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很多歐美國家，中國的院士——無論是科學院還是工程院院士，能夠從這個身份中獲得非常巨大的行政影響力。
在決定要展開什麼項目的研究、什麼型號的研製；這些研究課題和工程型號，會分配給哪些單位；諸如此類的問題中，院士都有極大的發言權、乃至於拍板權。因此在相當大程度上，一個單位的院士數量多寡、地位高低，能在行政資源分配上帶來巨大的優勢——比如劃撥多少經費。
這就造成了國內很多有意思的現象，比如院士眾多、行政地位強勢的行業和單位中，不乏一些摘桃總師；比如一些勢單力薄、地位不高的單位，為了自身前途，不得不發揮集體主義精神，製造眾籌院士。
國內有些複雜的裝備型號，一路研製過程走完，總師走馬燈一樣的換了好幾個；尤其是一些型號，會在主要設計工作臨近尾聲、主要技術難題都被解決的差不多的時候，會更換一個總師。這種現象背後有兩種動機。一種是雨露均霑，大家都來刷資歷；另一種就是織就嫁衣待某人，以前人之功造就後人晉身之階。
對於一些歷史上行政地位強、院士數量多的單位；這種做法可以造就更多的院士，並在未來的院士評選中形成更強的聯盟壁壘；自己一派的人更容易評選上來，而不是自己一派的麼........從後果上來講，這種做法必然導致研製管理過程中，最頂層的責任心渙散——這種態度又會自上而下，層層傳染。
哪怕同屬一派，也難免有人在心存不甘的情況下，故意對潛在問題視而不見，樂得見摘桃者日後被追責，甚至主動埋雷。很多體制內的撕逼鬧劇都是由此而起，看似自曝家醜，實則彼此甩鍋。
舉個例子：一個院士在回憶錄裡說進氣道調節板用鋁合金強度不行，一定要上碳纖維。另一個院士則在技術專著中，詳細講解這個型號的進氣道調節板，其實設計初就有鋁合金方案；而且後來碳纖維造的成品在飛行中斷裂打壞了發動機，最後還是拿鋁合金打的補丁。
但是對於另外一些單位（比如只能從事輔助型號而非主力作戰型號研製的）、甚至是一整個行業來說；由於歷史上就一直勢單力薄，因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維持至少有一個自己人能當上院士的情況。有了一個院士，他們才有參與講數的資本。
眾籌院士就是因此出現的：選中一個各方面較為合適、本單位/行業都比較能接受的對象，把大家的成果和事蹟都包裝到這個人身上去。再集中全部資源去打通門路，力保他能通過院士評選。
在上文舉出的兩類不同例子中，第一種例子的後果是最糟糕的，整個研製的流程中的責任分配合理性被完全打破，研發的效率、質量都普遍很低下，做出來的東西實際問題重重。
而第二類例子則不一定。有些行業出了個院士，反而在自身壟斷封閉的基礎上，讓整個行業的發展潛力都被長期被禁錮在了這個院士的認知水平和思考模式下。
而有些單位出了個院士，雖然院士本人並不真正具備相應的能力水平；但是那些用來評選院士的成果、特別是能在評選壁壘的阻撓下都無法被否認的成果，都是紮紮實實的硬貨。
這樣的單位，風氣和能力相對於它們得到的資源和地位，其實是相當出色的。這樣的單位多一個眾籌院士後，它為國家形成的回報；完全可能不亞於、甚至超過某些得到一名甚至更多真正院士級專家的單位。
在不少人得到了並不應當屬於他們的院士身份的同時，國內也有不少能力優越、功勞卓著的專家；或者因為自身性格、價值觀念使然，或者因為他人作梗，最終與院士身份無緣。
在文章的最後，筆者舉幾位不具備院士身份，但絕對是國內頂級水平的專家作為例子：
圖：左二是桑建華總師，殲20隱身系統總師。從真正開創並建立隱身專業的角度來說，沒有他就沒有中國的隱身戰機。
圖：楊瑞馥老先生，中國上一代的首席生物武器專家。老先生如今已退居二線，目測與院士身份無緣了。
圖：中間的碳纖維專家是潘鼎教授，他帶領團隊解決了戰略導彈的彈頭燒蝕用粘膠基碳纖維技術難關，並解決了聚丙烯腈碳纖維原絲的幹噴溼法。他的院士之路兩度被人為打斷，已於去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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