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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亡，有我！：写人要写出他的特殊气质
齐邦媛
选自台湾著名翻译家、作家齐邦媛教授的自传性作品《巨流河》第三章。这部内容丰厚、思想沉重的作品在两岸三地及海外华文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通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浪迹各地私垫教学的父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〇八年，由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吗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 is Another 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 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借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〇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齐邦媛教授的自传性作品《巨流河》在港台出版繁体字版后，继而在大陆出版了有删节的简体字版。
这部内容丰厚、思想沉重的作品在港台、大陆及海外华文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历史上，有些记忆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了，有些记忆却又被有意无意地拔高了。齐邦媛教授以自己一家、自己从年轻到成年的苦难经历，写出了八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以及个人在这种大时代中的命运。
《巨流河》文字精确、冷静、还原力很强，阅读时渲染出极其强烈的在场感。在少年时代的东北家乡，花草树木，天空流云，历历在目。上学后，日本军队在东北发动入侵战争，作者随母亲一起从东北流亡到南京，投奔在南京政府做事的父亲齐振英；接着，又因为日本侵略者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而全家从南京开始流亡，西向湖南等地，经历了颠沛流离，难以描述的苦难，但这些青春热血的学生们一直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失去勇气，没有失去希望。他们在如此的苦难中，仍然坚持学习，坚持读书，坚信如果文化不湮灭、不被毁坏，今后中国仍会重振旗鼓，会需要他们学习到的知识来重新建设。
……他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颠沛到抗战时的首都重庆，暂时安定下来。但是即使在重庆，也没有远离战争。日寇地面上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只好发动对重庆等地的漫长空袭，试图以毫无人性、没有任何节制的空中毁灭性轰炸，压服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重庆军民经受住了日寇空军长期空中轰炸，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但绝不屈服，顽强战斗，皆因心中有无限的信念。美国空军的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志愿飞行员组建了飞虎队，以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中国军民抗击日寇，击落了无数的日寇飞机。日本空军对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的轰炸时间持续之长、之惨烈，远超德国空军在“二战”期间发动的伦敦空袭。并且，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力也远超中国抗战时空军的实力，敌我相比实力之悬殊，实在令人感到壮怀悲烈——我在校订这个选章时，读到一些壮烈字句情节，仍忍不住泪水盈眶——据史料记载，日本对重庆轰炸持续6年10个月，直接伤亡32829人,财产损失100亿法币。
在齐邦媛教授书中，她写到了自己和同学们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继续上课，有同学不幸被炸身亡，但她们仍能始终坚持。南开中学以及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大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以自己的精神激励所有学生：“中国不亡，有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千年持续，是因为有张伯苓先生这样的民族脊梁，香火绵绵，不绝传递。
无论在何种苦难中，他们绝不放弃文化传承，切实做着烦琐的具体办学、教育工作。
写人纪事有各种不同的侧面，齐邦媛教授在这里用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直接，但非常鲜明地凸显出了张伯苓校长的人物形象。一是他热心办教育；二是生命不止学习不已，四十一岁了还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三是他以全力创办了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四是他的坚毅和勇气，在抗战兵荒马乱时仍然坚持带领学生。
读完齐邦媛教授写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仍然可以感觉到：写人纪事，贵在情真，一旦虚假，则为空中楼阁、无源流水。
思 考
写人，要写他的各种侧面。所有这些细节加起来，就成为一个丰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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