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為什麼必須自己幹？
“華龍一號”的技術源頭在哪裡？
京東方何以成長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顯示企業？
中國高鐵創新的動力和技術成就從何而來？
中國如何戰勝美國的技術封鎖、“脫鉤”威脅並保持國際合作？
……
以上是路風教授新著《新火》聚焦的問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路風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的技術進步、工業發展及其政策問題，始終堅持為自主創新張目，為本土工業執言。他對汽車、大飛機、通信標準、核電、高鐵、半導體顯示器、數控機床等產業的系列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
路風教授於2006年出版、2019年再版的《走向自主創新：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滋養了國內一代創新研究後學；2016年出版的《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好評如潮，獲評 “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獎”。近日，路風教授的又一力作《新火》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新書講了什麼？讓我們聽聽路風教授怎麼說。
《新火》自序
一
本書是《走向自主創新》的續集，風格一脈相承。本書的主題仍然是關於自主創新，雖然這個主題本身也經歷了“滄桑”。當中國領導層在2006年1月的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自主創新方針時，它在當時的條件下為鼓舞中國工業界的自主開發起到了歷史性的作用。不過，後來在美國的施壓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這個方針先是讓位於“救市”，後來被代之以含義中性的“創新驅動發展”。2013年以後，雖然黨的領導人在視察基層單位時還經常提到自主創新，但沒有再以大政方針的形式予以確立。
可喜的是，自主創新作為進取性的精神狀態、後來居上的競爭戰略和實現技術進步的方式，仍然在中國工業頑強地擴散開來，並不斷積累起勢頭——這是本書取名《新火》的主要原因。本書收錄了2007—2016年完成的五篇研究報告，其中的兩篇經過修改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發表於學術期刊；此外，在本書編輯階段，我還為另一篇增寫了“續集”。這些新的工作可以使本書與今天的中國工業發展情況更加密切相連。本書的經驗研究既涉及核電和高鐵這類具有國家戰略性質的工業，也涉及半導體顯示器和數控機床這類競爭性的高技術工業。對這些工業的研究表明，自主創新不但在中國工業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而且是中國企業和工業獲得競爭優勢和實現技術突破的唯一途徑。
雖然本書收錄的研究報告或文章涉及創新研究的許多方面，但它們共同的主題可以概括為一個：技術只能自己幹。這個觀點以稍微理論一點的語言表達就是：中國工業要想創新就必須自己掌握技術，而要掌握或獲得技術就必須進行和堅持自主的技術研發。
自從自主創新作為指引中國技術進步的一種方針和路線被提出後，中國社會也出現了把自主創新形容為“關起門來自己搞”的說法。如果出於無知或誤解也就罷了，但對於有意者來說，其目的無非是把政策辯論的焦點從自主開發與依賴技術引進的對立，偷換成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的對立，由此再將其混淆成“閉關自守”與開放的對立，從而以貌似合理的藉口否定自主進行技術研發的必要性。這就是為什麼甚至在美國以極端的手段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和技術戰之後，還有人繼續以“開放”和“國際合作”等空洞的辭藻來掩飾問題的本質。不過，無論怎樣偽裝和歪曲，否定“技術只能自己幹”的立場都是可以從理論邏輯上予以證偽的。
在國際主流創新理論中，“技術”一般被理解為由兩個互相密切聯繫的要素所構成：知識和行動。知識指的是人的頭腦中對因果關係的理解（可以通過操作手冊、設計圖紙和論文等來表達），但產生這樣的理解離不開行動——對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行動需要技能和能力，而技能和能力只能在有關技術的實踐中被掌握，並不能還原為可以通過語言和文字來表達的知識。因此，技術知識是經驗的知識，只有通過人類的技術實踐才能夠生成、發展，並且被傳承——正如個人技能只有通過往復的行動才能被記憶那樣，工業組織的技術能力也只有通過不斷的技術實踐才能被記憶。反對自主創新的人慣用的手法就是割裂掌握技術的這兩個條件——“知”和“行”的互相聯繫，以使公眾產生不“行”也可以“知”的錯覺。
技術知識的實踐性質是理解自主開發與技術引進之間關係的鑰匙。流行於中國的“引進”一詞並非一個世界通行的概念。就其通常的含義而言，如果用英文表達中文的“引進”，則直截了當就是“import”（進口）或“purchase”（購買）。但是，獲取外國技術的途徑並非只有貿易的形式（包括購買設備、購買技術許可證等），還有非貿易的形式，如留學、閱讀文獻、參加國際會議、訪問參觀、私下交流等。因此，比“引進”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是吸收外部技術知識。中文的“引進”並不涵蓋獲取外部技術（知識）的全部途徑，因為它從來不包括非貿易形式的學習含義，而僅僅指進口或購買。當然，購買外國機器設備可以成為後進者學習先進技術的一個途徑，但其必要條件仍然是為學習付出努力（如通過反求工程來掌握技術），而不能僅僅侷限於使用這些機器設備。
毫無疑問，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存在獲取、引進、利用和吸收外國技術知識的必要性。更一般地說，包括髮達國家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也都存在吸收外部技術知識的必要性，如把產生於大學或其他國家的科學知識轉化為帶來商業價值的產品。正是因為任何創新都存在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的必要性，所以對創新的理論研究也產生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從本書引述的理論文獻可以看到（本序言不加註釋以避免給讀者帶來負擔），國際創新學界公認：工業組織的吸收能力來自它們自己進行研發的努力，即一個組織通過自主研發而達到的相關知識水平決定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的能力。因此，不進行技術實踐或行動的主體——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無從吸收外部知識，也無從掌握技術。
在澄清上述概念和理論關係之後，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吸收外部知識的創新。在現代條件下，任何企業的研發人員都必須經過高等教育的科學和技術訓練，這種資格要求已經屬於（對企業而言的）某種“外部性”了，何況研發過程始終存在瞭解和參考競爭對手所作所為與外部知識進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因此，“關起門來自己搞”的標籤與自主創新沒有關係，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在與世隔絕的條件下研發出來技術。
那麼，自主創新指的是什麼？它指的是，要創新就必須掌握技術，要掌握技術就必須自己幹，因為世界上也沒有自己不進行研發就可以掌握的技術——這是由技術的“知行合一”的性質所決定的，即不“行”則不“知”。獲取外部知識的條件可以影響自主創新的條件，但創新的效果更關鍵性地取決於自主開發的努力，而不是客觀條件本身。當本書批評引進政策時，它批評的是以引進代替自主開發的做法，因為這樣做就只能陷入技術依賴。中國當然可以從技術引進中受益，更可以從國際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條件是堅持自主開發，把引進當作輔助手段。有關技術的“知行關係”很容易幫助理解這個原則，即開放與自己幹之間沒有矛盾——為了更多地“知”，中國應該開放，但要能夠達到“知”，則必須自己去“行”。華為海思開發芯片時，如果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難道還要開起門來讓別人代勞？也正是因為有了通過自己幹而獲得的能力，華為才能滿世界去“合作”。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阻斷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擴散，而阻礙知識傳播的最大障礙是需要方沒有吸收能力。因此，戰勝技術封鎖、“脫鉤”威脅並保持國際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堅持自主創新。那些聲稱自主創新會影響國際合作的人不是無知或別有用心，就是膽怯。
寫這篇序言還給了我一個機會來表達一個以前沒有能夠徹底表達的立場：世界上其實根本不存在“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創新途徑或模式，因為世界上不存在不進行自主開發就可以“消化、吸收”的可能，更談不上“再創新”。當年，為了緩解提出自主創新方針的衝擊，官方把自主創新劃分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三種途徑或模式。這種劃分並不嚴謹，這裡不談前兩種，只集中於最後一種。這種模式是在政治妥協下被杜撰出來的，它無法克服一個邏輯上的悖論：如果引進方沒有技術能力基礎，那麼“引進”本身不會帶來任何技術，只不過是在一定範圍內獲得技術的使用權；如果引進方具有吸收引進技術的能力基礎，那麼這種模式就不再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因為這個能力基礎只能來自自主開發。因此，不必再以這種杜撰的“模式”去掩飾錯誤的做法。
本書收錄的四篇工業研究報告以各自的歷史和經驗證據都證明了這個道理。四個不同的工業部門或其中的企業都經歷過技術引進：中國核電和高鐵的發展都是從全盤引進開始，京東方是通過收購外國企業的液晶業務進入半導體顯示工業的，而瀋陽機床集團也是從國際合作開始研發數控系統的。但是，它們後來獲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創新的道路：核電發展中保留下來的自主開發路線，最後翻盤壓倒引進路線；高鐵則是國家戰略的變化使自主開發路線代替了引進路線；京東方把收購的技術資源用於自主建設生產線；沈機的數控系統研發團隊則是放棄國際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開發的道路。不錯，四個工業部門都從引進或國際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們不僅具有從自主開發經驗積累起來的能力基礎，而且在引進或合作之後又果斷地走上自主開發的道路。引進派喜歡說，創新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邏輯上講，站在“巨人”肩膀上創新是在“巨人”的成就及其背後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基礎上創新；如果無力吸收和利用“巨人”的這些“成果”，非但不可能創新，反而只能被“巨人”踩在腳下——這是由中國一些工業部門和企業的經驗所證明的。因此，從引進中受益從來不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國核電發展只能依賴美國西屋的AP1000技術，如果中國高鐵只能依賴繼續購買外國車型來升級，如果京東方也依賴引進生產線，如果中國機床工業只能購買外國數控系統，那麼這些工業部門今天會處於什麼樣的狀態是不難想象的。
我多年來在課上為了給本科生講解自主研發與引進技術的關係，總是用這樣的例子來解釋：一個人吸收外部知識的能力取決於他或她自己的知識水平，而社會已經達到的知識水平永遠代替不了個人學習的必要性；雖然學習大師的論文有助於年輕學生了解寫出好的論文需要做到什麼，但學生寫論文的能力永遠來自他們自己不斷寫論文的實踐和努力，無論他們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師的論文。多年來無一例外，這個道理被20歲上下的本科生們所明白、所認可。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直白的道理，卻在中國的政策領域被扯了幾十年之後，還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因此，本書的意義就在於它以對中國工業的經驗性研究和對真實事件的分析，破除這些無知、胡扯和別有用心的歪曲，從社會意識上為中國工業的自主創新創造條件。
二
因為構成本書的五篇文章或報告是在不同的任務背景下和不同的時間段分別完成的，所以下面按它們在本書中的順序，對它們的研究過程予以簡單的說明和介紹，以幫助讀者理解它們是如何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本書的主題。
第一章 論產品開發平臺
這是一篇理論文章，發表於《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不過，這篇文章的原稿寫於2007年，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為了把“產品開發平臺”的概念理論化。我在2005年年初完成的大飛機報告（收錄於《走向自主創新》）中首次提出這個概念，原因是當時在關於中國要不要再上大飛機項目的辯論中，一些人糾纏於運10飛機本身是否存在缺點，反而模糊了戰略問題的本質。在那個報告中，我從“能力觀”的視角指出：“運10下馬丟掉的不是一個產品，而是技術能力賴以發展的開發平臺”；如果以“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為理由，放棄自主的產品開發平臺，就會中斷技術學習過程，就會喪失能力。這個表述指出了運10 問題的實質，當時震撼了辯論的各方和決策層。但是，什麼是“技術能力賴以發展的開發平臺”？這個概念是在辯論的激憤中脫口而出的，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但主要是憑著對技術能力成長離不開產品開發的直覺，而且國際主流創新文獻中也沒有這個概念。因此，我產生了必須把這個概念理論化的想法。那時，我們已開始研究核電工業，同樣需要從理論上證明自主開發的必要性。於是，我以內部報告的形式完成了這個概念模型（被收入2007年國家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成果選編之七）。因為想繼續讓這個理論模型經受經驗研究的考驗，所以沒有急於發表，結果一放就是10年；直到2018年受到某些事情觸發，才花時間訂正後，以《論產品開發平臺》的標題發表於《管理世界》。
這篇文章表達的核心思想是，技術進步及其相應技術能力的發展離不開技術團隊與研發對象（如產品）和手段（如試驗工具）之間的互動。它從理論邏輯上證明，產品（和工藝）開發不僅是創新的中心環節，而且是技術能力成長的關鍵機制。反過來講，放棄產品開發就不會形成技術能力——這是自主開發的基本邏輯。這個理論邏輯不僅指導了被本書收錄的工業研究，也為這些研究的經驗證據所證明。因此，這篇文章可以為本書的經驗內容提供一個主要的理論框架，也就很自然地成為本書的理論章或導論。
第二章 破解中國核電迷局
第二章是對中國核電發展的研究，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前者是發表於2009年1月《商務週刊》的一篇文章，後者則是為本書新增的“續集”，兩者之間相距整整11年。
我們對核電的研究開始於2006年6月，當時正在展開的新一輪核電發展似乎要走上全盤引進的道路。2004年，政府主管部門決定通過“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來統一中國核電的技術路線。後來決定“引進”的美國西屋公司AP1000（反應堆）雖然被說成世界最先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但它並沒有實際建造過，而且全盤引進意味著要放棄中國已經掌握的技術。這個前景引起業內的爭論，也決定了我們研究核電的動機。面對複雜的核電發展問題，我們當時的最大困惑是：在中國的核工業建立50多年之後，在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年10月）40多年之後，在中國的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0年12月）30多年之後，在中國的民用核電工業經歷了幾乎30年的發展之後，為什麼中國核電的發展仍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賴引進技術？
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世界核電發展的脈絡以及中國核電發展的歷史，還需要理解核電技術。除了讀文獻和訪談業內人士，關鍵一步是在帶領我們進入核電領域的錢積惠前輩（曾任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的院長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副總幹事長）的安排下，我們訪問了總部位於成都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及其設在四川夾江縣一條山谷裡的原址。就是在那條山谷裡，我們看到了真實的核反應堆和中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的遺址，也因而找到了中國核動力技術的源頭。
按照最初的想法，我們要寫出世界核電工業的歷史、中國核電發展的歷史，以及技術、理論等內容。這個“宏大”的目標使我們的研究在不得不花了兩年多的時間之後還處於“半成品”的階段，但同時中國核電的實際進展卻很快。面對這個矛盾，我不得不捨棄了全面分析核電工業的想法，以一篇3萬多字的媒體文章讓這項研究告一段落（即本書第二章的“上”）。當時的想法是，即使我們無力影響政策，但講清楚政策的來龍去脈（即為引進路線“樹碑立傳”），亦可為歷史留下證據。我們的核電研究不是有立項的課題，也沒有得到任何機構的支持；核電文章是本書收錄的報告中篇幅最短的，但為寫出這篇文章而做的研究卻花的時間最長、付出的精力最多。
核電文章的發表距今已經11年，中國核電的發展在這期間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為幫助讀者理解時隔這麼久的文章與今天的聯繫，我決定在本書收錄的核電文章後面增加一篇“核電後記”。但寫著寫著就超過了上文的篇幅，於是，在本書編輯的建議下，把“核電後記”變成第二章的“下”。即使成為“續集”，它也不得不分為兩個風格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簡要描述了中國核電從2009年到2019年的發展軌跡。簡要地說，在採用美國西屋AP1000的浙江三門和山東海陽兩個核電站於2009年開工建設之後，發生了日本福島核電站爆炸和核洩漏事故（2011年3月）；三門和海陽核電站的建設過程中，此前從未實際建造過的AP1000反應堆出現了許多問題，致使兩個項目不斷延期，大幅度增加了建設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中核集團和中廣核集團分別在自己的技術基礎上推出了各自的第三代核電技術，並在政府的要求下於2014年融合成為“華龍一號”；2017年3月，西屋公司破產並重創了其母公司日本東芝；在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AP1000和“華龍一號”的地位發生逆轉。到2019年，“以AP1000統一中國核電技術路線”的方針徹底破產，而自主開發的“華龍一號”正在成為中國核電發展的主導技術。
11年的實踐證明核電文章的立場經得起考驗。但是，如果對中國核電的介紹到此為止，我仍然沒有感到我們已經完成這項研究，因為“華龍一號”的技術從何而來還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回答的問題。回到2006—2008年期間，我曾經寫過一篇很長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院史草稿，但沒有機會示之於眾。今天，當解釋“華龍一號”的技術之源成為一種社會需要之時，我終於有機會把我們在心中埋藏已久的“故事”講出來。因此，我在舊文的基礎上改寫出來“續集”的第二部分，講出了中國核動力技術從建造第一個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到秦山二期核電站再到“華龍一號”早期設計方案的來龍去脈。至此，我終於感到對其業績曾深深震撼過我們的前輩有了一個交代，也完成了對中國核電發展的研究。
第三章 戰略與能力：
把握中國液晶面板工業的機會
本書第三章是對中國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工業的研究。隨著技術的發展，這個工業部門後來被歸於半導體顯示工業。顯示工業的重要性可以從如下一個事實看出。為了實現從改革開放之初發展起來的彩色電視機工業的“國產化”，中國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通過引進技術和外資建立起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彩色顯像管工業。進入21世紀後，世界顯示工業經歷了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新興的平板顯示器逐漸替代傳統的顯像管，而TFT-LCD也逐漸成為主導技術。在中國市場上，液晶電視的份額在2008年決定性地超過顯像管電視，而無力適應技術變化的中國彩色顯像管工業在此後的三四年內全面崩潰，其毀滅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雖然中國彩電工業那時也全面轉向生產液晶電視，但其卻因為完全依賴進口液晶顯示器而再度陷入“尷尬”。當“缺芯少屏”成為形容中國消費電子產品工業狀況的流行語時，中國能不能或怎樣才能發展起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問題就成為我們研究的導向。
我們的研究是從深入調研京東方開始的。我們始終堅持的原則是：只有從工業層次看問題才能把握政策的意義，但理解一個工業必須從理解該工業的主要企業起步。中國企業沒有參與半導體顯示工業的技術發展，而是在這個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後才作為後進者進入。京東方是最早進入TFT-LCD工業的中國企業之一，也是唯一沒有“引進”生產線的中國企業——其進入方式是通過收購韓國現代集團的液晶業務，並利用收購的技術資源在北京自主建設第5代生產線。這種進入方式與本書從理論上講的建立產品開發平臺是本質相同的，只不過因為半導體類工業的特點而稱之為技術學習平臺。事實證明，這種進入方式是決定性的，因為當中國液晶顯示工業終於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迎來發展機遇的時候，京東方是當時唯一具有自主擴張能力的企業，而依靠“引進”生產線的企業不是消亡就是陷入停滯。
2009年是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年份。直到那時，政府部門還不相信中國大陸企業能夠建成高世代生產線，仍然把發展液晶面板工業的希望寄託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到中國大陸建生產線上，儘管這個“邀請”一直遭到相關各方企業的拒絕。也就是在那一年，京東方開始大規模擴張，先在4月開工建設合肥6代線，又在8月末宣佈建設北京8.5代線。這些行動使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突然轉變態度，蜂擁要在中國大陸建設高世代生產線，擬議中的項目金額一度超過2 000億元。但是，政府政策並沒有轉向以支持中國大陸企業的成長為重心，而是立刻忙於控制項目數量。鑑於其政策含義，在我的建議下，這項研究被列為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的課題。
京東方的擴張和“液晶熱”使我們的報告主題很快就被明確為回答兩個問題：第一，京東方的投資行為是否能夠成功？第二，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紛紛要在中國大陸建線的時候，中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報告的內容和結構。那時，京東方的擴張剛剛開始，它在虧損條件下的大規模投資引起中國財經媒體的質疑和嘲笑。對於京東方擴張的合理性，我們必須在說服讀者之前先說服我們自己。於是，我們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追溯全球TFT-LCD工業的歷史，力圖從中概括出可以幫助我們進行判斷的“規律”。當我們把京東方的擴張置於全球工業史的脈絡中時，我們發現這種反週期的高強度投資確實是後進者趕超的不二法寶。
在2010年6月完成液晶工業報告之後的幾年裡，京東方逐漸展現出驚人的市場成功。從2009年到2018年，京東方連續建設了13條生產線，總投資超過4 000億元，並且從2013年開始主營業務贏利。今天，京東方已經成長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顯示企業，而僅僅在11年前還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日本和中國臺灣企業已經處於逐漸“出局”的狀態，只有韓國企業以轉向更新的技術來力圖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也不再以“老大”自居。回顧這場由中國企業的技術突破而引發的世界顯示工業格局大變動，我必須承認，10年前寫的報告低估了京東方的成長動力，也高估了政府能夠採取正確政策的概率。在液晶工業報告的基礎上，我後來又花了幾年的時間，寫成了《光變》一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出版），它以更詳盡的工業史研究講述了“一箇中國企業在一個全球高技術工業中的史詩般崛起”。
由於液晶工業報告的完成時間比《光變》要早五年多，所以我曾經猶豫是否將報告收入本書。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他們堅持認為報告有著與書不同的價值。研究報告是寫給政府看的，而書是寫給大眾看的，所以報告討論政策的內容就被書捨棄了。作為作者，我認為將報告收入本書的最大價值，是可以將讀者置於顯示工業發展過程的關鍵時刻，從過程的語境中去思考政策和戰略問題。在那種時刻，雖然前景存在不確定性，但被經驗證據反覆驗證過的理論原則，仍然可以幫助決策主體採取正確的行動，無論是企業的戰略行動還是政府的政策行動。
第四章 “i5”革命
第四章是對瀋陽機床集團（以下簡稱沈機）開發數控系統的研究。2015年春天，聞知沈機開發出來具有互聯功能的數控系統（被命名為“i5”），我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當時正是互聯網話題最熱的階段，德國的工業4.0計劃又為這個話題添了一把火。我們出於對中國產業升級的關注，也在努力理解互聯網如何進入工業的問題。於是，我們在那一年數次訪談沈機的上海研發團隊和沈機集團的領導（還專程訪問過“i5”機床的用戶），並把這項研究列為我們承擔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研究項目的課題。
對於這項研究，雖然我們的重點是技術，而且花時間最多的也是理解技術，但我們對於這個案例政策意義的思考主線始終是產業升級，特別是傳統工業與新技術的融合。從這個視角看，沈機的經歷有兩點特別吸引人。第一，新技術的開發是由一個傳統機械工業中的老國有企業發起的，這對思考工業創新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整個研發過程的組織模式在中國工業中也是罕見的：研發項目是由總部位於瀋陽的沈機集團發起的，而執行項目的則是在上海組建的一支以具有IT技術背景的年輕人為主的團隊。這種模式既使機床和數控系統的雙方可以在同一個組織架構下進行互動，同時又可以避免母公司的組織機制和文化“窒息”開發團隊的活力。
第二，一旦走上自主開發的道路，根據客戶需求特點選擇技術的自主性就使創新成為必然。開發團隊原定的目標是做出一款能夠替代進口的數控系統，但在變化了的技術語境下，在為客戶解決問題上要“好一點點”的開發原則催生了這款數控系統的智能、互聯功能。這樣的實踐再次證明，創新只能依靠自主開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市場需求的特點結合於產品。它也同時證明，如果IT等新技術能夠應用於傳統工業，其必要條件是工業企業必須具有產品開發能力。由此得到的更一般性的結論是，如果新技術能夠與傳統工業融合，那麼融合的動力和能力必須來自雙方，絕非單獨一方能夠強“加”的。
在這項研究的背後，我們還有一個多年的願望，就是了解東北的骨幹企業，特別是理解老國有企業走過的路。研究沈機確實開啟了我們後來在遼寧的調研過程（不屬於本書的內容），我們訪問過的地方國有企業包括：中國唯一能夠製造大型離心式壓縮機（石油化工的核心裝備）的瀋陽鼓風機集團，生產了世界上最大的礦山裝卸機械和中國一半的大型船用曲軸的大連重工•起重集團，中國唯一可以製造大型乙烯工程擠壓造粒機組的大連橡膠塑料機械有限公司，中國最大也是歷史最久的軸承企業瓦房店軸承集團，等等。但那個調研過程也帶給我們很多沉重，因為我們也瞭解到19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年的那一輪國企改革造成的損失。例如，瀋陽鑿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原瀋陽風動工具廠）是“一五”時期的“156項”之一，在被賣給外資之後現已消失。瀋陽電纜廠也是“156項”之一，曾經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電線電纜製造企業，現也已難尋蹤跡。瀋陽高壓開關廠據說賣給香港商人了，今天也找不到下落。瀋陽變壓器廠曾經被執意賣給外資，最後經原機械工業部老領導力爭，由民營企業新疆特變電工兼併——由此獲得的能力基礎使特變電工從一個地方企業變成今天的龍頭企業。此外，瀋陽原來有兩個知名的電機廠（大電機和小電機），還有曾經是亞洲最大的瀋陽標準件企業（1—6廠），均已消失。這些教訓是不能被忘記的。
最近幾年，瀋陽機床集團遇到極大的財務困難。2019年12月，中國通用技術集團（央企）在與瀋陽市政府簽署協議後開始重組沈機集團和沈機股份。沈機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這裡無法討論。在中國財經媒體對沈機的報道中，也提到“業內的主流聲音，是認為路風報告過分高估了‘i5’”。但是，我們的視角與關注企業財務狀況的財經媒體不同，總是從工業的意義考慮問題。就中國機床工業而言，其市場從1992年就徹底開放，而且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實現國產化→達到自主開發”的“三段式”政策下，也放棄了自主開發的努力。作為理解這個過程的一個標誌，中國機床工業最重要的研究機構——原機械工業部直屬的北京機床研究所——也變成日本數控系統企業的銷售代理商。面對這樣的工業語境，沈機開發數控系統的行動是一次難得的奮鬥，儘管這樣做在短期內會比什麼都不做要冒更大的風險（因為需要投資）。對於“i5”的技術，作為曾經努力理解而且最終也理解了其邏輯的研究者，我們始終充滿信心。企業經歷重組是必要的，以什麼形式來重組也是可以討論的，但已經出世的技術有其自身的生命，必將頑強地發展起來。
第五章 衝破迷霧：
揭開中國高鐵技術進步之源
最後一章是對中國高速鐵路（以下簡稱高鐵）發展的研究。我們對高鐵的關注始於2005年，起因是大規模引進導致的爭議。我們當時的樸素想法是，如果拋棄“中華之星”等自主開發的列車，轉而全盤引進外國車型，就會瓦解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基礎。2006年春天，我們訪問了南車集團的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株機公司）並順道參觀了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株洲所）。當時，鐵道部的領導壓制所有反對引進政策的人和單位，致使與高鐵有關的人和單位都“噤若寒蟬”——沒有親身感受過的人很難想象那種氣氛。我們訪問株機公司時，沒有任何管理層的人願意出面接待我們，只有劉友梅院士（中國開發電力機車的主要技術人物之一）接受了我們三個半天的訪談。劉院士敢於公開表達他反對鐵道部大規模引進的態度，並詳細給我們介紹了中國電力機車開發的歷史和開發“中華之星”的過程，於是中國鐵路裝備工業的技術能力基礎赫然展現在我們面前。
由於無法繼續調研，我們不得不中止了對高鐵的研究，把目光轉向核電。在那之後的幾年裡，高鐵的發展突飛猛進。在官方宣傳的引導下，高鐵的技術進步被流行性地認為是來自“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種說法與我自己對技術進步來源的理論看法是矛盾的，但高鐵的成就又確實有目共睹，於是在心中留下困惑。
大約在2011年年末或2012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與南車集團的一位中層幹部進行了一次談話。我從中得到的最大收穫就是意識到，高鐵的技術路線曾經發生過重大變化，所以中國鐵路裝備工業的技術能力基礎不但沒有被破壞，反而在轉向自主開發後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這位幹部的幫助下，我們於2012年6月訪問了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四方股份），四方技術團隊對開發高速列車過程的詳細介紹使我們找到了解開困惑的線索。
2012年12月，我突然接到科技部對中國高鐵技術的進步進行調研的邀請。在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我們集中訪問了北車集團的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南車集團的四方股份和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對三個企業的總工和其他管理幹部進行了深度訪談，澄清了許多技術細節；同時，我們還順道訪問了北車集團的四方車輛研究所和南車集團的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從不同的側面理解高鐵發展。2013年3月初，我們向科技部提交了《高鐵報告》。該報告以高速動車組的開發為分析焦點，證明中國企業能夠吸收引進技術的必要條件是中國鐵路裝備工業長期積累起來的技術能力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當國家層次的政治變化迫使高鐵建設轉向自主創新路線後，自主開發的CRH380系列動車組就應運而生。因此，報告推翻了中國高鐵的技術成就來源於“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流行性說法。那時，中國高鐵的發展還處於鐵道部領導腐敗案和動車組撞車事故之後的“低潮期”，而高鐵發展算不算中國的一項偉大成就竟然是我們必須爭辯的問題。為澄清是非並支持中國高鐵，報告後來交給了《瞭望》週刊，由該刊在2013年第48期（12月2日）以《衝破高鐵迷霧》的總標題進行了長篇摘要報道，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
在得到新一屆領導層的支持後，中國高鐵從2014年開始恢復發展勢頭，其業績逐漸壓倒了質疑聲，到今天已經被廣泛地認為是中國的一項偉大成就。我從完成上次的研究後一直跟蹤高鐵的發展，因為我每年給本科生上課時都要講高鐵的故事。隨著中國高鐵的發展越來越展現出對於傳統鐵路運輸的“革命性”特徵，我的課件裡也出現了“中國高鐵的發展是一次激進的技術變化”“國家成為創新者”之類的內容，反映出新的認識和思想在逐漸形成。
2018年11月，與《管理世界》總編的一次偶然溝通，使我決心把對高鐵發展的長期理解寫成學術文章。雖然原報告可以是基礎，但新文章必須重寫，畢竟已經時隔五年。為了解最新的技術發展，我們於2019年1月再次訪問了株洲所和株機公司。在這篇發表於2019年第9期《管理世界》的文章中，我們進一步證明，走上自主開發的道路和形成以高鐵替代傳統鐵路的“激進方針”是成就中國高鐵的兩個關鍵因素。不過，雖然文章比通常的研究報告更嚴謹、更具理論性，卻不得不犧牲一些生動性。為了彌補這個“缺點”，本書在收錄此文時，恢復了原報告中“兩員‘女將’的故事”一節。另一個改動是對圖55（全國高速鐵路實際營業里程和歷年規劃建設里程）的數據：文章發表時，我們預計2019年中國新建高鐵里程為3 000公里，到本書進入最後編輯階段時，官方公佈的2019年實際建設里程是6 000公里——我們很高興能夠改用這個更加證明文章命題的數據。我們對高鐵的研究又是一個經歷過“漫長”過程才完成的研究，因為證據和結論必須等待中國高鐵發展過程的充分展開。同樣的道理，對於中國高鐵發展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間，而本書收錄的文章可以為中國學術界的後續研究提供一塊“踏腳石”。
三
本書包括的研究及其寫作延續了14年，最終能夠成書離不開許多人的幫助，作者心懷感激。首先感謝那些幫助安排了我們的調研和接受了我們訪談的人士，他們之中有為國奉獻的前輩，有帶領企業實現技術突破的領導人和技術負責人，還有更多的年輕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正是他們的奮鬥和業績才使本書的形成和出世成為可能。在我的“後院”，要感謝兩位年輕的同事宋磊教授和封凱棟副教授，他們一貫的支持為我的研究和寫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小環境”。感謝《管理世界》編輯部允許我把發表在該刊的《論產品開發平臺》（2018年第8期）和《衝破迷霧：揭開中國高鐵技術進步之源》（2019年第9期）收錄於本書。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感謝為此付出辛勤勞動的責任編輯霍殿林、助理編輯梁保菊，特別感謝該社編輯王海龍，他為策劃本書的出版與我保持了密切溝通近兩年之久。
最後要感謝幫助了本書研究的三“代”博士生。僅對高鐵的一項研究，因其過程的“漫長”，就有三“代”博士生參與了調研：參與第一輪調研（2006年）的有郭麗巖和梅麗霞，本書第五章圖51（中國四代電力機車發展史）的原圖就是郭麗巖在2006年製作的；參與第二輪調研（2012—2013年）的有蔡瑩瑩、李思穎（碩士生）和張佳康，她們在訪談最密集的階段做了完美的記錄；參與第三輪調研（2019年）的有郭年順和王晨，他們為我重新寫作高鐵文章提供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支持。郭麗巖、曹崴和王彥敏參與了對核電的調研，他們的出色工作為核電研究留下了時隔十幾年還具有寶貴价值的材料。參與對半導體顯示工業調研的有蔡瑩瑩和張佳康，蔡瑩瑩不僅是液晶工業報告的署名者之一，而且她的貢獻一直延續到我寫作《光變》的過程。參與對機床數控系統調研的主要是王晨，她也是《“i5”革命》的署名者之一；孫喜博士雖然那時已經博士後出站，但對安排我們最初的調研提供了幫助。他們的才華、熱情和年輕人特有的樂觀也融入了本書的內容。對於我本人來說，在為中國走向自主創新而呼籲的過程中，能夠不斷與年輕者和更年輕者一路同行，實乃人生一大幸事。
2020年1月29日
《新火》
（走向自主創新2）
全國高校出版社主題出版選題
路風 著
本書是《走向自主創新》一書的續集，它收錄了關於中國高鐵、核電、液晶面板、數控機床的4篇調研報告和1篇關於“產品開發平臺”的理論文章。這些研究表明，自主創新不僅在中國工業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而且是中國企業和工業獲得競爭優勢和實現技術突破的唯一途徑。
本書的工業研究以實地調研和訪談為基礎，結合國際主流創新理論，再現了中國工業發展中鮮為人知的歷史，探尋中國工業技術進步之源。本書的主題是：技術只能自己幹。書中提出，中國工業要想創新就必須自己掌握技術，而要掌握技術就必須進行和堅持自主的技術研發。書中論證了政府產業政策的發力點應是鼓勵、鞭策、支持中國競爭性企業的能力成長，並提出自主創新是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根本動力。
《走向自主創新》
全國高校出版社主題出版選題
路風 著
路風教授簡介
路風，“50後”，北京人，現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1982年本科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政治系；1991—199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留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82—1991年，曾先後在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1999年到清華大學執教，2003年調到北京大學並工作至今。
路風教授長期關注中國的技術進步、工業發展及其政策問題，始終堅持為自主創新張目，為本土工業執言。他對汽車、大飛機、通信標準、核電、高鐵、液晶面板、數控機床等產業的一系列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
2006年首次出版、2019年再版的《走向自主創新》一書滋養了國內一代創新研究後學；2012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雙順差”、能力缺口與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宏觀和微觀視野》（與餘永定一同撰寫）於2014年榮獲“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16年出版的《光變》於2018年獲評 “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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