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劉雲若的三部小說被拍成電影搬上銀幕，並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這一年堪稱國產電影的“劉雲若年”。此種殊榮在天津文壇絕無僅有，放眼全國亦屬罕見。
（上圖為：劉雲若（右一）與吳秋塵，1930年攝於天津大華飯店樓頂。照片來源於《北洋畫報》）
劉雲若的小說受影界青睞與上世紀40年代初國產電影類型升級關係甚密。此間，表現傳統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民間片、古裝片的熱潮消退，反映當代社會生活和青年命運的言情片、時裝片逐漸興起。然而，趨新的潮流一開始就遭遇到嚴重的劇本荒。這也使得影業人士對充滿現代都市生活氣息的劉雲若的小說，特別是《春風迴夢記》《紅杏出牆記》這兩部廣為讀者歡迎的作品格外看中。據《新天津畫報》上一文記載，“國片製片巨頭們……紛紛設法要奪得劉雲若小說的攝影權”。經過一番角逐，小說改編的權屬終於塵埃落定，《紅杏出牆記》歸國華電影公司所有，《春風迴夢記》與劉氏另一著作《碧海青天》落到國聯電影公司名下。
（上圖為：1931年《紅杏出牆記》在《天津商報圖畫半週刊》連載）
《春風迴夢記》是劉雲若“觸電”的處女作。同名電影由嶽楓擔任導演和編劇，顧也魯、童月娟分別飾演男女主角。1941年2月13日晚9點15分，影片在上海新光大戲院公映。據當時媒體報道，“觀眾慕原著作人劉雲若之名往觀者甚多”。10月，該片來津公映，反響亦十分強烈，津市各界給予一致好評。藉助影片的成功，多名演職人員一炮而紅。配角李紅因出色的表演備受讚譽，其風頭幾乎蓋過兩位主角。導演嶽楓更是從之前無片可拍的狀態，一躍在國聯中身價百倍。《大美週報》刊登過一張他被封住嘴巴的照片，並配文調侃：“導演嶽楓看見《春風迴夢記》賣座奇佳，以是笑口常開，旁人給他封上了這個套子，因之他只好眼睛在笑了。”影片之風靡，導演之得意，由此可見一斑。不久國聯便乘勢而上，以原班人馬拍攝《碧海青天》，以期複製《春風迴夢記》的成功。
（上圖為：電影《春風迴夢記》海報，照片來源於1941年《鄂報》）
（上圖為：電影《春風迴夢記》導演嶽楓被封住嘴巴的照片，來源於1941年《大美週報》）
《春風迴夢記》轟動影壇之後，《紅杏出牆記》也將搬上熒幕的消息一經傳出就成了社會熱點。《中國影訊》《大眾影訊》《電影生活》《電影新聞》《中國電影畫報》等多家專業雜誌迅速展開鋪天蓋地追蹤報道，且都以“巨片”“鉅製”定位。劉氏的讀者無不翹首引領，廣大津門“雲迷”更是以此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津津樂道。劉雲若小說改編電影受到如此期待是不無緣由的。原著情節曲折跌宕，在報紙上連載時就深為讀者著迷，後經李昌鑑、裴揚華在上海電臺播講，進一步深入市民大眾內心。在導演張石川看來，小說《紅杏出牆記》完全具備炮製商業巨片、穩操票房勝券的前提。
（上圖為：電影《紅杏出牆記》海報，照片來源於1941年《鄂報》）
於是國華傾力打造鉅製。它先是高調宣稱要突破《淮海人家》（金星影片公司出品）創造的時裝片“售座紀錄”。這第一張牌就打得精明十足！《淮海人家》原著作者是張恨水，而當時張、劉二人齊名並價，“南張北劉”“天津張恨水”之說流傳甚廣。國華巧妙利用了這一噱頭，為影片的上線賺足了眼球。同時，該片導演張石川正是《淮海人家》的執導者，其以往作品《李三娘》《董小宛》《七重天》等莫不觀者如潮，可謂票房擔當。編劇是播講過這部小說、與導演合作過《李三娘》的李昌鑑。演員陣容尤其壯觀，幾乎囊括了國華的班底。白雲、周曼華領銜男女主角，孫景璐、徐風、袁紹梅、呂玉堃、尤光照、龔稼農、蒙納、周起、陶由悉數登場。惜乎周旋請假休養，未能參演。因明星太多，上映前還鬧出了主要演員為廣告中名字字體大小而爭風吃醋的風波當然，這一傳言很有可能仍是一種造勢手段。
電影《紅杏出牆記》不僅聲勢大，氣勢也不小。該片之攝製，劇本有十六大本之多，使用佈景一百七十多場，耗用膠片一萬八千多尺，而片長更是破天荒地達到了三個小時。在時人眼中它是一部十足的“超長大片”，甚至有多家報紙將其與剛剛在華放映的好萊塢大片《亂世佳人》相提並論。起初，張石川計劃仿效《亂世佳人》將長片一次映完，但由於擔心與國內觀眾的欣賞習慣不符，遂改為了上、下兩集。對於這部精心鉅製的公映，國華相當重視。周密考量之後，安排在舊曆新年，於新落成的上海金都大戲院與影迷見面。
（上圖為：電影《紅杏出牆記》海報，照片來源於1941年《鄂報》）
在這一年的節慶氣氛中，《紅杏出牆記》如願收到了“賀歲片”的效果。《大眾電影》有文記載，該片公演後“盛況始終不衰，賣座破新紀錄”。幾個月後，影片來津，在華安、真光兩家影院同時開映。一時間觀者雲集，盛況空前。據《新天津畫報》報道，“連日兩院每場都售滿座，打破國片歷來在津銷售紀錄”。國華最終實現了預期目標，這個國產電影的“劉雲若年”也隨之達到了高潮。
（原文標題為《國產電影的“劉雲若年”》，原載於2019年8月27日《天津日報》“滿庭芳”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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