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紀，吐蕃王朝在西藏高原上急速崛起。
至八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已從其本土（約相當於今西藏自治區範圍），拓展至青海全部、甘肅大部、陝西西部、新疆南部、四川西部、雲南北部，及印控克什米爾（拉達克）、巴控克什米爾（勃律）等地區，疆域扶搖萬里。
那這個東侵大唐、西拒大食的強大王朝，究竟是神權國家，還是教權國家？究竟是遊牧文明，還是農耕文明呢？
一、神權國家 or 教權國家
說到西藏地區的政權，很多人腦子中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政教合一。
但實際上，西藏政權政教合一的完成體，出現得時間相當晚。
約在清康乾時代，格魯派的甘丹頗章政權，才正式完成了這一進程。
那與唐朝對應的吐蕃王朝，是怎樣的政權結構呢？
我們來看看，西藏史料的記載。
聶赤贊普壁畫
在神話傳說中，吐蕃初代贊普聶赤從天而降，在雅拉香波神山旁被牧羊人發現。
因其相貌奇異，在“十二智本”的擁戴下，成為雅礱部落的首領。
由於，他是被民眾扛在肩上，故稱“肩坐王”（聶赤贊普）
隨後，聶赤贊普所在的悉卜野家族，便在雅礱河谷地區深耕發展。
其33代後裔松贊干布繼位後，將都城遷至拉薩（633年，貞觀七年），迎來了輝煌的吐蕃王朝時代。
神話傳說當然不能盡信，那吐蕃王朝時期的官方史料，又是如何記載的呢？
在拉薩城東約100公里的墨竹工卡縣止貢鄉，保存有兩方吐蕃時期的石碑，因其立於諧拉康寺大門兩側，故稱“諧拉康碑”（812年，唐憲宗元和七年）。
在“諧拉康碑”的碑文上，明確寫著“（贊普）降臨大地作為人間之祜主後，又返回天國。”[1]
另外，在西藏林芝尚有一方名為“第穆薩”（de-mo-sa）的摩崖石刻。
此刻石為吐蕃赤德松贊時期（798—815），工布王噶波與贊普會盟誓文，故亦稱“吐蕃工布摩崖碑”。
“第穆薩”刻石上寫道：“初，恰神天父六君之子，聶赤贊普降臨神山，做人間之王以來……”。[2]
相似的例子，還有大昭寺門前的“唐蕃會盟碑”（823年，唐穆宗長慶三年）。
“唐蕃會盟碑”上有記為，“聖神贊普自天地渾成入主人間，為大蕃之首領。……以天神而為人主，偉烈豐功，建萬世不拔之基業焉。”[3]
在石刻資料之餘，保存在敦煌藏經洞內的藏文文獻《贊普世系表》，“神自天國之上降世，在天國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赤宜頓祉七神。赤宜頓祉之子，聶赤贊普降臨至神山時，來做吐蕃六犛牛部之王……。”[4]
聶赤贊普從天而降的壁畫
上述資料，多為贊普親自參與的盟誓文書，可以認為是吐蕃王朝的官方文獻。
由此可見，整個吐蕃王朝時期，贊普王系一口咬定，自己是天神后羿。
這種堅持的態度。甚至遠在千里之外的唐朝都有所耳聞。
唐德宗時的名臣杜佑，在《通典》中有如下記載：“或雲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悉卜野，因以為姓。”
吐蕃王室對天神世家的執著，其實與中原皇帝“君權神授、代天牧民”的思想，並無二致。
吐蕃王朝滅亡後，散落各地的王室後裔，建立了一系列小政權。
這些小政權依舊以“天神後裔”自居，周邊勢力對這種身份也無不認可。
例如，西藏山南曲松縣的王室後裔修建了加里寺，並以“加里”作為王朝的名號。
但為了凸顯悉卜野後裔的身份，特在“加里”前冠以“拉”（藏文中“拉”為“神”之意），由此形成了“拉加里”王朝。[5]
對於這個有割據性質的小王朝，西藏各時期的統治者都相當優待，儘量避免自己設置的管理機構與其控制範圍重疊。
這一切，都源於對吐蕃王室的尊重，抑或對其“天神後裔”身份的尊重。
通過以上例證可知，所謂“吐蕃王室源於佛祖釋迦牟尼後裔”的說法，完全是佛教佔據西藏話語權後的修飾與塗抹。
因為，如果王室源於釋迦牟尼後裔，那這幾塊立於吐蕃王朝時期的刻石，就完全沒必要幻化出一個天上神祗的譜系了。
拉加里王宮
而在吐蕃王朝時期，佛教勢力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麼強勢。
佛教與本教間的政治博弈，從松贊干布開始一直延續到吐蕃王朝滅亡。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吐蕃王室具有明顯偏向性的扶持，佛教勢力未必能撼動根深蒂固的西藏原生宗教——本教。
由此可見，整個吐蕃王朝時期，其國家運行的軸心——始終都是王權，而不是教權。
因此，吐蕃王朝是一個神權（王權）國家，而不是教權國家，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可能性。
二、農耕文明 or 遊牧文明
很多人醉心於吐蕃鐵騎，對唐朝連續不斷的打擊，想當然的認為，吐蕃是以遊牧為主的文明類型。
但如果將視線拉長一點兒，你就會發現，吐蕃相比於匈奴、柔然、突厥、蒙古之類的純遊牧民族政權，有很多不同之處。
所有純遊牧民族建立的政權，都存在三條無可逃避的天然劣勢：
其一、缺乏生產能力，國家經濟極度依賴掠奪收益；
其二、經濟的極度單一性，導致國家抗災能力極差；
其三、遊牧的生活方式，導致天然具有不團結基因。
因此，純遊牧政權常表現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質，其快速的興衰，皆源於無可改變的自然環境和生活方式。
而反觀吐蕃王朝，從其公元7世紀中葉崛起後，與唐朝爆發了長達150餘年的激烈戰爭，見諸史端的大戰170餘次。
這種兼有遊牧文明爆發力、農耕文明韌性的特質，使吐蕃王朝成了中原政權對外交戰史上的孤例。
而如果從吐蕃發源地山南雅礱河谷的自然特點上分析，顯然是一處適宜農耕，而非遊牧的地點。
由此，第一塊青稞田、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才會出現于山南。
要知道，修建水渠灌溉、土地種植整理、建築宮殿建築，是典型的農耕文明特徵。
也正是因為具有了定居的文明特徵，以金屬冶煉為代表的手工業得以蓬勃發展，具備製造刀劍、盔甲、盾牌、金銀飾品的能力，並發展出升、鬥、秤等便於商品交流的度量器。[6]
藏文史料《賢者喜宴》記載，吐蕃尚未統一西藏之前，便已具備“燒木為炭，煉礦石而為金、銅、鐵；鑽木為孔，製做犁及牛軛；開墾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藕耕，墾草原平灘而為田畝；於不能渡過的河上建造橋樑”的技術能力。
雍布拉康和青稞田
等松贊干布一統高原後，吐蕃獲得了藏北大量適於放牧的草原。
吐蕃國內的經濟形勢，從之前農耕為主，兼有畜牧，轉變為農牧兼營，互為表裡的狀態。
但即便如此，農業依舊是吐蕃經濟的核心。
由於西藏自然環境的特點，高寒地區的草場，每年生長期只有二至四個月，產草量低，三至四十畝地才能放牧一隻綿羊，畜畜量極低，且自然災害頻繁。[7]
這些特定的自然條件，都限制了高原畜牧業的經濟效益。
所以，吐蕃在高原本土對蘇毗、象雄等國的征服，可以看做是高原農耕部落，對半農半牧及純遊牧部落的征服。
很有意思的是，在“吐蕃”詞意的種種猜測中，有一種說法為“蕃”是西藏農業人口的自稱，與代表遊牧人口的“卓”相對。
正是由於農業對吐蕃經濟的重要意義，吐蕃政權在轄區內多次進行田地清查和權屬確定。
這種專門針對田地的普查工作，隨著吐蕃疆域的拓展，不斷向外推廣。
永徽四年(653年)，吐蕃征服吐谷渾後，大相祿東贊便命人劃定田界，按每戶籍人口分配土地。
有學者認為，吐蕃效仿了唐朝在邊疆區實施的均田制（軍屯+民屯的）。
敦煌莫高窟23窟—耕作圖
貞元二年(786年)，吐蕃佔領沙州（敦煌）後，實施了突田制和計口授田，並建立了相應的稅制和財政體系。
由此可見，吐蕃王朝的農業政策，具有明顯的穩定性和長期性。
因此，吐蕃王朝絕非純遊牧政權，而是一個披著遊牧外衣的農耕文明。
所以，它才會兼有遊牧文明的爆發力，以及農耕文明的韌性。
閱讀更多 包不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