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培與梁任公——文明的起源與文明體系的成長

許倬雲

雅斯培與梁任公——文明的起源與文明體系的成長

每逢有報刊要我開書單時,我總覺十分為難;因為我總覺得每一本讀過的書,都曾對我有所啟沃觸發,選擇任何一二本,都會“虧待”未列入書單的著作,《南方週末》找我開書單,我久久未復,也是為了這個緣故。

我的史學興趣是社會史與文化史;這一範圍的史料,小大不拘,處處有反映一個時代的信息。經典名著有其永恆價值,破銅爛鐵,殘磚碎瓦,也有其獨特的意義。我讀書雜亂,著作也少佳作,均由於自己選擇的研究園地的特性。近幾個月內,為了撰寫《中國文化史簡論》,自己確定了一些討論的角度,亦即中國文明體系的特色及其成長增高的過程,在這一課題下,發展的一系列觀念,實得益於兩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謹將自己最近的心路跋涉的兩個路標,介紹於《南方週末》的讀者。

第一本著作是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雅斯培是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畢生發展了積極性的存在主義。這本《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出版於1949年,其中少見引經據典,也無咬文嚼字,卻清楚地標出自己的看法。所謂“歷史”,在這本書中,其實也相當於人類的文明。他主張是在某一些地區的人類開始提出有關人天關係的超越議題之後,才出現了人類社會的幾個主要文明體系,包括中國的孔子,猶太人的先知,印度的佛陀,古希臘的哲人。在這些文明系統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的經歷始是有其意義。

雅斯培的主要論點,其實不僅在這古代的突破,而同樣指出眼前正在開展的大突破,亦即科技文明將是人類社會變化的主要動力,導致人類社會的大整合,終於趨向為一個共同的文明系統。

雅斯培指出的現代大突破,如眾所周知,正在加速度的演進中,在世界各國都還在民族國家體制的制約下,致力於撕裂人類共同社會時,雅斯培預料今日的發展趨向,誠可謂洞見卓識!

我在治學方面,當然受“古代大突破”觀念的啟發,但是我也有不敢苟同之處:孔子、佛陀、先知、哲人……都有其“打前站”的觀念,逐漸累積為足夠的知識能量,而有關鍵性的突破。雅斯培將“古代大突破”簡約為那些先哲的時代,卻忽略了前面的發展過程,這是可以商榷之處!

另一本我要提出的著作是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這篇文章在他的《飲冰室文集》之內,原是他擬撰中國史的基本框架。梁任公將中國歷史,看作一箇中國文明持續擴張的過程。由古代中原的中國,發展為秦漢以來中國的中國,又擴大為東亞的中國,亞洲的中國,最後將是世界的中國。這一擴張的過程,梁任公並未十分明白地界定何謂中國,它是以民族(區分)?還是以政治版圖(區分)?還是以文化內涵與外延(區分)?

我自己則選擇了從文化內涵與外延,探討文化因素的日益豐富與複雜,以及中國文明體系與其他文明體系之間的來往取予。我不願由“民族”的定義著眼,因為民族不能不以血統界定,我也不願以“國家版圖”為定義,因為這樣的擴張論,最終難免有宣揚帝國主義的嚴重後果。我從文明體系的內涵與外延討論,庶幾理解人類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在取予之間,能有不斷的滋升,並且我也盼望,有所理解,及各處人類能互相欣賞與彼此包容,終於有朝一日,大家一起進入大同世界。

兩位學者的人品,也令人欽佩,梁任公先生一生行誼,中國人都很熟悉,為學從政,均有本末,其於中國現代啟蒙之功,更足稱道。雅斯培於希特勒最猖狂時挺身批評,遂自我放逐於瑞士,其行為完全符合其人文修養,堪稱仁者仁學的實踐。

這兩位哲人留下的智慧,都有其值得咀嚼之處,雅斯培的“文明大突破”觀念,已為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反覆討論,在過去十餘年中,為了這一主題而舉行的學術論壇,已不下十餘次,梁任公的中國文明擴張階段觀念,則至今尚未有中外歷史學界集體探討。二十年來,我不斷介紹梁任公的理論,可惜至今少有迴響——我始終引為憾事,希望《南方週末》的作者與讀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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