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對只是暫時延緩了俄羅斯吞併烏梁海的進程，俄國人的垂涎是不能阻止的。1911年夏天，由於同中國已經把這問題逐漸挑明瞭，俄國陸軍部積極地進行了準備工作，以便在必要時立即佔領烏梁海邊區。而外交部在就此項措施所作的結論中指出，外交部在烏梁海邊區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令人驚慌的現象。
就在這時，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清朝政權被推翻，國內政局重新洗牌，各種勢力都跳上了舞臺。這次革命立即在蒙古引起的巨大震動。蒙古各盟紛紛宣佈脫離中國。11月18日，庫倫宣佈了蒙古獨立。12月16日，庫倫在博格德格根被推上了王位。同一天，烏里雅蘇臺將軍向蒙古人交出了武器。
很簡單的問題是，如果蒙古獨立成功，圖瓦的歸屬問題就會成為蒙古國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圖瓦雖然屬於中國，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後是向蒙古投降的。俄羅斯就想，我們能不能成為爭執的第三方呢？俄國內閣總理科科夫佐夫鑑於烏梁海邊區在同中國的關係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認為將所有收集到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資料重新提交內閣會議進行討論是有益的，看看到底能不能成為第三者。內閣會議首先詳細地研究了是否可以認為烏梁海地區是屬於俄羅斯帝國的這個基本問題。
代理外交大臣解釋說：要把烏梁海邊區說成在某一個時候中國管割讓給我們，或者在我們和清政府確定邊界線時已經劃分給俄國，都沒有無可爭辯的證據。在分析了一切能說明烏梁海是屬於俄國的論據之後，內閣會議得出結論：我們拿不出有條約根據的不可辯駁的理由來反對中國對烏梁海邊區的主權要求，所有的這些證據都是缺乏說服力的，或者一廂情願的。塔城條約被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最具有說服力。根據這個條約規定，兩國邊界線在烏梁海西部被規定在沙賓達巴哈西南，此地在唐努山脈以北近二百俄裡。
內閣會議決議接著指出：“與此同時，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也可能更早一些，俄國移民就開始逐漸滲入烏梁海邊區，先滲入烏尤克和圖蘭河谷，然後又滲入大葉尼塞河和小葉尼塞河流域。俄國移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烏梁海人的和睦相處促進了俄國農民和商人向該地移居，他們在那裡從事農業、商業、畜牧業、漁業和採金業。中國當局對俄國人這樣逐漸向烏梁海地區移居漠不關心。同樣，對那些為了滿足住在烏梁海的俄國人的各樣需求而來到該地區的俄國官員的公務往來，中國人也未予阻攔。烏斯邊務官及其助理為了達個目的一年內到烏梁海邊區約六次。其他一些俄國官方人員（神甫、調解法官、醫生、醫士）也從烏辛斯科耶材到這個地區去。最後還應指出，為了勘察烏梁海邊區的金礦，俄國的礦山工程師和他的助手還從米努辛斯克到過烏梁海邊區，金礦面積也是由米努辛斯克的礦山區劃人員來區劃的。這類公務來往都被視為極平常的事情，並沒有受到中國方面的任何阻撓。
當然，中國當局對俄國移民向烏梁海地區滲透所持的這種態度本身，還不能成為中國人承認烏梁海邊區是俄國領土的證據，最多可以解釋為他們並不在乎這塊地的歸屬而已。就連他們仍保持沿唐努山脈南麓的邊防線，隨時都可能被他們解釋為防守內地，如同在蒙古某些地區設哨卡一樣。因此，在我們對烏梁海邊區的要求缺少紮實的條約依據的條件下，上述情況還不能構成我們佔有該地區的法律根據。僅僅造成這樣一種實際局面，這種局面肯定我們在該地區有著特殊的利益，使政府有責任密切注視我們同中國在該地區的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俄國國會同時也不能不考慮中國政治生活的現實條件所提出的一些他情況。中國當前正經歷著激烈的革命騷動，這一場革命不知道最終會走向何方，不知道最終的政權會對烏梁海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對具有反對帝制、反對滿族統治的色彩的這次民族運動的規模，目前很難進行全面估計。但是毫無疑問，中國現在正處在尖銳的國內危機時期。在這種條件下，政治家們理智要求國會對待這個國家要特別謹慎。就算不考慮中國人民的反對，還需要考慮整個世界的格局，不應當忘記，中國領土上有政治經濟利害關係的不僅是歐洲一些主要國家，而且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任何一個大國干預中國的內部運動，甚至表示想利用這個運動來達到私利的目的，特別是肢解中國以擴大本國領土的願望，都毫無疑問會遭到其他有利害關係的國家的堅決反對。因此，宮廷高級侍從官涅拉托夫認為他有責任提醒內閣認其注意，我們在烏梁海問題上轉入較為積極的活動的任何嘗試，都會被解釋為利用中國爆發的革命對中國挾嫌報復並攫取其與本國接壤的領土的無恥行徑。這樣，我們同中國之間很久以來所保持的那種睦鄰關係也將會長期遭到破壞。
因此，內閣會議認為，目前不能把烏梁海問題全面提出來，它認為，正是中國當前的這種動亂局勢，使得我們暫時推遲把上述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冷水泡茶慢慢來。顯然，不管席捲中華帝國的這場革命運動的結局如何，中國經過這次危機之後都會受到削弱，並且在最近一個時期內沒有能力在邊界地區採取進攻性政策。這樣，中國當局採取措施向烏梁海地區加緊移民（如同他們在北滿所企圖的那樣），進一步從該地區將俄國人趕走的危險就消除了。該地區很可能仍聽其自然，而且被蒙古沙漠把它同中國內地隔開，今後還是俄國自然移民事業發展的適宜地方。
根據上述理由，內閣會議得出如下結論：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下，現在不宜對烏梁海地區顯示積極企圖，也不宜就此地區採取任何外交步驟，更不宜在該地區採取直接行動，如派軍隊到那裡或者採取整理土地的措施以及建立移民區等。但是，上述決定絕不表明我們在烏梁海問題上承擔了某種義務，也不能理解為放棄我們在該地區的優先權，也不能代表俄羅斯以後不攫取這一片領土，也不能代表我們應該收起貪婪之心。1910年，帝國駐北京公使館就有機會向中國政府聲明過，我們認為烏梁海邊區是有爭議的地區。這項聲明並沒有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因此，今後在北京與中央當局的往來中，特別是在同中國地方官員的接觸中，都應極力避免有可能被中國政府解釋為我們承認中國對烏梁海地區擁有主權的任何行動。該地區對俄國來說，有著不可懷疑的極其重要的價值，因而不可能與我無關：目前該地區土著居民為50000，俄國移民為5000，俄國人佔該地區全部人口的10%；該地有80家俄國工商企業與金礦。由此可見，如果說烏粱海邊區未通過軍事行動和外交行動併入我國的話，那麼在經濟方面和文化方面卻已處在佔優勢的俄國影響之下。該地雖然沒有俄國軍隊與俄國官員，但卻有著俄國人的巨大經濟利盆；有俄國農民，有一所學校，近50名俄國兒童在那裡學習；還有為紀念大主教英諾森而在圖蘭村修建的著名俄國教堂。
在上述條件下，帝國政府暫時放棄那種有可能彼認為是佔領烏梁海邊區的措施的積極活動，同時要竭盡全力逐步鞏固俄國在該地區的地位。促使我們這樣做的，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烏粱海邊區對我們來說是極有價值的移民區，這裡有肥沃的土地、豐茂的牧場與各種豐富的礦藏，特別是黃金。據考察家估計，該地可供移民的面積近500萬俄畝。假定給土著居民烏粱海人留下足夠數量的土地以後，烏粱海邊區仍能容納移民40萬人。如此大量的俄國臣民移居烏粱海邊區，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措施，因為據陸軍大臣發表的權威性意見來看，在中國達段邊境地區建立由俄國人組成的堡壘，無疑會減輕靠近中國邊界的環繞貝加爾湖的鐵路現在所受到的威脅。內閣會議認為和平兼併烏梁海邊區的方法最為適宜，因而把向上述地區移民擺在首位。只有通過這種途徑，才能在上述地區造成這樣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將來在對我們比較有利的政治形勢下，可以使我們有理由向中國政府聲明，烏梁海邊區存在著一些重大的俄國國家利盆，這種情況促使俄國不能不對這個地區的前途表示關注。一般說來，在海外獲得了大量屬地的各西歐國家實行殖民政策的經驗都說明，和平移民活動和在該地建立經濟利益，以後在很大程度上會促進那個與這一地區有著各種貿易和工業聯繫的國家在這一地區擴大政治影響。在烏梁海邊區建立大量的俄國移民區，也將有力地支持我們保護居住在那裡的俄國臣民，並使我們的政策逐步走上對該地區實行保護的道路，而在更遠的將來則可能把該地區直接併入我國。當然，內閣會議認為，鼓勵俄國人向該地區移居，不應當由政府出面人為地吸引移民去烏梁海。那樣做很可能引起中國當局的懷疑，同時又可能成為新地方的移民因得不到在其他開放的移民區裡移民所得到的政府機關與官員的關照而責難政府的正當口實。而在當前就未必需要政府進行這種干預。
如上所述，向烏梁海邊區的移民活動始於上世紀70年代，而有些俄國人卻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在那裡了。而且到烏梁海邊區去的多數是西伯利亞人，他們經受過故鄉嚴酷生活條件的鍛鍊，比較能適應烏梁海的特殊生活與自然條件。西伯利亞人即使在將來也是向烏梁海邊區移民的理想對象。
與此同時，伊爾庫次克省總督於今年9月報告說，發現烏梁海人中間出現了騷動，在他看來，達種騷動很可能發展成為公開暴動。有鑑於此，狩獵官克尼亞澤夫指出，必須迅速將足夠的軍隊調至邊境的烏辛斯科耶村，這樣可以保護烏梁海邊區俄國移民的生命與物質利益不受損害，同時如果事件的進一步發展要求軍事佔領鳥梁海邊區時，也能對烏梁海邊區實行軍事佔領。俄國駐北京公使的結論也與伊爾庫次克省總督相同，該公使也主張作為預防性措施在與烏梁海邊區接壤的地區加強軍事力量。在四等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就此問題所呈的緊急奏摺上，沙皇於10月16日御筆親批：“應將我軍派往烏辛斯克。請與內閣總理商談。”因此，內閣會議認為，目前有義務立即授權陸軍大臣不必等待烏斯特別地方部隊建成，迅即命令百人左右的哥薩克部隊集中到烏辛斯科耶村。
這樣，沙皇政府由於考慮到了國際政治形勢，擔心會遭到日本、美國，首先是其盟國的反對，才不得不採取謹慎的等待時機的政策，但堅信，烏梁海邊區今後仍是發展俄國殖民事業的合適地區。正是考慮到國際形勢，才使俄國政府暫時放棄了利用中國的衰弱而採取積極行動去佔領圖瓦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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