老在國內率先創立了抗生素臨床研究室。他認為，中國的感染病學科應該與國際接軌，與抗生素、公共衛生事業等結合，向“大感染”的方向靠攏。
（華山感染科創始人之一：戴自英教授）
若不堅持這一點，
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許不只8個
上觀新聞：從戴自英老師手中接過接力棒後，您一直帶領學科向“大感染”的方向努力。2002年後，全國許多醫院的傳染科相繼更名為感染科，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從“傳染”到“感染”，差別在哪裡？
翁心華：傳染病是指在一定範圍內造成流行和傳染的疾病。在我國，最常見的傳染病是病毒性肝炎以及一些季節性傳染病。而感染病的範圍更大，包括沒有傳染性，但是由病原體引起的血流感染、尿路感染、神經系統感染等。這一個字的改動，意味著整個學科研究範圍的擴大，以及與國際潮流的接軌。
1999年，第六屆全國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學術會議在上海召開，北大第一醫院的斯崇文教授是當時中華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的主任委員，我是副主任委員。我們在會上提議將這個學會更名為“感染病學分會”。經過3年報批，終於在我擔任主任委員時獲得了批准。我很幸運，大家把功勞記在我的頭上。其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努力，而是幾代人的努力。
上觀新聞：2003年非典暴發後，您擔任上海防控非典專家諮詢組組長。全上海無醫護人員感染、無社區傳播，僅有8人感染。這份成績單背後，您承受了怎樣的壓力？
翁心華 ：非典暴發後，當時的衛生部曾發佈了5條診斷標準，但一週後進行了調整，不再強調流行病學接觸史，只要符合其餘幾條標準即可診斷為非典病人。我和小組成員都不同意刪掉“有流行病學接觸史”這條。當時的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劉俊非常支持我們的想法，他把我和專家諮詢組副組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俞順章教授請到指揮部辦公室。他打電話給原衛生部，說明了我們的想法。原衛生部要求我們提交情況說明並簽字。我們當場就簽下情況說明。5月初，原衛生部再次修改診斷標準，重新將接觸史作為第一條標準。
上觀新聞：你們當時為什麼如此堅持？
翁心華：因為當時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發季節，患者出現咳嗽高熱等症狀很常見。假如不考慮接觸史，就輕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進行隔離，勢必會加大流行病管理負擔，而真正感染非典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發燒或出現疑似症狀就被作為疑似病人對待，容易造成過度診斷，原本沒得這個病的人反而可能因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事實證明，這種情況在有些地區就發生過。
我們當時若不堅持這一點，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許不只是8個。上觀新聞：當年的SARS病毒和如今的新冠病毒有很大不同。
翁心華：是的，新冠病毒的傳播力顯然比SARS病毒要強，防控難度更大。今年1月24日除夕那天下午，我去疾控中心參加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會議，那天距上海首例患者確診才4天，就已經有20個確診病人，而非典的時候，上海半年只有8個病人。
上觀新聞：17年前，您是上海市防治非典專家諮詢組組長。17年後，您的學生張文宏成了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這次抗疫期間，你們經常溝通嗎？
翁心華：“華山感染”微信公眾號上的文章每一篇我都會仔細讀，有時候我也會跟張文宏聊聊我的想法，但談不上什麼指導。在除夕那次會議上，我就說了：“張文宏的能力比我強，肯定比我做得好。”我告訴張文宏：“
我和我們科都是你的依靠，你不要有顧慮，衝在前面盡力去做。”上觀新聞：此次疫情發生後，張文宏主任意外“走紅”。作為他的導師，您給他的表現打幾分？
翁心華：無論滿分是幾分，我都給他滿分。我們華山感染科的傳統就是講真話，做真實的醫生。醫生要有與大眾溝通的能力、傳播醫學知識的能力，更需要有講真話的勇氣。講真話，不是譁眾取寵說大話，而是要基於專業主義與科學精神。
（翁心華教授被譽為感染界的“福爾摩斯”）
他的心要是真的動了，
我用繩子也是捆不住的
上觀新聞：除了張文宏外，盧洪洲、朱利平、陳澍……這些全國知名的感染科專家也都是您的學生。您培養學生有什麼秘訣？一個學生是不是好苗子，您是怎麼判斷的？
翁心華：我覺得我很幸運，到我這裡來的學生都這麼優秀。但仔細想想，這還是要歸功於戴自英教授那一輩老專家，這些優秀的學生都是奔著教材上那些閃亮的名字來華山感染科的。我認為，學生從哪個學校畢業的不是最重要，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更需要後發的力量。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懇，三是敬業。
我的學生都非常勤懇，張文宏忙起來有時候在沙發上就睡兩三個小時，我很感動。有一次，一位學生為了取標本淋了一場大雨，結果得了嚴重的肺炎，我非常內疚。
我知道他喜歡吃蹄髈，就給他燒了一鍋紅燒蹄髈送去。上觀新聞：您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非常好。
翁心華：我們不完全是師生關係，而是朋友關係。張文宏他們看見我從來不害怕，我們之間沒有代溝，經常開玩笑。
這種傳統其實來自戴自英老師。我記得有一年他從青島回來，帶了一箱國光蘋果。那時候國光蘋果很難買，他把科室裡的人都叫到家裡，每個人發一個蘋果，我們都很高興。我當時是年資最低的，我還記得他對我說：你是新來的，不急，慢慢來。
上觀新聞：從戴老到您，再到張文宏主任，你們三代人所處的醫療環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你們面對的挑戰有哪些不同？
翁心華：戴老是華山感染科的創始人，沒有他和他那一輩的醫生們，就沒有華山感染科。我和我同一輩的醫生們最重要的使命是堅守和傳承，在醫院改造過程中、在沒有病房的那幾年堅持下來，同時在傳承的基礎上發展學科，發展亞專業。
我的學生們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比如張繼明教授在肝炎領域有一定的全國影響力，這次他也去了武漢抗疫前線。在結核病的診治和研究方面，張文宏主任頗有建樹。在真菌感染方面，朱利平教授很有影響力。陳澍教授的臨床功底很硬，為許多發熱待查病人解決了難題，他幾天前剛從武漢最危重的ICU病房回滬。在抗生素研究方面，王明貴所長是全國領先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盧洪洲教授是我的第一位碩士生和博士生，當年我建議他去美國進修，專攻艾滋病研究，現在他成了這方面的權威。
應該說，張文宏主任這一代面臨的挑戰是發展與創新，使我國的感染病學科進一步與國際接軌。近幾年來，國際上在抗菌藥物、病原診斷方面的發展速度非常快。這次診斷新冠肺炎所採用的核酸檢測就是一種快速的病原診斷方法。如果用過去傳統的方法，培養細菌至少要三天，診斷速度跟不上。未來，病原診斷的研究和發展很關鍵。
上觀新聞：華山感染科被譽為中國感染科的“夢之隊”。你們三代人所構築的這條“華山之路”的基石是什麼？三代人不變的信條是什麼？
翁心華：基石就是12個字：科學精神、專業主義、學術傳統。這次疫情期間，張文宏主任和華山感染科受到了許多人的關注，但就像他說的，等到疫情結束，他就會安靜地回到角落裡繼續工作。
“傳染科醫生要挑得起擔子，經得住考驗，放得下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寒。”戴自英老師當初的這句話，是我們三代人不變的信念。
上觀新聞：為什麼強調“耐得住寂寞”？
翁心華：在絕大多數醫院裡，條件最差、人最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科。2002年，我們科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當時，華山醫院正在改造，我們只能在外面臨時借病房。那時候，張文宏剛剛畢業，有一次他跟我說，他想換個職業。我沒有批評他，我告訴他：“你的知識面廣、溝通能力很強、英語水平也很好，如果放棄了很可惜。困難只是暫時的，你再等一兩年，如果我們科的環境還是這樣，你再考慮。”聽了這番話，他告訴我他不走了。
現在回頭看，他當時有那樣的想法很自然，那時候的收入確實是比較少的，也有醫生選擇了離開。我覺得他選擇留下來也不完全是因為我的話，還是因為他熱愛這份事業，耐得住寂寞。心要是真的動了，我即使用繩子捆，也是捆不住他的。
（華山醫院感染科珍貴的大合影，攝於2015年4月）
總要有人把“老站”守好
上觀新聞：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從古至今從未停歇，未來的傳染病會變得更“狡猾”嗎？
翁心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疾病都是傳染病，歷史上出現過黑色的瘟疫——鼠疫，白色的瘟疫——結核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導致的死亡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還多。
人與細菌的鬥爭也從未停止。青黴素剛發明的時候，人們歡欣鼓舞，有外科醫生甚至說，將來內科醫生沒事可幹了。沒想到，後來細菌耐藥了。現在全世界有那麼多抗菌藥，卻出現了超級耐藥的細菌。戴老曾經對我們說，細菌的歷史有幾億年，人類的歷史與之相比是很短的，在細菌面前人類勢必是屢戰屢敗，但還是要鬥爭下去。
傳染病確實會變得越來越“狡猾”，因為致病的病毒和細菌在不斷地求生。但我很欣賞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說過的話：生命的偉大不在於永遠不跌倒，而在於跌倒後總是能爬起來。 人在與傳染病的鬥爭中可能會暫時處於劣勢，但人類最終一定能戰勝它，這個信心一定要有。
上觀新聞：這次對新冠病毒的抗疫經歷，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經驗教訓？
翁心華：我認為，在此次疫情過後，應該進一步加強國家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建設。在這個體系中，感染科醫生是守在第一線的人。張文宏主任曾打過一個比方，他說基層的感染病科醫生就像手握著紅纓槍的孩子，村口來了敵人，必須馬上報告。上報的這條路一定要通。
上觀新聞：感染科醫生平時似乎是默默無聞的，關鍵時刻他們的身上肩負著重任。
翁心華：是的，我國大多數醫院感染科醫生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治療病毒性肝炎，我國有兩千多萬慢性乙肝患者需要長期治療，此外還有不明原因發熱病人等。這支隊伍同時還要面對突發的影響公共衛生安全的傳染病。
他們就像消防員一樣，平時默默無聞，一旦有火警，就要馬上出動。上觀新聞：這支隊伍目前的力量怎麼樣？
翁心華：2002年，我擔任中華醫學會感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的時候，全國的感染科醫生只有3萬人。2003年非典暴發時，這支隊伍的力量明顯太單薄。當時，全國的呼吸科醫生承擔了很重要的工作，比如鍾南山院士就是著名的呼吸科專家。
非典結束後，感染科的建設受到了國家的重視。當時的衛生部要求，全國二級及以上綜合性醫院必須建立感染病科，同時開設發熱門診及腸道門診，這兩個門診也成為絕大多數醫院感染科承擔的職責。
這17年來，全國許多大醫院的感染科實力不斷增強，但一些基層醫院的感染科發展還比較緩慢。一位縣級醫院的感染科主任曾告訴我，他很苦悶，平時的病人太少，科室快維持不下去了。我建議他，要分析自己的環境，儘量發展醫生隊伍，即使業務量不大，還是要想辦法堅持下去。我給他打了個比方：
高鐵已經很發達了，但個別邊遠地區的老車站還是會有綠皮火車。總要有那麼幾個人把“老站”守好。
翁心華 生於1938年。2004年由華山醫院授予“終身教授”榮譽稱號。翁心華教授長期從事感染病的醫療、教學、科研工作，有感染界的“福爾摩斯”之稱。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間，他擔任上海市SARS防治專家諮詢組組長，並獲上海市勞動模範稱號。2013年獲得全國衛生系統模範個人最高榮譽：“白求恩獎章”。
信息來源：2020-04-03 上觀新聞
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3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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