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二戰爆發，納粹治下的奧地利局勢動盪，一位33歲的維也納人因為“長得像猶太人”，在當年11月遭到一群納粹黨徒攻擊。
年底，接到徵兵令的這位維也納人意識到，必須跑路了。他和妻子踏上了一場長途逃亡，先輾轉來到莫斯科，再經西伯利亞鐵路橫跨歐亞大陸，從日本橫濱登上了開往大洋彼岸的輪船。1940年3月，終於抵達舊金山的維也納人心情大好，寫信給自家兄弟：舊金山絕對是我見過的最美城市。
不過這還不是旅程的目的地。稍加整頓後，夫婦二人又經太平洋鐵路橫跨美國，到達了真正的終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一趟旅程橫跨兩個大陸，值了。
更應該感到“值”的是美國。這位33歲的年輕人，就是在入籍儀式當場指出美國憲法漏洞的著名數學家哥德爾。
哥德爾只是當時因戰亂移民美國的眾多基礎科學家之一。
希特勒給羅斯福送上的“大禮”包括但不限於：
愛因斯坦、愛瓦爾德、奧爾、波利亞、德拜、德恩、費勒、費米、馮·諾依曼、弗朗克、佛裡德里希、馮卡門、哥德爾、海林格、柯朗、蘭德，勒威、紐格堡、諾德海姆、賽格、塔斯基、外爾、魏格納……
沒有這群天才，盟軍破解納粹密碼的進程不會那麼快；美國也可能沒法這麼快完成曼哈頓計劃，投下一錘定音的原子彈。
更深遠的影響發生在戰後。
40年代，費米設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個核反應堆芝加哥1號，奠定了日後核電產業的基礎；50年代，馮·諾依曼幫助IBM第二任掌門人小沃森完成了第一套存儲程序計算機701的開發，開啟了美國製霸電子信息技術的輝煌；同一時期，戰後從英國移民而來的晶體管共同發明人肖克利創立了仙童半導體，該團隊的骨幹諾伊斯、摩爾等人後來出走，創立了另一巨頭英特爾。
此後，在科技上長於應用而弱於基礎的“二流暴發戶”美國一把翻身。
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了基礎科學的聖殿，全球頂尖人才開始源源不斷湧入這個國家——這是美國近80年來高速發展的最大護城河。
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基礎科學的崛起。
80年輪迴，又一個風雲變幻、高壓瀰漫的時刻。
過去數十年，迅猛發展的金融和信息全球化，已使大型跨國公司及其代表的工業界日益成為重要的權力實體，站到了新一輪爭端的舞臺中央。
當地時間 5 月 15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華為加入“出口禁運”實體清單（即美國企業需要獲得特別許可才能向華為出口軟硬件產品）；上週三中國時間深夜，ARM公司也宣佈暫停與華為的芯片架構合作。可以預見的是，為爭奪國際地位而拿工業界開刀的手法將越發頻繁。
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熱點問題——中國企業在芯片、操作系統等底層技術上到底有多依賴美國？華為“備胎”有多強？開源系統會不會也被“禁運”？
然而，更隱秘而重要的競爭還不在應用面，而在基礎科學麵。
時間彷彿回到了80年前，危難的另一個名詞是機會——被“卡脖子”的地球最新“暴發戶”，中國，會孕育出一種更重視底層技術和基礎科學，以及擁抱、善待頂尖科學人才的新型科技文化嗎？
1.任正非的質問
“用物理方法來解決問題已趨近飽和，要重視數學方法的突起。”
——任正非《中國沒有創新土壤，不開放就是死亡》
從很多跡象看，中國確實越來越重視基礎科學了，尤其重視向來被認為是科學皇后的數學。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一次，發出支持聲的最強音來自工業界。
相信很多人都已讀完了任正非於5月21日接受媒體採訪的2萬字實錄。74歲的任正非在回答中27次提及了“數學”，例舉了諸多數學對於華為的重要性：
華為5G標準是源於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數學論文；P30手機的照相功能依賴數學把微弱的信號還原；如今華為終端每三個月換一代，主要是數學家的貢獻。
他擲地有聲地質問：
我們國家修橋、修路、修房子……已經習慣了只要砸錢就行。但是芯片砸錢不行，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但是我們有幾個人在認真讀書？博士論文真知灼見有多少呢？
來源：AP Photo/Vincent Yu
他甚至表示，等自己退休了要找一個好大學，學數學。
這不是任正非第一次提及數學的重要性。
2012年，在任正非與內部專家的一次座談《中國沒有創新土壤，不開放就是死亡》中，他提到：“我認為用物理方法來解決問題已趨近飽和，要重視數學方法的突起。”
2006年以來，華為在俄羅斯和法國這兩個傳統數學強國建立了數學研究所。今年初，在接受採訪時任正非說：這30年，其實我們真正的突破是數學，手機、系統設備是以數學為中心。
按任正非披露的信息，華為現在已有700多名數學家、800多名物理學家、120多名化學家、六七千名基礎研究專家。
無獨有偶，連向來被視為“拿來主義”大佬的馬化騰在上週二被問及貿易爭端時也說：“中國已經走到發展前沿，拿來主義的空間越來越少。如果我們不繼續在基礎研究和關鍵技術上下苦功，我們的數字經濟就是在沙堆上起高樓，難以為繼。”
今年兩會前，馬化騰還曾發表口頭預告：騰訊未來要拿出10億元建立基金，啟動“科學探索獎”，支持數學、物理等基礎科學的研究。
更早前的2016年，包括馬化騰、李彥宏、丁磊、徐小平在內的中國互聯網工業界“大佬”組團捐贈了“未來科學大獎”，單項獎金100萬美元，承諾連續捐10年。
當被問起捐款原由時，馬化騰說：“這麼好的事情怎麼能沒有我？”他希望讓數學、生命科學等基礎科學領域成為新的時尚。
在上週六剛剛舉行的2019年未來論壇·深圳峰會上，深圳市副市長王立新從城市產業發展的角度提到：
大家從最近的形勢也看到基礎研究對深圳、對中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們過去講8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提那句口號，就是：“學好數理化，打遍天下都不怕”。
工業界主動示愛數學，看起來樸素直白，背後卻經歷了充滿辛酸淚的九曲十八彎。
要看清“破冰”的來路和去路，或許先要從驕傲的數學講起。
2.驕傲的數學
“數學家們正把時間浪費在了無意義的‘謎語逗趣’上。”
——牛頓
一群數學博士聚會，常見的調侃是：
“那誰是不是6化了？”
“聽說某某6化了？”
“什麼？你小子濃眉大眼的，居然也6化了！”
“6化”一梗，源自理工大校MIT，描摹著數學和外部世界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
在MIT，所有課程都以數字編碼，6字打頭的是如今最炙手可熱的計算機。本來學數學的人，學著學著溜去了計算機，是為“6化”。
能“6化”，說明數學作為科學之母，跨入其他學科並不難；但“6化”成為一種調侃，則反映了數學和其他學科間的距離感。
在華為此前建立數學研究中心，並廣招數學博士時，也曾遇到過類似的尷尬。
一位快畢業的數學博士在知提乎問：華為為什麼要招數學博士？
一個答案是這樣的：
答主認為，華為招的其實是應用數學博士，並非“主流數學”，從論文佔比來說，純數才是數學研究的主流。
這個答案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其中一種極端觀點是：應用數學根本不算數學。
為什麼理論數學界如此急於對外“劃清界限”呢？
這是理論派的驕傲，也是理論派的孤獨。
美國數學史家莫里斯·克萊因稱這種隔絕為“數學的孤立”。
別誤會，數學並非生而驕傲。一開始，數學家們總熱衷於解決現實問題：牛頓是因為渴望算出雙星軌跡才發明了微積分；龐加萊是為了解決三體問題才發明了微分方程。
曾幾何時，璀璨的文藝復興（14~16世紀）與激盪的大航海時代（15~17世紀）同時上演。數學在與其他學科和各類現實應用的互動中快速發展——航海需要的天體力學、戰爭中優化炮彈等武器需要的運動力學紛紛刺激、呼喚著數學的新突破。
牛頓引領的科學計算風潮應運而生，在古希臘數學理性、抽象、脫離於自然的傳統上注入了對現實的強烈關切，讓數學家更關注物理、天文、力學、光學等自然科學和應用中產生的問題，主導了17、18世紀和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的數學文化。而數學也因為與應用緊密交融，帶來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然而，浪漫的現實主義，卻遭遇了漫長歲月裡三次數學危機狠狠落下的“錘”：
公元前5世紀，信奉“萬物皆數”（整數）的畢達哥拉斯學派慌了：一位叫希伯斯的人發現了一個腰為1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長度為根號2）永遠無法用最簡整數比表示，推翻了畢達哥拉斯的著名理論，引發了第一次數學危機。畢達哥拉斯學派憤怒地把希伯斯拋入大海。直到公元前400年，通過對無理數的定義，第一次危機被解決；
18世紀，微積分蓬勃發展，但人們發現牛頓和萊布尼茲分別創立的微積分理論是不嚴格的，他們對基本概念“無窮小”的理解是混亂的，微積分的合理性遭遇巨大質疑，第二次數學危機爆發。直到柯西用極限的方法定義了“無窮小”，微積分理論才得以進一步發展完善；
19世紀下半葉，康托爾創立了著名的集合論，其乾淨漂亮讓數學家們開始相信集合論可以成為一切數學的基石。1900年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法國著名數學家龐加萊甚至興高采烈地宣稱：“藉助集合論概念，我們可以建造整個數學大廈……今天，我們可以說絕對的嚴格性已經達到了！”
可好景不長。1903年，英國數學家羅素提出著名的“羅素悖論”震驚了數學界：集合論是有漏洞的！第三次數學危機隨之爆發。
本意修地基的人，越修卻越發現更多的坑。
三次數學危機，讓數學家們篤信的數學大廈的嚴格性一次又一次被撼動、修補、再撼動、再修補，此後，直覺主義、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集合論公理化蓬勃發展，被危機嚇怕了的數學家深深意識到“攘外必先安內”——四大流派當時的首要任務已不是解決來自物理、天文、光學、航海、炮彈製造等多個實際領域的問題，而是以各自的方式，試圖讓數學重回一個邏輯嚴密的系統。
直到1931年，哥德爾終於給了數學體系致命一擊。
哥德爾以一篇《論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及有關係統》論文提出“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真的”和“可證的”從此被區分開來，可證的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證，換句話說，世界上不存在既沒有矛盾，又完備的數學系統。
這是一記重錘。數學家們終於開始接受確定性的喪失——
數學，並非一個和自然完美對應的真理體系。咔嚓一下，支撐信念的東西脆裂了。
一種深刻的變化由此蔓延——既然數學並不必然和自然對應，那麼用自然中的問題來啟發數學研究似乎也並無必要。
此後，自然、現實應用中湧現的問題，不再是指引數學家方向的明燈。
另一方面，現代高校分科制度的建設、教職評定的各種指標，又進一步強化了數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分離。學界有學界的規則，全職研究者不得不考慮頂級刊物、獎項的口味。
漸漸地，數學和物理、力學、天文學、電磁學等自然科學的深刻羈絆減弱了，數學被看做“形式科學”，和“自然科學”區隔開來；甚至即使在數學的國度內，數學家們也不再相互理解了。
純數學變得越發驕傲，失去了牛頓、龐加萊時代的“野蠻”活力（在後世數學家看來，18世紀的數學過於依賴直覺，缺乏嚴密性）。
1947年，馮·諾依曼曾敏銳地察覺了數學家想拋棄其他試驗科學的動向：
在距離經驗本源很遠的地方，或者在多次“抽象”的近親繁殖之後，一門數學科學就有退化的風險。起初，數學的風格通常是古典的，一旦它顯示出巴洛克式（以裝飾繁複著稱）的跡象，危險信號就發出來了。
——《數學家》
正如一個孤獨的孩子是很難自發變開朗的，改變數學的“孤立”，很難靠從內“自爆”，而需要從外敲擊。
比如動盪的二戰就是一個敲開數學封閉圍牆的鑰匙。彼時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形勢所迫”下，成了現代歷史上最後一個數學與其他科學緊密互動的殿堂：最傑出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最傑出的數學家哥德爾、開創了計算機科學的馮·諾依曼、人工智能的鼻祖圖靈，總能輕鬆穿過走廊自由交談，一個世界的智慧啟發著另一個世界的方向。
而如今，圍牆之外，“6化的世界”又開始急切地敲門了。
3.著急的工業界
“人工智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否則它的發展會有很大困難。“
——丘成桐
在數學世界的另一端，工業界可沒那麼深沉。
他們的思維方式簡單粗暴——產業發展遇到了瓶頸，亟需更多基礎理論支撐。
近年來，從高端製造需要的材料科學，到物流、交通和智慧城市離不開的運籌學，到安全技術所依賴的密碼學，再到直接卡住人工智能進展的算法層的思想革新，“硬科技”在工業界的落地，處處呼喚著數學。
去年以來引起中國普通民眾關心的半導體產業，正急需數學的貢獻。
在芯片設計、製造的繁複流程中，每個微小差別——比如不同的組件尺寸、組件材質、元器件排布等——都可能使芯片性能產生巨大差異，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而數學的引入，則能在仿真和模擬環節代替成本高、耗時長的真實實驗，提前預判芯片的效果。
目前，科學家已找到了許多描述半導體特性的數學方程，但是在求得精確解上，數學家仍束手無策，只能藉由計算機得到近似解。隨著芯片製造難度的升級，工業界急需找到更優的計算方法。
在對新型燃料電池、高端裝備、高端製造影響深遠的材料科學領域，科學家也在呼喚數學家的跨學科援助。
如離散幾何分析極有可能助力對納米多孔材料的研究，這一材料在研發新型催化劑上有廣泛的應用前景，而新型催化劑又有可能攻克氫燃料電池的應用難題，從而帶來新一輪的汽車革命。
而如今大熱的人工智能領域，數學缺席的瓶頸感格外明顯。
業界對過去一年的人工智能有一個評價：2018年，人工智能的進展就是沒有進展。
《浪潮之巔》作者、硅谷風險投資人吳軍有一個判斷：“人工智能技術20年內不會有大突破，因為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經用光了40年來所積累的技術紅利。”
這要追溯到神經網絡、深度學習方法的緣起。上世紀70年代，計算機科學家就開始研究神經網絡在推進人工智能上的可行性。
在《甲小姐對話特倫斯》一文中我們曾提到，當時，人工智能開山鼻祖之一馬文·明斯基認為神經網絡有數學上的侷限性，在他的權威震懾下，神經網絡在此後近40年裡一直無緣主流。
2012年之後，主流快速翻轉，深度學習在“大算力+大數據”加持下獲得神速進展，功能主義取代理論體系成為人工智能領域的尚方寶劍，但花開遍地後，卻遇到了能力進一步提升的關卡。
關卡背後的深層原因是，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是對以邏輯、規則為基礎的“建制派”的顛覆：好處是在結合大數據之後效果立竿見影；壞處則是深度學習成了一個人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黑匣子”，效果顯著，卻缺乏數學理論支持。
到2016年，人工智能領域的頂級賽事ImageNet中的神經網絡層數已達到了1207層，工程思維一度蓋過科學思維，但要想進一步發揮作用，沒有底層理論支撐很難突破。
在2017年的中國計算機大會（CNCC 2017）上，首位華人菲爾茲得主、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曾從數學家的角度發出提醒：
人工智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否則它的發展會有很大困難。
如今，中國工業界對攀登人工智能高地躊躇滿志，在應用領域也是“形勢一片大好”，誕生了諸多知名的業界公司，但卻面臨著丘成桐提及的“基礎不牢”的隱憂。
上週五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張鈸提到了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目前仍長於跟隨，不擅拓荒：
我們的從眾心理很嚴重，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深度學習很熱，發表論文的作者中幾乎70%是華人，但是其他非熱門領域，包括不確定性推理、知識表示等幾乎沒有華人作者。這就是從眾扎堆，不願意去探索“無人區”。
當被問及瓶頸該如何突圍時，張鈸院士給出了兩個方向：“一是數學，二是腦科學。”
何時可以迎來突圍？
院士的回答，真誠中有一點無奈：
“很難預計，我們也很著急。”
4.知其所以然
“數學的核心是解決‘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問題。”
——華為技術戰略部部長朱廣平
數學究竟能為工業帶來什麼？
任正非在採訪中提到，F22隱形飛機的隱形原理是五十年代俄羅斯數學家發明的。而華為在2008年推出的傳奇技術方案SingleRAN，更是數學支撐工業應用的一個經典範例。
對華為的客戶，即網絡運營商們來說，SingleRAN解決了一個剛需：在2G、3G、4G和不斷到來的通信網絡迭代中，提供同時運營多制式網絡的能力，從而讓運營商以更低成本平滑進入4G時代。
這一方案迅速引領業界風潮，到2010年底，華為已在全球部署了80個SingleRAN網絡。《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提到，拉美運營商AméricaMóvil在部署了華為的SingleRAN之後，基站功耗降低了50％，設備數量減少了70％。
SingleRAN的革新性，離不開背後複雜的數學算法。
2006年，陸家嘴軟件園，華為上海研究所903實驗室裡，射頻領域首席專家，華為Fellow呂勁松向多載波技術這一業界難題發起挑戰，這是SingleRAN的起點。
在1年半的研發過程中，華為俄羅斯研究所的算法專家鼎力相助——當年華為之所以在莫斯科建俄羅斯研發中心，正是看中了俄羅斯作為傳統數學強國的深厚底蘊 。
不僅提前佈局基礎數學研究，華為還通過長年投入，趟完了從基礎數學到工程化落地的各種坑。呂勁松在開發多載波技術時，曾在生產線上待了6個月，從庫房到物料，到貼片機，清查了各環節可能影響質量的所有細節，保證了SingleRAN的質量。
正是對基礎研究的持續投入和超強的工程能力，為華為建立了作為設備商的技術壁壘。藉助SingleRAN，此前通信設備業務收入排名全球第四的華為力壓愛立信、諾基亞、西門子，在4G普及的2014年，一躍登上世界頭把交椅。
5G時代，數學又幫華為進一步獲得了制定標準的先機。
去年7月26日，華為深圳總部紅毯鋪地，歡迎一個神秘來賓，他並非政要商要，而是土耳其畢爾肯大學教授Erdal Arikan。
當天的活動是為了感謝這位非華為編制的研究者。
2010年，已投入5G研發兩年的華為發現了Arikan在2008年提出的Polar Code（極化碼）理論。
相比Arikan的導師Robert G. Gallager（香農的學生）在1963年提出的信道編碼技術LDPC碼，Polar Code有理論上的優勢，但從工程學的角度來說不成熟。
華為頂著風險，陸續圍繞Polar Code投入了數千人的研發資源，把Arikan的論文變成了一系列專利和技術，並使之在2016年底成為5G控制信道編碼方案——這是中國廠商第一次掌握了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制定的話語權。
在去年那場感謝Arikan教授的活動中，任正非說：“我們要加強基礎研究的投資，希望用於基礎研究費用從每年總研發費用150-200億美金中劃出更多的一塊來，例如20%-30%，這樣每年有30-40億美金左右作為基礎研究投入。”
這也是為什麼，在如今華為遭遇危機後，任正非仍能自信地表態：“華為的5G是絕對不會受影響，在5G技術方面，別的國家兩三年內肯定追不上華為。”
2016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拓撲絕緣體，也是數學和科學、工業界碰撞的成果。
拓撲學本是數學的一個分支，研究幾何體在連續形變中的不變性質。2007年發現的拓撲絕緣體，是將誕生已100多年的拓撲學引入凝聚態物理的成果之一。
拓撲絕緣體被認為是繼石墨烯之後的“next big thing”，它內部絕緣，表面導電，特性神奇，在半導體行業極有應用前景。
對拓撲絕緣體做出了貢獻的張首晟，在與南洋理工大學學生交流這一發現時提到：愛因斯坦、狄拉克和楊振寧都完美的體現了一種風格——他們都有著最堅定的信念，那就是物理的最基本法則應該是被數學的美感所激發。
而在前沿計算機領域，數學界也顯現出興趣，並開始挑戰困擾人工智能已久的深度學習的“黑匣子”問題。
丘成桐及其團隊在2017年10月發表了一篇論文，用幾何學解釋了GAN（生成對抗網絡）。
這個成果將GAN與最優傳輸理論、凸幾何進行類比，使其轉化為了一個可求解的數學問題，從而為黑箱給出了透明的幾何解釋——這將有助於設計出更高效、可靠的計算方法。
看來，作為數學泰斗的丘成桐並不在意“6與不6”的界限，這其中有個淵源——丘成桐的學生顧險峰“6化”到了“計算機圖形學”，而這種跨界的視角產生了一個如今救人性命的好東西：用於直腸癌篩查的虛擬腸鏡。
大多數因篩查及時而獲得救治的病人可能很難想象，一切的起源是2000年時，丘成桐辦公室裡的一塊黑板。
在這塊黑板上，丘成桐給顧險峰講了全純一次微分和黎曼面之間的關係。這些理論後來被顧險峰應用到將直腸曲面攤平展開的想法上，成了虛擬腸景的算法技術核心，這一成果隨後被西門子和GE公司購買，目前已是CT掃描器械上的標配軟件。
不知不覺間，艱澀的數學支撐起了很多人的平凡“小確幸”。
俄羅斯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曾說：“不管數學的任一分支是多麼抽象，總有一天會應用在這實際世界上。”
正應了一種說法：所有理論數學，最終都是應用數學。
5.我們終將度過
“一個國家只有數學蓬勃發展，才能展現它國力的強大。數學的發展和至善和國家繁榮昌盛密切相關。”
——拿破崙
在80年前的“數學人才大遷徙”中，中國只是全球學術體系的“背景板”——如哥德爾取道日本前往美國時，曾路過日佔的滿洲里；許多歐洲科學家在橫跨美國時經由的太平洋鐵路，凝結著150萬華人勞工的血淚。
而如今，在數學和工業的最新互動中，中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
現在，不僅華為在莫斯科、巴黎建了數學研究中心，支持東歐、日本數學家的研究，各大中國互聯網公司也在紛紛硅谷設立實驗室，就地招攬人才。
這是一種全球化的“築巢引鳳”。
華為把這一思路表達得很清楚——“在有鳳的地方築巢”，機構跟著人才走，而不是人才跟著機構走。
在全球化體系下，重要的並非地理位置，而是創造價值。從歐洲某個數學家的黑板上，可能會長出新的良藥；在中國的某個實驗室裡，可能正醞釀著推動量子計算前進的發現。
今天，人類的科學技術，比商品經濟在世界上的傳播交融範圍更大、影響更廣。
在遠古時期，美索不達米亞人建造了巴比倫，印度人發明了十進位制，埃及人建造了金字塔，中國修築了長城，希臘人擅長邏輯推理，印加人發明了最先進的歷法……過往幾千年文明史，人類知識的進步，
正是千百年來跨地區、跨學科交融互動的累積式發展的結果。現在，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正在動搖科研體系的全球化互動。
從二戰時期接收大量歐洲科學家，到戰後80年裡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美國本是這種開放體系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從去年底開始，麻省理工學院、威斯康辛大學、伯克利大學紛紛因“非學術的原因”，宣佈不再接受華為捐款。國際主義的築巢引鳳吃了閉門羹：你是大方，我也缺錢（如伯克利這樣的公立大學要靠政府撥款，但加州政府財政赤字嚴重，近年來陸續削減了公立大學的經費），但你的錢，我不能要了。
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公司和高校的施壓，已產生了一個波及範圍遠超中美的影響：搞亂了全球分工體系，汙染了跨國學術交流。
最壞的不是在邊境上築起高牆，而是在人心裡建起提防。
好在，真正理解科技發展背後作用力的人，正選擇站在真理的一邊。上週四，耶魯大學校長蘇必德的聲明在晦暗中帶來了些許光亮：
我們堅持歡迎來自世界各地有才幹的同事。這絲毫無損於我們對學術誠信的追求……國際學生和學者在耶魯的校園是受歡迎和尊重的。我們感謝他們在共同追求知識與真理中表現出的專業、創造力和奉獻精神；我們申明他們屬於耶魯社區的成員。我在此提示，遇到簽證或其他任何問題的國際學生和學者，請聯繫耶魯的國際學生和學者辦公室。
這位校長很明白：對探索著未知邊界的數學家等基礎學科先鋒來說，提防心尤為有害，它阻擋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向前邁進的步伐。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必將知道。
這是1930年，被譽為最後一位“數學全才”的希爾伯特退休時演講的最後六個單詞。彼時，儘管數學家們仍籠罩在第三次數學危機之下，但他們仍然堅信，這幢大廈的基礎是堅實的。
但願這一次，當世界站上門檻，會有更多的人看清科學與工業交匯的價值，和它所需要的樸實根基——
一個開放、融合、流動的跨地域、跨學科的人才源泉，一個真正理解進步之含義的文明體系；但願這一次，數學不再孤獨，工業不再無援，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基於客觀規律抱以同一個信念：
我們必須度過，我們必將度過。
1.John Cornwell，Hitler's Scientists: Science, War, and the Devil's Pact，Penguin，2004.09
2.瑞德著，袁向東，李文林譯，《希爾伯特——數學世界的亞歷山大》，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07
3.莫里斯·克萊因 著，李宏魁 譯，《數學簡史：確定性的消失》，湖岸出版社，2019.03
4.人民郵電報，《華為餘承東：GSM/UMTS/LTE是SingleRAN三特性》，2011.02
5.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編，《諾貝爾獎得主與名人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講演與訪談》，2016.02
6.Na Lei, Kehua Su, Li Cui, Shing-Tung Yau, David Xianfeng Gu，A Geometric View of Optimal Transportation and Generative Model，Computer Aided Geometric Desig，2019.01
7.《光陰的故事》，華為心聲社區，2016.10
8.《Fellow呂勁松對話成研：非深潛無以成SE》，華為人，2014.08
9.《超越時代的眼光——為丘成桐先生七十壽辰而作》，老顧談幾何，2019.03
10.西蒙·辛格著，薛密 譯，《費馬大定理》，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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